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味菊善用附子
张存悌
细心的读者发现,前5期医话,介绍火神派的案例中,没举祝味菊先生的案例,而祝系火神派大家,这有点奇怪。祝味菊在理论上是典型的火神派,治病“首重阳气,阳衰一分,则病进一分;正旺一分,则邪却一分。既使高热病人,只要有阳气不足,均予扶阳,清热与扶阳并重。”他认为阴为物质,阳为机能;阴生于阳,阳用不衰,则阴气自然源源不断。阴之用亦在阳,一切营养物质只有在阳气作用下,才能为身体所用,结论:“阴不可盛,以平为度;阳不怕多,其要在秘。”“未病重阴,既病重阳。”“壮者滋阴为宜,怯者扶阳为本。”“物质不足者滋其阴,机能不足者扶其阳。”火神派象吴佩衡、范中林辈,用方多为伤寒经方,附子用量动则100ｇ以上,风格较为鲜明,这是火神派的典型作派。祝味菊亦宗《伤寒论》,《伤寒质难》为其代表著。但祝味菊用药不同于吴、范,而是自成体系,自有特点,在笔者看来,祝味菊系火神派的“另类”。归纳一下,祝味菊用药似乎有这样一些特点:
①善用附子,十方而用八九,典型的火神派风格。他说:“附子通十二经,可升可降,为百药之长。”“我临床三十余年所遇阳热实证百无一二,里阴(当是阳字———笔者注)虚证较多。”致其用量似乎未超过45ｇ,不象吴、范二位,用量动则100ｇ以上。虽有说法,他“最多用量可达三四两”,但笔者查其治案,一般少则12～15ｇ,多则30ｇ,未见有超过45ｇ者。
②善于配伍,他说“我用附子可任我指使,要它走哪条经就走哪条经,要它归哪一脏即归哪一脏。奥秘就在于药物的配伍与监制,引经与佐使。”其常见配伍如附子加磁石,兴奋加镇静,具强壮之功,能抑制虚性兴奋,是其最常见配伍,十有七八,亦即以温阳潜镇为主;附子加枣仁,辛通加酸收,有缓和作用,能调节心血管系统植物神经之紊乱,治心动过速、早搏有效;附子加知母,辛热加甘寒,有温润作用,可治热性病心阳不振而兼口渴欲饮者。更奇者,他还常把石膏与附子同时使用,一以清热,一以扶阳,使其各行其道。对湿温伤寒(肠伤寒)症见高热、神昏,舌黑唇黑,也用附子,但与地黄配伍。很显然,这些配伍都是仲景从未用过的.
③他似乎不以经方为主,既或用之,亦是师其意而不泥其方。笔者称其“火神派另类”主要根据上面2、3两点。当然,这丝毫不能减其“火神派”的光彩,相反,恰恰证明了祝味菊风格独到的特点。同时这也说明火神派内部也是风格各异的,绝非一种模式,拘泥不化。事实上,医史中的伤寒派、温病派等也都是派内有派,风格各异的,这是完全正常的现象。
祝味菊用附子救治了不少危重病人,笔者在“火神派述略”一文的开头,曾介绍他治愈上海某巨贾就是一突出案例,下面再介绍他治愈沪上儿科名医徐小圃之子重症以供谈资。
徐小圃(1887—1961),20世纪30年代即为上海儿科名医,初以小儿“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理论为依据,临证用药以寒凉为主。某年夏季,徐的儿子徐伯远患“伤寒病”,身热不退。徐亲为诊治,然病情日进,恶候频见,儿濒于危。亲友建议请祝味菊会诊一决。徐叹曰:“我与祝君虽属莫逆之交,但学术观点不同,他擅温阳,人称‘祝附子’,今儿患热病,祝君来诊,无非温药而已,此犹抱薪救火,我孰忍目睹其自焚耶?”又逾日,徐孩奄奄一息。至此,徐小圃乃请祝来家诊视,但亦未抱希望。祝处方果然不出所料,第一味就是附子。徐小圃即闭门入寝,以待不幸。次晨,徐孩身热渐退,且可喂食米汤,后安然入睡。徐夫人即至小圃卧室报喜。徐闻叩门声,以为不测,急问:“何时不行的?”待告以病势好转,始知大出所料,即往儿室,细审之与昨日已判若两人。徐孩康复,小圃百感交集,乃曰:“速将我‘儿科专家’招牌取下来,我连自己儿子都看不好,哪里还够资格,我要拜祝兄为师,苦学三年。”意颇坚决,亲自登门执弟子礼。祝味菊既惊又敬,扶之上座曰:“你我道中莫逆之交,各有片面之见,兄今如此,令人敬佩。若对我有兴趣,今后与兄切磋,取长补短。如蒙垂青,待令郎长大后可随我学医。”后徐之二子伯远、仲才果随祝味菊学医。徐小圃自此也一改故辙,由主“清”到主“温”,成为温阳派,“遂有祝派之称”。按 此案颇有戏剧性,论声名徐小圃不在祝味菊之下,终因功夫不到,未能看透儿子病情。但徐小圃能虚心反躬,从善如流,执意拜祝味菊为师,精诚可嘉。祝味菊学问令人钦佩,门人、私淑者不少,如武进陈苏生几次拜访祝味菊,“听得许多闻所未闻的见解”,竟放弃自己诊务,以35岁之年执弟子礼于祝味菊门下,足见祝味菊影响之大。
“火神派”沪上领军人物 祝味菊
傅文录 河南省平舆县人民医院
祝味菊先生，名积德，字味菊。上世纪初的“火神派”沪上领军人物。《医林春秋》中称其：“学兼中西，擅长内科，喜用附子、麻黄、桂枝等温热药，尤善用附子，屡起沉疴，名噪一时，时人誉为‘祝附子’。”
祝味菊先生生于清光绪十年甲申
作为伤寒派医家，祝味菊对张仲景、张景岳重阳学说推崇备至，同时受“火神派”创始人郑钦安先生的影响，特别是在“扶阳讲坛”启发下，学习西医后，在将中医与西医汇通时，其重阳学术思想又得到升华。在研究治疗肠伤寒的过程中，祝氏正是看到温病学派医家弃用伤寒温法，导致疗效无法提高，而他自己则将川医的温法加以改进后运用，从而取得较好的疗效。祝氏之善用附子，被誉为“祝附子”，并不仅仅是用药习惯使然，而与他对重阳学说的深刻理解有关。人体疾病，主要体现为邪正相争，治疗疾病，基本原则是扶正祛邪。祝氏认为，这里的“正”，首先指阳气。他说：“所以克奏平乱祛邪之功者，阳气之力也，夫邪正消正之机，一以阳气盛衰为转归，善护真阳者，即治伤寒，此要诀也。”在《伤寒质难》中，祝氏用大量的篇幅引证《内经》、张仲景、张景岳等有重阳之论，强调阳气在人体生理、病理、治疗方方面面的重要意义。他说：“及其既病，则当首重阳用。阳衰一分，则病进一分；正旺一分，则邪却一分，此必然之理也。”而郑钦安说：“阳气弱一分，阴自盛一分，此一定之至理也”，“阴盛则阳必衰，阳盛则阴必弱，不易之理也。”很显然是一脉相承的。因此，即使高热病人，只要具有阳气不足之色脉，均予扶正温阳，这也就是为什么他在治疗伤寒时广用附子的道理。正因为如此，祝氏在治疗多种病证的时候，十分重视阳的作用。他说：“无论有机之邪，无机之邪，其为病而正属虚者，都不离乎温法，此我祝氏心传也。”在对《内经》“阴平阳秘”的认识上，祝氏自有看法，即所谓阴平阳秘，仍然体现阳气的重要，他说：“阴平阳秘，是曰平人，盖阴不可盛，以平为度，阳不患多，其要在秘，诚千古不磨之论也”，多年的研究，谓之“阳常不足，阴常有余”，由此而强调阴阳两者，阳起主导作用。郑钦安说：“阳气充足，则阴气全消，百病不作”，同样也是重阳的作用。根据经典论述和多年体会，祝氏认为，现代人无论就其体质而言，还是患病以后，“宜温者多，可清者少”，这是他十分重要的经验和体会，也是其擅用温热药物的前提。他说：“秦汉体格，去古已远，今人禀赋更薄，斫伤更甚，虚多实少，彰彰然也。大凡壮实之人，能受清药，虚怯之体，只宜温养。余治医三十年，习可温者十之八九，可清者百无一二。”其原因在于，“吾人仆仆终日，万事劳其形，百忧感其心，有动必有耗，所耗者阳也。物质易补，元阳难复，故日阴常有余，阳常不足。”这种万病重阳学说，不仅与郑钦安所认为的“万病一气论”极为相似，而则用这种扶阳学说理论，“宜温者多，可清者少”对于提高多种疑难杂病的治疗效果，具有重要的价值与临床意义。
祝味菊先生主要著作有《伤寒新义》、《伤寒新解》、《病理发微》、《诊断提纲》、《伤寒质难》等。其代表作为《伤寒质难》，此书系由得意门生陈苏生到祝家探讨学问，反复辨难，笔录当日之问答，积3年工夫，仿《内经》问答形式整理而成，1949年出版，2005年由福建科技出版社在《民国名医著作精华丛书》中再次出版该书，成为研究祝氏医派的重要文献。
祝味菊常用温药方简介
祝味菊擅用温药建功，药方独特。经实践证明疗效很好，现整理如下一些方子共大家研究、参考：
祝味菊，浙江山阴人，世代业医，治学严谨，博览群书，融会贯通。擅用温药建功，常能应手而愈。
一、温补。
祝氏常施用于肺结核、阴疽溃疡等内外科疾病。谓“中医治肺结核无特效药物，予之所以能治愈肺病者，全持大剂温补药物，补阳培阴，增气养血，鼓舞自身正气量，以包围病灶与扑灭细菌，因而获得成功，”举例所用药物为：附子、黄芪、熟地、党参、当归、桂枝、炒白芍、磁石、炒白术、菟丝子、仙灵脾、苏子、百部、紫菀、山药、麦芽、杏仁和紫河车等。
二、温潜
祝氏取附子之温与磁石、龙齿之潜而成。凡见咯血、失眠、心悸怔仲、男子移精、女子梦交等症，用之甚验。对伤寒症见神昏谵语，辩证属虚阳上浮者，投附子、枣仁、磁石、龙齿温潜之品取效。
三、温凉并用
祝氏对治中风之资寿解语汤说：“羚羊治脑，附子强心，阳气虚而有脑症壮者最宜。”而附子与石膏则更为屡屡同用，说：“附子性热，可以扶阳而固本；石膏之凉，既可以治炎而解热，又能中和附子之性。阳气不足，炎热不过盛，可重用附子而轻石膏；阳气略亏，炎热颇盛，又可重石膏而轻附子。”可见其运用之妙。
四、温下与温润
祝氏常以附子、大黄和芍药、黄芩汤治阿米巴痢疾。以附子、大黄温下，配白癣皮、海桐皮、生姜皮、陈皮、地肤子、苦参、苡仁等祛湿，治疗湿疹。用附子、桑葚子、黑芝麻、磁石、麻仁、制首乌、枳壳、枣仁、半硫丸等温润法治疗老年便秘。
五、温散
阳和汤是治疗阴疽要方，祝氏治流注和阴寒痹症时常于方中加附子、磁石获效。谓“此方能振奋阳气，祛痹消肿也。但方中缺乏附子，为美中不足，余每次用阳和汤均加附子”。
六、温开
祝氏引《金匮》“寒气客于五脏六腑，因虚而发，上冲胸间，则胸痹。”认为虚是阳虚气短，根据病情用附子，功效尤捷。
祝味菊用药经验
祝味菊为四川名医,论治擅长内科调理。对附子的应用,可谓出神入化,得心应手,足堪师法。祝味菊用附子,每与活磁石或生龙齿、生牡蛎并投 (一般用附子
必备症状。
《祝味菊先生医案》中附子、制川乌主要应用于以下几方面:温中达表卫气源于中焦,中焦虚寒,卫气不达,则表邪留恋,症见发热、苔白、脉虚数或浮缓、浮弦、虚浮等。祝味菊用附子、磁石、生龙齿温中潜阳,配合麻黄、桂枝、生姜等,共凑温阳达表之功。兼咳嗽或咳嗽气逆,加法半夏、细辛、白芥子、杏仁、陈皮等降气化痰饮;头痛,加羌活、蔓荆子祛风清头目;苔腻作呕,或苔黑腻泛恶,为痰湿中阻,加姜半夏、炒六曲、炒枳壳、藿梗等化湿消食,顺气和中;湿浊蒙窍,神识渐昏,舌黑而润,汗出齐颈,酌加杏仁、大豆卷、炒竹茹、法半夏、带皮茯苓、藿梗、陈皮、生姜等宣畅气机,芳化淡渗。温解少阳《伤寒论》少阳证之病邪偏于热,因热郁少阳,少阳枢机不利,故有往来寒热、头痛、口苦、咽干、脉弦等症状。故仲景制小柴胡汤以柴胡、黄芩为主药和解少阳郁热。温病邪入膜原,以湿浊之邪为主,故达原饮用柴胡、川朴、草果、槟榔之类开达膜原。对于脾肾阳虚,寒湿郁滞少阳,以致少阳枢机不利之中满呕恶、间日寒热、苔白脉细等症,祝味菊用附子温补脾肾,炒莪术、桂枝、姜半夏、陈皮、大腹皮、生姜、柴胡燥湿散寒,共凑温阳化浊,和解少阳,透达膜原之功。可谓师古而不泥古,善于通常达变。温调营卫营卫不和,其实是营卫两虚所致,所以《伤寒论》中桂枝汤用桂枝、甘草辛甘化阳以实卫,芍药、甘草酸甘化阴以养营,生姜、大枣健脾胃以助营卫之化源。桂枝汤即是通过平补营卫而起到调和营卫的作用。但对于体质虚寒而营卫不和的病证,桂枝汤就显得药力单薄了。对此,祝味菊以温补营卫而达到调和营卫的目的,即所谓温调营卫法。方选黄芪健中汤加减。肺主气,宣卫气,卫气属阳,故用附子、黄芪、桂枝温阳益气,升阳实卫;心主营,营气属阴,故以炒白芍、酸枣仁、朱茯神养心营;营卫源出于中焦,故以炒白术、姜半夏、陈皮健运中州,以资气血生化之源,并使补药灵动不滞。祝味菊的温调营卫法较桂枝汤的力量大大加强了,并偏于温补,常用于体质虚寒患者外感病后期的调理。若病后纳少,脉细缓,加生谷芽、炒六曲、炙鸡内金等和中开胃之品,既能温调营卫,又可温阳建中;汗多,加重白芍用量;夹痰湿,加白芥子、半夏。温中导滞寒湿伤中,积滞内停所致的腹痛、下痢病症初期,祝味菊用制川乌温中散寒,燥湿止痛,配以酒军攻积导滞,两者配合,成为温中导滞的主药,酌加淡干姜、木香、法半夏、桂枝、大腹皮、苍术、槟榔、吴茱萸、羌活、葛根等以助温中、燥湿、行气、升阳、导滞之力,有时还佐以炮姜炭涩肠止泻。随着滞下的好转,渐减去酒制大黄。待滞下瘥后,转从温补肾而收功,药用附子、肉苁蓉、巴戟天、破故纸、干姜、炒白术等温补脾肾,佐以半夏、生谷芽、大腹皮调气疏中。温中化湿中寒脾弱,水湿内生,下注为带下;溢为浮肿、溲短;中阻为胃痞;浊不降清不升,则为头昏、便秘。对于这些病症的治疗,祝味菊认为当从温化。他以附子温脾,佐以大腹皮、带皮茯苓、姜半夏、生姜、炒白术、川桂枝、藿梗、西砂壳等通阳顺气,健脾燥湿,芳化淡渗之品,用药颇为灵动。带下症,加大黄炭、炮姜炭、白鸡冠炭、葫芦巴、桑寄生温肾固涩。温肾化气 淋病后,肾虚气化失司,会阴胀痛,脉细紧。祝味菊认为当用温肾化气之法治疗。制川乌既能温经散寒,又善通利止痛,故祝味菊便以之作为主药。肾主二阴,厥阴肝经绕阴器,故配以淫羊草藿、葫芦巴、金铃子、小茴香、橘核温肾暖肝,以助下焦气化,再佐以黑大豆、车前子、藿梗升清降浊,通利水道。用药全面而严勤。温养筋骨 肝主筋,肾主骨。肝为罢极之本,肾为作强之官。肝肾亏虚,则筋骨失养。临床上由肝肾精血亏虚而致筋骨失养较为人重视,而肝肾阳虚,筋骨失养,常为人忽视。《素问?生气通天论》曰:"阳气者,精则养神,柔则养筋。"读《祝味菊先生医案》后,对此经文的理解就更加感性和深切了。对于肝肾虚寒、筋骨失养的下肢痹痛症,祝味菊采用温阳法治疗。用药以附子、巴戟、淫羊藿、桑寄生、当归、黄芪温肾暖肝助阳为主,佐以桂枝、川牛膝、独活通利下肢经脉,祝味菊温养筋骨法的组方用药特色,有点象地黄饮子,但祝味菊此法偏于温补肝肾阳气,兼能通利经络,而地黄饮子则肝肾阴阳并补,以补肾填精为主,兼以化痰开窍。温阳潜阳 "阴虚则阳亢",但阳亢并不均由阴虚所致。阴虚致阳亢,是阳亢常见的病机,治疗当育阴潜阳,滋水涵木。若脏阳亏虚而上浮,则亟宜温阳潜阳。唐代王冰在注"阳气者,精则养神,柔则养筋"时说:"然阳气者,内化精微,养于神气。"心阳亏虚,阳失潜养,而致失眠,脉细迟,祝味菊便仿归脾汤之意加上温阳之药,采用补养心脾,温阳潜阳的方法治疗。药用附子、炒白术、炮姜温阳健脾,茯神、枣仁、龙齿养心潜阳宁神,并佐以生姜、半夏、生谷芽和胃以安神,健中州以资气血生化之源。对于肝肾阳虚虚阳上并,以致络伤血溢,咯血身热等症,祝味菊用附子、补骨脂、菟丝子温补肝肾,扶助元阳;黑锡丹、生龙齿、牡蛎、朱茯神潜敛虚阳;三七、炮姜炭止血;法半夏、苏子、百部、玉蝴蝶肃肺降逆。虚阳上浮,也可见于阴阳两虚,阴不敛阳,阳虚不潜。如王君伤寒已达二候,自汗气促,鼻煽,脉息虚缓,舌润无苔。祝味菊诊为心肾水虚,真阳泄越。用附子、生牡蛎、黑锡丹、生龙齿、朱茯神、破故纸、覆盆子、巴戟天等温肾纳气潜阳的同时,以鸡子黄育阴配阳。
有感于祝味菊先生
这几天感到有点迷茫，是每人都会必经的心魔，还是自己人为造成的路障？
-------这是我今天上午刚刚在QQ上修改的个性签名。
下午，“有点迷茫”的我踏进了图书馆的大门，在里面有幸“结识”了一位仙逝已久、不多为人知却学贯东西、成就斐然的医学大家---祝味菊。
说实话，这位半个世纪前就已经仙逝的老人，之前我对其毫不了解，但今天的这次“偶遇”却开始让我对这位老人心怀仰慕之情。手捧这本《祝味菊医案经验集》， 感怀于老人的睿智与气魄，如沐春风。
祝味菊虽出生于仕族家庭，但从小就对医学有浓厚的兴趣，造就了坚实的中医基础，后又攻读西方医学５年，东渡日本学习日本医学１年。祝先生是著名的中医学家，同时也是个具有新思想的医家，敢于用近代医学解释中医理论，是我国较早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提倡中西医结合的医家之一，他曾说：“术无中西，真理是尚”。
祝先生同时也敢于提出中医理论中的某些不合理之处，敢于怀疑已被广泛认可的学术观点。自东汉张仲景以来，《伤寒论》基本统治外感热病，至金元刘完素创建寒凉派及后来的叶吴温病学说，拉开了温病与伤寒争论的序幕。时至今日，很多医家仍奉叶吴的温病之法，但凡温病皆予以寒凉之法，但很多时候却“熟悉疾病之趋势而不能改变其趋势”，为何？
祝先生认为根本的原因是他们排斥伤寒法，不敢用温药。在祝先生的概念中，温病只是包含在伤寒范畴之中的一个概念。
有些热病，发热只是其症状而已，其病因未必与热相关。中医讲，正邪交争可至发热；西医讲，发热可以是炎性反应，是一种应激性的保护反应。可见，很多所谓的温病其实并非热邪所致，若不分青红皂白，皆投以寒凉之品，岂不误之？更甚者，会犯虚虚之戒！祝先生接受西医知识后，了解到发热由致病微生物引起，故伤寒温病并无寒热之别，在治疗上也不以消除发热为目的。
我们平时所指气虚，实为阳气虚。评价一个人意气凛然，我们常说他一身阳刚之气，没有哪个人会觉得一个阴气很重“娘娘腔”有盖世正气，此为说笑。正邪相争，“正”指阳气，所以益气扶正、治病求本的关键在于补阳气。《內经》讲：“阴平阳秘”，祝先生认为：“阴不可盛，以平为度；阳不患多，其要在秘”，并首次提出了“阳常不足，阴常有余”的观点。
所以对于一些阴虚阳亢所致的温病，祝先生仍然主张使用温热之品。不局限于虚实，不局限于寒热，祝先生擅用附子、麻黄、桂枝等辛热之品，且取得疗效卓著，也因此获得了“祝附子”的雅号，也有人称之为“火神派”。
早在数年前我见习期间，一位带教老师不无感触地对我说：“疾病的康复主要还是要看自身的调节能力，药物最多只是辅助治疗而已”，现在想想，此话虽不免有失偏颇但也并非没有道理，我们的老祖宗两千多年前就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精神内守，病安从来”，不就是讲得同样的道理吗？
祝味菊学术的核心就是本体疗法。他说，人体对于外来的损害具有“自然疗能”。治疗上应以人为主，而不是以病为主，体质决定胜负的局面。
为处理阴虚与温药之间的矛盾，祝先生创立了“温阳四法”，即温润、温化、温滋、温潜。其中我对温潜法的感触最深。
去年我在呼吸科跟随主任门诊实习期间，发现很多咳嗽喘息的病人尤以夜间为重，而很多的大夫不分白天黑夜皆投以相同的方药，很多病人疗效欠佳，或者很多病人白天咳嗽减轻、晚上却不见好转甚至加重。
见此情景，我当时就想起了失眠的病人。中医讲失眠的一个重要病因病机就是阴虚阳亢，机体兴奋故难以入睡。失眠与夜间咳嗽不都是机体亢奋的结果吗？夜间咳嗽会不会也是因为阴虚阳亢？我当时就在想，如在方药中加一些滋阴潜阳之品，其效果会怎样？但可惜我当时还没有处方权，没有机会作这个探索―――
今天看到祝先生的温潜之法治疗失眠，眼前一亮，不免有一种如遇故人的感触。祝先生认为不仅仅是气虚阳浮的虚火之症，即使是阴虚火旺之症，二者皆为虚症，如一味用寒凉清火，则犯虚虚之戒。“气虚而兴奋特甚者，宜与温潜之药，温以壮其怯，潜以平其逆，引火归元，导龙入海，此皆古之良法，不可因其外形之兴奋，而滥与清滋之药也。”主张用附子配伍磁石、龙牡等重镇潜下之品，温阳而潜降。若我今以滋阴潜阳扶正之品配合止咳化痰平喘之法投以夜间咳嗽的患者，假如祝老先生看了，估计还要建议我加上诸如附子之品吧，呵呵―――
另外，祝味菊首次提出八纲辩证，推崇张景岳的重阳学说，提出“伤寒五段论”，“太阳伤寒，重在和阳；少阳有障，重在通阳；阳明太过，重在抑阳；少阴（太阴）不足，重在扶阳；厥阴逆转，重在潜阳。”
祝先生反对伏邪论，其言：“伏气之说，中医之障也。邪正不两立，岂有容邪许久而不发病者乎。”我对此持保留意见。愚人钝见，正邪相争本来就是一个过程，正胜邪则无病，邪胜正则染病，其间很多时候都是正邪并存的。就西医而讲，很多病都有潜伏期，或者说很多病在发病之前都有一段“平静期”，当伏邪“打败”正气，疾病自然而然也就随之而来了。
以上皆数小时粗读《祝味菊医案经验集》后的所感所想，祝先生学术深远、医术深邃，非晚辈一年半载所能悟透，今日所言皆因有感于先生的睿智与气魄、加之愚生学习中的一点感悟而妄作！
“有点迷茫”的我好像发现了横在我面前的那道路障！
近代名医祝味菊史实访
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 农汉才
祝味菊(1884～1951),晚年自号傲霜轩主,浙江山阴(今绍兴)祝家桥人。先祖世代业医,童年随父入蜀,弱冠从其姑父严雁峰襄理盐务于成都,其姑父先后请宿儒刘雨笙等授以医经。1917年进四川军医学校,攻读2年后,随该校日籍教师石田东渡日本考察医学。翌年回国,曾任成都市政公所卫生科长、四川省立医院医务主任等职。1927年为避战乱至沪悬壶,曾任神州国医总会执行委员,并与该总会及医界老友等筹办景和医科大学;执教于上海中医专科学校、上海中国医学院,并任新中国医学院董事会董事、新中国医学院研究院院长、新中国医学院附属医院院长兼内科主任。祝氏治学极其推崇张仲景、张景岳诸家,曾提出以八纲论杂病,以五段论伤寒。主张中医改革,1937年与上海西医梅卓生、德国医生兰纳博士等合组中西医会诊所,开中西医结合之先河[1]。祝氏在临床上好用附子,人称“祝附子”。祝味菊到上海后因屡用温热大剂救起垂危病人而名噪一时。因其学术风格与当世的“轻清之风”迥异,也遭到许多非议,但其影响在江南日渐深远,一些温病学派名医当时在其影响下也转而成为善用温热法的伤寒学者,一时在上海形成了颇具影响力的“祝氏学派”[2]。祝氏现已去世半个多世纪了,门人弟子也都相继离世,他的学术至今流传情况如何呢?其生平及论著是否还有更多可追溯的呢?为此,我们到上海、浙江走访了一些仍然健在的祝氏学生、再传弟子及他们的亲属,并咨询了一些研究祝味菊的专家学者,寻访了祝氏的故乡绍兴,对祝味菊的史实进行了一番实地访查。兹汇集考察所得之要,撰文如下：
一、祝氏在民国医界的影响上海中医文献馆是上海地区名老中医汇聚之所,馆内八九十岁老大夫仍出诊的不在少数,陈熠馆长、陆鸿元教授、陈明华主任都是祝味菊的再传弟子,江克明教授、邓嘉成主任、杨杏林主任等也都从不同角度对祝味菊作过深入研究。我们的调查就是从这里开始的。陆鸿元教授是原龙华医院院长徐仲才的弟子,他介绍说,徐仲才的父亲徐小圃曾是上海地区的温病派儿科名医,徐仲才的哥哥徐伯远年轻时患伤寒重症,诸医束手,祝味菊却在其高热神昏、病情危笃的情况下,投以附子为主的温热峻剂,竟一夜间大获转机而痊愈。徐小圃为此开始重新思考自己几代家传的医术,他不但虚心撤下“儿科专家”的招牌重新向祝氏学习,还让二子拜师于祝氏门下。几年后,徐小圃就完全转变成了善用温热剂的儿科专家。其二子后也都承袭了此医风。原浙江中医学院的院长何任教授,曾跟随徐小圃学习,他介绍说,徐小圃在处方时无论寒热证,每方必有姜、辛、味(五味子)三药,温热药使用之广泛,已和当时上海“轻清之风”截然相反,且其门庭若市,日门诊量多则可至200余号。然而,中国中医研究院研究员余瀛鳌教授,对此有不同意见。余瀛鳌教授是上海名医余无言之子,幼年随父游于上海中医界。他回忆说,祝氏门诊病人不甚多,无法与徐氏盛况相比。在1962年出版的《近代中医流派经验选集》中,将徐小圃作为“重阳”、擅“温热药”的一流派收录。近年来有学者研究认为,在近代上海地区出现的一批擅用附子的名医存在着一定的学术渊源关系,他们形成了具有学术继承关系、共同学术特点的医学流派,其中就是以祝氏为“鼻祖”[3]。陆鸿元教授还介绍说,当年上海名医章次公才高八斗,几乎无人能令其称服,但惟对祝味菊常称赞有加,钦佩不已。首届全国名老中医学专家颜德馨教授,曾跟随祝氏抄方学习,他介绍说,许多祝氏门诊病人都是一些同僚在束手无策后推荐而去的,祝氏对自己的医术有很强的信心,在临床上的确也经常创造奇迹,救常医所不能救。祝味菊最有名的弟子是著名中医陈苏生(1909～1999)。其7个儿女中惟一继承父业的是女儿陈明华大夫。但其子陈明强、陈明康等对父亲治学经历也非常熟悉。他们介绍说,陈苏生早年曾拜钟符卿、沈仲芳等为师,悬壶不久后就声名大振。但在陈苏生34岁时,其姨丈家中先后3人罹患伤寒,陈苏生多方努力,并遍请中西医名家,结果都以失败告终,陈苏生深感负疚,决计再访名师,重研医理。1943年,陈苏生结识了祝味菊,经过几度辩论和长谈,陈苏生大为折服,终于第3次拜师,投于祝氏门下。陈苏生的这次拜师,当时在中医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符铁年就曾楹联祝贺。陈家至今还珍藏着这付对联,他们热情地为我们展示了当年的墨迹。正联为:“早为海上悬壶客;今是山阴入室人”。联中注词为:“苏生仁兄受学于山阴祝味菊先生之门。先生日与讲论,辄笔记之,动数千言。先生未尝不点首称善,以为凡所启发,悉能领默喻达之于文。常谓门弟子中,无出其右者。师弟之间,相得益彰矣。倾出纸属书楹帖,因撰十四字奉赞。癸未新秋铁年符铸两记于脱静庐。”陈明强介绍说,其父在拜师后,益加勤奋。当时祝陈两家相距不远,陈苏生每周至少三次要到祝家探讨学问,常常夜半才归,回家后还要笔录当日之问答,将其命名为“师门问答录”,如此竟持续了五六年之久,后整理为《伤寒质难》。陈苏生一生治学严谨,其座右铭至今仍为其子女传诵:“学问如叩钟,大叩则大鸣,小叩则小鸣”,这大概也反映了陈苏生在选择《伤寒质难》体裁时的一种倾向。据陈氏兄妹介绍,《伤寒质难》出版时,医学界有很大震动,当时许多名医如陆渊雷、章次公、程门雪等都送来赞贺之词。其中,陆渊雷对《伤寒质难》的偏爱恐怕无出其右了,他以对联赞曰:“弘愿欲除一切苦;奇书不数千金方”。并注之曰:“苏生贤兄同道从我交祝君味菊游,既尽其学,乃播之简编,用传久远。不慧尝获先睹,以《素问》笔调,商贯科学,生面别开,赠之以联,即祈两政。戊子春陆渊雷并识”。其后,陆渊雷进京参加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时,曾携此书在与会的中西医同道中散发,征求《质难》之质难,在医学界引起了巨大反响。[4]绍兴妇儿医院的陈天祥主任研究祝味菊已多年,曾走访过陈苏生。他介绍说,祝味菊当年在上海锋芒毕露,过于开罪温病学派,得罪同道太多,为此也遭到过许多非议和排挤。连徐仲才对其父徐小圃医风的改变也称:“在旧社会这样广泛运用温阳药,颇受非难”。
二、祝氏医学的流传在我们走访上海中医文献馆、上海中医药大学、上海龙华医院、绍兴中医院、浙江中医学院的过程中,当问及祝味菊,几乎中年以上的医生和学者都知晓,但他们都更加熟悉“祝附子”的称号,有的还能细述“五段八纲”学说的体系和内容;当问及应用情况时,几乎没有在临床中完整使用“五段”学说的,而对祝味菊的兴趣都集中在对“温热剂”和附子的应用上。颜德馨教授在上海国医学院学习时,曾跟随祝味菊抄方。他认为祝味菊能够在丁派为天下的上海大胆使用附子,除了他的辨证思路独特外,还与他使用的附子的特殊炮制方法有关。祝味菊一般都使用松花粉炮制的黄附片,而在此之前,上海并无这种炮制方法。黄附片毒性小,往往可用至一两,至于这种炮制方法是否源自四川,尚待考证。在临床中,颜老没有直接应用五段八纲学说,而是发展了祝味菊对正气和温热法的认识,在临床中善于运用附子来扭转正邪相持不下的局面,特别是对于一些慢性病,如鼻炎、痹证、久排不下的结石等,但往往也都是中病即止。颜德馨教授的弟子邢斌,也热衷于对附子的研究,他已经对近现代一些善用附子的大家作了较全面和系统的整理研究,他编纂的30万字《危证难病倚附子———近现代名医运用附子经验荟萃的经验集》也已脱稿。他目前在临床中也积极地探索和实证着附子的应用。中国中医研究院研究员费开扬教授介绍说,他曾于“抓药的柜台”上“偷习”祝氏方药,他认为祝氏的温潜法常能突破临床上许多常规难以解决的问题,例如,肝阳上亢导致的高血压,羚角钩藤辈往往不能获效,而附子、灵磁石之配伍运用则常有奇功。何任教授和江克明老师认为祝味菊比较“偏激”。何任教授在上海新中国医学院学习的时候,也曾到祝氏门诊里学习过,而祝味菊的自信和使用附子的胆识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江克明教授多年从事临床和方剂学的教学,他从方剂学角度对祝味菊的医案有过很多研究。他认为,正是祝味菊这样对附子的“偏执”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资料,也正是“偏”才给中药的研究和发展指示了方向。例如,现代对附子“强心”作用的研究,祝氏的临床实践就给了我们很好的提示。陈明华主任在临床中一直实践着其父陈苏生的医理医术,她介绍说,陈苏生完全掌握了祝氏医学的精髓后,又根据江南人的体质特点,融会了沈、钟二师的“轻灵”之便,在临床中对温热药的运用更趋稳健,也常能以大量附子之剂速起沉疴。陆鸿元教授认为附子“独任为难”,祝味菊能得力于附子,在于配伍,例如配磁石、龙牡、石斛等,他在临床中也经常采用这些配伍方法,用于冠心病、脑干综合症、脊髓空洞症、异常出汗等,疗效很好,而且也常用于膏方。他还介绍说,目前在上海的许多基层医生如厂医等仍敢于常用附子,而“丁派”医生很少用附子,与他们所面临的病人阶层有很大关系。陈天祥主任认为,附子“出乱”主要是因为它的“浮性”,祝味菊用磁石、龙牡等来配伍,正好达到了“制暴为良”的效果。陈天祥主任是绍兴妇儿医院的儿科专家,鉴于这些经验,他目前对于一些两三周岁的幼儿,也常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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