古人的虫害观念及防治中的生物多样性智慧

“ 上不苛扰，下不烦劳，各修其业，安其性，则螟螣不生，而水旱不起。

——《盐铁论·执务》

在传统农业生产中各种不可控的灾害时有发生。其中，虫害（包括蝗虫、螟、黏虫、枣步屈、桑尺蠖、稻飞虱、守瓜、天牛等多种）是较为突出的一种。各种虫害中尤以蝗害为甚。与现代认知不同的是，在传统人们看来，蝗、螟等各类昆虫虽然也啮食农作物，但这是自然的、正常的现象。

传统人们认为，只要人与人和、人与天和，就能调理维持天地阴阳系统的整体协调与平衡，就能使自然回归“和”，令万物正常生长、成育、繁殖，使各种生命与物种的数量趋于合理的数量范围之内，不会太多，也不会太少，从而从根本上解决虫害的问题。“天地生于自然，万物生于天地。自然者无外，故天地名焉。天地者有内，故万物生焉。……天地合其德，日月顺其光。自然一体，则万物经其常。”

这种“和”观念与方法对保护和维持古代农业体系中昆虫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发挥了重要作用，没有形成今天社会人虫对立、剧毒喷杀这种破坏农业生物多样性的简单模式，在虫害的认知与观念中，以及防虫的技术方法中，发展出了蕴涵丰富生物多样性智慧的形态。

“ 昆虫未蛰，不得以火少田。

——《礼记·王制》

矛盾往往无处不在。人们一方面敬畏与尊重昆虫，不愿消除它们，但另一方面它们的确对人类时而造成生存威胁，又不得不加以防治。如蝗虫，作为暴食性的昆虫，其可吞食粟、稷、玉米、高粱、水稻、三麦、牧草等多种农业作物，对农业生产和人们生存可产生毁灭性灾难。乾隆年间编《河南汲县志》载：“崇祯八年十三年（1640年）三月，大风沙霾昼晦，春夏旱蝗，大饥，人相食。乡域盗遍起，民死几尽。”

在这种情境下，人们迫于生存危机和现实压力，发展出了一系列防治虫害的措施。尽管如此，传统的这些措施与当今相比，仍显得更为绿色、生态，其中同样蕴涵着值得借鉴和汲取的生物多样性智慧。

1 作物防治

在防治虫害的长期实践中，人们发现有些作物具有很好的抗虫性，令虫避之而不食。例如，针对抗蝗作物，《吕氏春秋》提到蝗虫不食大麻。房玄龄《晋书》载：蝗“不食三豆及麻”。王祯《农书》载：蝗“独不食芋桑及水中菱芡。”《治蝗要诀》指出“黑豆、芝麻等物或叶味苦涩，或甲厚有毛”，蝗“皆不能食。”徐光启《农政全书》指出蝗“不食绿豆、豌豆、豇豆、大麻、苘麻、芝麻、薯”。《除蝻八要》记载蝗虫不食的作物有黄豆、绿豆、黑豆、豇豆、芝麻、大麻、苘麻、棉花、荞麦、苦麦、芋头、洋芋、红薯等13种。郭云升《救荒简易书》所记载的蝗虫不食的作物有臭麦、蚕豆、豌豆、小扁豆、葱、芥、茼蒿、出头白萝卜、多汁白萝卜、无汁白萝卜、圆蛋白萝卜、擘兰菜、油菜、苜蓿、莙达菜、冬葵菜、扫帚菜、尖叶苋菜、圆叶苋菜。既有如此多作物具有抗虫性，那么为了降低虫害，有意识地杂种和兼种多样作物便成了人们防治虫害及降低农业歉收概率的重要理念。所以，《汉书食货志》言“种谷必杂五种，以备灾害”。徐光启也指出：“农家宜兼种以备不虞。”传统农谚也说：“上年蝗虫闹成灾，今年多把豆棉栽”。杂种、兼种多种抗虫作物，一方面有效防治了虫害，另一方面实际也丰富了农业物种多样性。

2 间作与轮作防治

“ 在大面积土地上仅种一种谷物，这样的种植方法为某些昆虫数量的猛烈增加提供了有利条件。单一的农作物的耕种并不符合自然发展规律，这种农业是工程想象中的农业。大自然赋予大地景色以多种多样性，然而人们却热心于简化它。因此人们毁掉了自然界的格局和平衡，原来自然界有力这种格局和平衡才能保有自己的生物品种。一个重要的自然格局是对每一种类生物栖息地适宜面积的限制。很明显，一种食麦昆虫在专种麦子的农田里比在麦子和这种昆虫所不适应的其他谷物掺杂混种的农田里繁殖起来要快得多。

——蕾切尔·卡逊

这是警惕人们，避免和控制虫害，农业生产应该模仿或还原自然，保持农作物的多样性，防止种植的单一性（即防止失“和”）。实际上，中国传统农业对此早有认识，人们通过间作与轮作——两种体现“和”与生物多样性的耕作方式来控制和防治虫害。

间作防虫。例如，宋元时期《农桑要旨》指出：桑间种植谷子，导致桑地干旱，也可诱发“天水牛”等虫害；如果，间作绿豆、黑豆、芝麻、瓜、芋等作物，就有利于防治虫害。

轮作防虫。轮作防虫技术开端于《齐民要术》。《齐民要术》指出，大多数作物不宜连种，需合理轮作。例如，“谷田必须岁易”（《种谷篇》）、“麻，欲得良田，不用故墟”（《种麻篇》）、“稻无所缘，唯岁易为良”（《水稻篇》）。谷子连作就会“莠多而收薄”，麻连作就会“有点叶、夭折之患”（“点叶”大概像现在所说危害叶片的炭疽病，“夭折”像现在所说危害大麻茎的立枯病。这两种病都可通过土壤传染。所以不能用“故墟”），稻连作就会“草稗俱生，芟亦不去”。明代徐光启《农政全书》总结了棉稻轮作防治虫害的经验：“凡高仰田，可棉可稻者，种棉二年，翻稻一年，即草根溃烂，土气肥厚，虫螟不生，多不得过三年，过则生虫。”清代陈启谦《农话》认为棉稻轮作可防治“地蚕”：“种稻后，不种秋熟，至明年再种棉花，因棉田多地蚕，种稻则蚕被水淹死，不复为害。”棉稻轮作实际是一种水旱轮作，它能通过改变虫害栖息繁衍的生境来防治虫害发生。

3 生物防治

传统人们通过观察发现，自然界生物存在着捕食与被捕食的机制。例如，王充就曾说：“诸物相贼相利，含血之虫相胜服，相啮噬，相啖食。” 这种机制也被人们利用来防治虫害——生物防治。

生物防治较早的是黄猄蚁防虫。晋代，人们总结了利用捕食性天地昆虫黄猄蚁防治柑橘害虫的方法（据查，这是世界上利用天敌关系防治果树害虫的最早记载）。嵇含录：“交趾人以席囊贮蚁，鬻于市者，其窠如薄絮囊，皆连枝叶，蚁在其中，并窠而卖。蚁赤黄色，大于常蚁，南方柑树若无此蚁，则其实皆为群蠧所伤，无复一完者”（《南方草木狀》卷下）。黄猄蚁，也称为黄柑蚁（Oecophylla smaragdina Fabr）能捕食棱蝽等20多种柑橘害虫，用其防虫省时省力，效果良好。后人对此有广泛应用，相关记载不绝于史料。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唐昭宗时刘恂所撰《岭表录异》、宋代庄季裕《鸡肋编》及明清书籍，如俞贞木的《种树书》、吴震方的《岭南杂记》、李调元的《南越笔记》等也都有记载。而且，这种方法目前在广东、福建等省的橘园中仍有应用。此外，传统人们还有放鸭防虫、益鸟防虫、青蛙治虫、螳螂防虫、蛛蜂防虫等多种方式。将其他生物引入农业系统以防治虫害，这种生物防虫的方法一方面能够有效防治和控制虫害，另一方面也通过物种引入维持和丰富了农业物种的多样性。

4 药物防治

传统社会利用药物防治虫害的历史非常久远。早在周代就设置了翦氏、赤犮氏、蝈氏、壶涿氏等用药物驱虫的专门官员。这些官员使用不同的药物祛除不同的昆虫。尽管，其祛虫范围主要是限于室内和水虫害虫，尚未推广到农业上，却开创了世界上利用药物防治害虫的先例。

药物防虫用于农业上，大致始于汉代。《氾胜之书》载：“取干艾杂藏之，麦一石，艾一把、藏以瓦器、竹器，顺时种子，则收常倍。”其原理大致是利用“艾”的挥发性芳香油达到防虫效果。唐代，人们以“苍耳”代“艾”来防治仓储虫害。例如，韩鄂《四时篡要》载：“六月……煞大小麦，今年收者，于此月，取至清净日，扫庭除，候地毒热，众手出麦，薄摊，取苍耳碎锉和拌，晒之。至未时、及热收，可以二年不蛀。” 至宋元，植物性药物与矿物性药物都被用以防虫。植物性药物有苦参、白敛、芫花、百部、苍耳；矿物性要素有硫黄、石灰、食盐等。另外，宋元时期还出现了利用桐油、苏子油、胡麻油治虫的技术。例如，苏轼在《格物粗谈》所载：“菊，……蠹虫生枝上，以桐油围梗自死”。 明清时期，药物治虫进一步发展。首先，增加了藜芦、狼毒、雄黄、雌黄、烟草、巴豆、雷公藤等药物；其次，创始了“吸筒”这种喷药器械；最后，采用了混合药剂法。例如，清代陈崇砥总结了用百部煎成浓汁，加极浓的碱水、极酸的陈醋配制成合剂防治蝗卵的经验。

不难发现，传统人们所采用的药物防虫法大致有以下两个特点：第一，所采用的植物性、动物性及矿物性药物的种类和范围越来越广泛多样。第二，所使用的药物较为绿色、生态、毒性低，其原理多是利用各种药物的刺激性和挥发性来驱赶、避开虫害，而较少直接将虫杀死或灭除。

而且，其施药对象一般是一种药物防治一种昆虫，或者一种药物使用在一种农作物上，因此多半不会错杀或误杀农业系统中的其他生命与物种（尤其是益虫或益鸟），对农业生态系统破坏小或者没有破坏，对环境也几乎没有污染，不影响农业生物多样性的稳定和繁荣，与现今剧毒农药杀虫的原理与结果有较大区别（现代农药杀虫，一方面“不具有选择性的毒效，即它们不能专一地杀死那种我们希望除去的一个特定种类昆虫”，另一方面所用农药会残留在自然环境和生物有机体中，给生物正常的繁衍和生存造成巨大负面影响）。

“ 传统人们认为，虫灾起源于“和”的缺失，是“人祸”而非“天灾”；防治虫灾根本在于致“和”——人与人和、人与天和，而非通过靶向性的斗争机制和对立模式将昆虫消灭殆尽；种植多样性抗虫作物、多样作物间作与轮作、生物防治及药物防治几种防治虫害的技术，或在时间或空间上契合着“和”，它们都有利于维护农业生物多样性的稳定。

传统农业对虫害的认知态度及防治技术，处处体现着“和”的特征和彰显生物多样性的智慧。

本文由刘四旦摘编自蒋忠华、严火其著《中国儒家生物多样性智慧研究》一书。

ISBN  978-7-03-044449-3

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意识——儒家，其思想有利于协调人与自然、人与万物之间的关系，蕴涵着丰富深刻的生物多样性智慧。《中国儒家生物多样性智慧研究》主要从中国儒家的核心概念“气”、“和”、“仁”、“礼”等入手，对其生物多样性智慧做了梳理和研究。儒家生物多样性智慧为当今人们持久维护生物多样性的繁荣稳定，提供了一种合理而可能的选择路径和实现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