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抑郁症时，我们常常会给对方贴上以下几个标签。
“你太不知足了，我们以前过的日子比们苦多了。”
“你内心太脆弱了，坚强一点。”
“你太负能量了，要正能量一点。”
很多时候，这些标签无法改变一个人内心悲伤的情绪，反而会让人产生一种新的无力感。
我错了，我不应该抑郁的。
在看待别人的问题时，我们常常会把问题归咎在对方的性格、认知方式或者承受能力等内在特质上，而不会想要了解TA到底经历了什么，是什么事情造就了TA的悲观。
这种现象，被心理学家称之为基本归因偏差，即我们会倾向于认为一个人的不幸，是因为TA的内心出了问题，而不会去思考这个世界是不是对TA的确有所不公。
长期以来，心理学家在面对心理问题时，往往也会从患者个人的角度出发，来进行分析治疗。
直到心理学家卡伦·霍妮的出现，才开始把社会因素列入到诊断与治疗的范畴之中。
卡伦·霍妮认为，当我们在考虑一个人身上出现的心理问题时，需要将TA身上的症状表现纳入到所处的时代与社会之中来进行考量，因为人是一种社会性的动物，将每个人作为一个孤立的个体来看待，那么所有的心理问题也就不复存在了。
人只要一过30岁，他的名字就会像剥落的油漆一般被很快遗忘。那些名字所代表着的现实，比梦幻更加虚无飘渺、毫无用处，并将被日常生活逐渐遗弃。——三岛由纪夫
日本是一个自杀率很高的国家，据统计，2014年日本有超过25000人自杀，平均每天有70人自杀。
三岛由纪夫在《春雪》里，描写了一对青梅竹马互生情愫，却因为女主被皇室看中，最后以悲剧收场的凄美故事。
故事里的清显与聪子也同为贵族，但他们也依然抵挡不了权力对命运的摆布。
直到现代，阶级固化依然是日本社会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尽管社会文化宣扬着许多可以实现阶级跨越的途径，比如教育，但良好的资源依然掌握在上层阶级的手里，在宽松世代，学生的成绩通常与家境成正比。
在我国，随着经济的发展，贫与富的差距也越拉越大。根据浙江大学教授李实的一篇调查，国内目前中等收入群体仅为24.7%，而西方发达国家国家基本都在50%以上，英国则达到了70%左右。
随着个人主义文化的盛行，成功学也曾经一度成为一种流行文化，靠自身的努力就能实现财富积累与阶级跨越成为了目前社会中一种主流的信念。
进入了流量时代，也出现了不少的“草根”明星，但大多数人看到的只是一些夸张的流量数据，无法意识到背后的资本运作。
曾经参加过《少年之名》选秀节目的练习生黄某，在疫情期间因为家境贫寒，以卖口罩为名实施诈骗，最后被警方逮捕。
有不少曾经憧憬成为流量博主的人，在网上发布了几期视频之后，可能才意识到那些一不小心就火起来的人，似乎只是来自于自己的“幸存者偏差”。
虽然成功学的理念成为了一种社会主流，但现实生活里，大多数人的状态并不是“越努力越成功”，而是“越努力越无力”。
这种社会信念与现实的差距，带来的无力感，也是一种单靠个体难以解决的致郁因素。
记得小时候，爸妈经常会感叹，我们现在的生活比他们小时候丰富多了。
的确，现代人的快乐种类越来越多了，游戏、手机、流行音乐……
有太多能够让我们能够获取及时快乐的东西，我们可以刷短视频刷一整天，但最后发现自己摄取了大量无意义的碎片化信息之后，突然才感到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袭来。
及时快乐的确能够快速地提供一些乐趣，但也会让我们沉浸在“多巴胺的陷阱”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会发现，快乐变得越来越难了，我们需要不断的去提高刺激的强度，让自己产生正面的情绪体验。
快乐阈限的提高，也是一个人进入抑郁状态的一个重要因素。
可能有一天我们会发现，原本能够给自己提供快乐的事情突然变得不快乐了，于是不断地去寻找新的快乐源泉，提高了快乐的成本，最后又陷入到了因贫致郁的陷阱里。
作为一种社会性动物，每个人身上的心理问题，都反应着这个时代的问题。
我们需要客观地去看待一个个体，那么就得把TA看做一个置身在一个特定情境里的人。
没有一种痛苦是在无病呻吟，在时代的洪流里，不是每个人都能获得顺流而下的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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