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李普曼在其奠基之作《公众舆论》中，提出了与大众传播学相关的几个关键概念，阐发了当时语境下的舆论观，这对后世大众传播学研究具有很大的借鉴价值，并奠定了其在美国早期传播思想流变中的重要地位。
关键词：《公众舆论》 关键概念 舆论观 传播学贡献
李普曼于1922年出版的《公众舆论》一书，是作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考察国内政治形势和新闻业概况而写的，甫一出版，即深受美国新闻传播界和政治界的重视。全书的8个部分虽然是围绕报纸来展开的，但其论述的中心却不是报纸，而是舆论。在探讨舆论的过程中，李普曼把舆论的形成和大众传媒联系在一起，揭示了舆论的形成和作用机制与大众传播的联系。本文试通过《公众舆论》，来解读李普曼提出的与传播学有关的几个概念、其在美国特定文化背景下的舆论观及其在美国早期传播思想流变中的重要地位。
《公共舆论》中的几个概念对传播学研究的影响
1、“脑海图景”催生了“议程设置”研究
李普曼认为，外部世界太大、太复杂、变化太快，人们无法认清，报刊乃是人们接触超越视野以外环境的主要工具。这样，“人们不是根据客观现实来采取行动，而是根据‘他们脑海中的图景’来采取行动。”〔1〕（p.23）所谓“脑海图景”是人们在媒介所制造的“拟态环境”基础上，对媒介信息进行认知、选择和加工而形成的主观现实。如果说媒介在再现客观现实中所建构的是媒介现实的话，那么脑海图景所反映的则是主观现实。
由上述可以看出，李普曼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大众传媒的报道活动是一种营造“拟态环境”活动，它形成人们的“脑海图景”，并由此影响人们的行为。这就是“议程设置”思想的最初萌芽构想。在些基础上，20世纪40年代末传播学奠基人之一拉斯韦尔进一步提出了大众传播具有“环境监测功能”。50年代和60年代也有一些学者从不同角度提出这一观点，例如B．C．科恩在考察的国际报道的影响时曾经指出：“在许多场合，在告诉人们应该‘怎样想’时并不成功，但是在告诉读者‘想什么’方面，却是惊人地成功的。”不过，将大众传播的环境认知影响最早明确地概括为“议程设置功能”并进行了初评考察的，则是麦库姆斯和肖。〔2〕(p.216)总之，李普曼提出的“脑海图景”是后期传播学者正式认识和提出“议程设置”的催化剂。对开创今天传播学“议程设置过程研究”传统起到了重要贡献。
2、“刻板成见”预设了大众传播有着宏观社会效果
李普曼认为，人们生活中接触的外界信息刺激很多，不可能一一对应作出反映，于是便有一种自然的“省力”原则，起到自我保护的作用，这便是依据信念（即刻板成见）对感兴趣的事物作出不经思考的直接判断。他写道：“信念一旦引起任何人入迷，就永远不会停止它的影响。”“不管我们认识什么熟悉的东西，我们都会借助于我们脑子已经有的形象。”“信念唤起了每个人对于某种景色、某种家俱和某些面貌的感情，……不需要追忆那些原始的形象就能唤起这些信念。”“我们的一些信条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们将看到什么。” 〔3〕(p.73)
在李普曼看来，舆论通过各种渠道——如媒介、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影响在人们头脑中累积下来的印象、偏见和固定的成见，一旦这种成见形成，它就会“淹没”人们对“事件”进行描述的“新视野”。1920年李普曼对《纽约时报》关于俄国革命的报道情况进行了内容分析，发现记者们所说、所写的是其想要看到、或期望看到的东西，而不是实际发生的情景。由于人们头脑中存在着一种“刻板成见”，所以即便是目击者也总是带有成见，总是带回了掺杂着想象的报道，而不是客观的情况。
由此看出“刻板成见”指的是人们对特定事物所持有的固定化、简单化的观念和印象，它通常伴随着对该事物的价值评判。刻板成见可以为人们认识事物提供简便的参考标准，但也阻碍着对新事物的接受。个人有个人的刻板成见，一个社会也有其社会成员广泛接受和普遍通行的刻板成见，因而它也起着社会控制的作用。李普曼特别强调大众传播的力量，认为大众传播不仅是“拟态环境”的主要营造者，而且在形成、维护和改变一个社会的刻板成见方面也拥有强大的影响力。可以说李普曼是较早探讨了大众传播的宏观社会效果的学者之一。〔4〕(p.260)
3、“局外人”与“局内人”的区分折射了被动的受众观
所谓“局外人”指的是一般的民众，这些人由于普遍存在的“拟态环境”而无法从媒介渠道中获知世界的真实情景；“局内人”就是介于公众与外在世界之间的专家们。李普曼认为受众对专家们表现出较大的依赖，因为这些人能使“一个无形的巨大的困难的环境”变得容易理解，即通过专门的“情报机构”得到准确的情报，立法机构和行政部门据此作出明智的判断，然后将之提交给公众。由此可以看出，李普曼视野中的受众是被动的存在，而不是能动的群体。
李普曼在《公共舆论》透视的舆论观
1、用批判的视角来质疑舆论
李普曼在《公众舆论》中指出，外部世界太大、太复杂、变化太快，人们无法认清，报刊乃是人们接触超越视野以外环境的主要工具，但报刊的种种信息给公众汇聚了一种“伪环境”（即拟态环境）这种“拟态环境”使舆论成为有许多非理性因素的可操作的言论形态。
在李普曼的视野中，舆论在现实生活中的形成受现实世界和个人成见的种种限制，使社会公众在认知层面上处于被动。“我们的舆论所涉及的现实环境是在许多方面受到阻挠的。例如一方面在来源上受到检查和保密的阻挠，另一方面又受到自然界和社会的障碍……这些都是我们接近现实环境的种种限制，加上事实本身的含糊不清和复杂性，就破坏了感觉的清晰和正确，以骗人的虚构代替真实的思想”；〔5〕(p.24)同时，每个个人又有着固定的成见。因此，李普曼认为舆论是人们头脑中的想象，从而肯定了有一种类似铅版浇铸的“固定的成见”在形成舆论的过程起着决定的作用。“先入之见形成以后，旧的形象就会淹没新的视野，并影射到记忆中重新出现的世界中去。”〔6〕(p.96)舆论只可能是一种处于拟态环境中的舆论。在这样一个舆论的指导下，现代公民对于纷繁的世界事务是很难进行正确的考虑和作出明智的判断的。
正因为李普曼看到普通公众难以把握事实真相、作出正确判断，所以他在《公众舆论》中，把普通民众看成是既不了解情况，又无理智的“局外人”，而把那些受过特殊的训练，能够通过专门的“情报机构”得到准确的情报，作出明智判断的少数人称为“局内人”。他认为只有这些少数“社会贤能”的“局内人”才可能在社会上发号施令，决定一切，并通过宣传来左右“局外人”。这些“局内人”往往与政府有关联。于是，舆论往往由政府控制。所以公众在舆论面前根本无法辨别事实真相，很容易受到这种舆论的操纵。
2、用实用主义视角来观照舆论
实用主义认为，真正的哲学是以人为中心的哲学。虽然哲学研究的中心是人，但又不能像传统哲学那样，只从理性视角去考察人。人是具有各种欲望、需要和利益的行动的主体。哲学应当从人的行动出发去探讨与人的行动有关的问题。实用主义体现了“美国精神”，被称之为美国的国家哲学。李普曼在《公众舆论》中，彻底贯彻了实用主义的观点。
李普曼对弥尔顿关于人都具有理性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认为现实的人并非是理性的，认为弥尔顿的“认识真理的智能是所有的人所固有的，所以真理在自由流通中会赢得承认”的意见自由市场的观点是错误的。因为每个人对于自己置身其中的客观环境有一种“固定的成见”，这种“固定的成见”的特点在于“它在运用理智之前就已存在，是观念的一种形式，在形成理智以前，它就对我们的意识施加了一定的影响”。〔7〕(p.96)当受到外部的刺激，尤其是印刷文字或是口语的刺激时，这种成见会被激起，人们此时更倾向于接受与自身成见相吻合的事实，对于与自己成见相悖的事实则会“藐视这种矛盾，认为是例外”，从而怀疑事实的可靠性，就会对现实环境依照自己意识中的“伪环境”作出错误的判断，进而引发错误的行为。这种判断和行为就绝对不是理性的，而更多的是为单个人心理中的一些非理性因素在起作用。
可以说，正由于李普曼从公众行动出发去探讨舆论问题，对公众理性提出质疑，从而也就必然使他对公众舆论、进而对美国大众媒体所宣扬的“客观、公正和真实”理念提出质疑。李普曼将卢梭和弥尔顿等人的舆论学说中的理性自然主义前提置换成经验权能主义，也把舆论的社会功能从其理想的、崇高的地位拉回到现实的、不尽人意的地位中来。〔8〕(p.234)
《公共舆论》彰显了李普曼在美国早期传播思想流变中地位
在《传播学史》中，美国传播学教授E·M·罗杰斯在梳理“议程设置”理论的历史线索并追溯其中的主要贡献时，李普曼就被安排到开创者的交椅上。“在宣传分析和舆论的工作方面”，罗杰斯说，李普曼“与拉斯韦尔是同一类的学者”，甚至“就大众媒体在构成舆论方面的作用而言，他是最有影响的一个学者，他开创了今天蓬勃发展的议程设置过程的研究传统。”他还有保留地表示赞同彼德斯的观点，从大众媒体与民主体制的关系，大众传播的根源可以追溯到芝加哥学派和李普曼。不过在其他一些学者的眼里，李普曼及其《公众舆论》的位置显然比这要重要得多。比如詹姆斯·凯瑞就下过这样的结论，《公众舆论》是美国媒介研究的奠基之作。彼德斯则进一步以为，至少从理论的视野，美国大众传播理论和研究，只是李普曼《公众舆论》的一系列脚注。
复旦大学传播学教授黄旦认为，就传播研究变化的具体路线而论，李普曼是不能缺席的。之所以如此，在于《公众舆论》中的观点与后来大众传播研究的联系，更在于李普曼是芝加哥学派到大众传播建立之间的一个中间环节，缺少了这一环，整个变化，尤其是其中的偏移，就难以具体展示。正因为如此，黄旦教授认为，罗杰斯在其所著《传播技术：社会中的新媒介》一书中所勾勒的那幅关于美国传播科学历史发展图表中，从传播观念及其研究的角度，应为李普曼添加一个位置，置于芝加哥学派和四个传播学奠基人之间，构成芝加哥学派、李普曼到拉斯韦尔等的历史链条。〔9〕
主要参考文献
〔1〕〔3〕〔5〕〔6〕〔7〕李普曼．共众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2〕〔4〕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8〕黄建新．《近现代西方舆论观的嬗变》〔J〕．复旦大学学报，1995，(3)：232-235．
〔9〕黄旦．美国早期的传播思想及其流变——芝加哥学派到大众传播研究的确立〔J〕．新闻传播研究，2005，12(1)：1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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