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尽管人们的外部条件可能发生很大变化，但每个人的生活都表现出存在着一致的地方，这就像同一主旋律上的一系列变奏。人不能超越自己。一个动物被安置在某一环境里，它就得局限在自然给它安排的这个狭小圈子里；人也是这样，人们孜孜以求幸福的努力永远都保持在其本性所许可的范围，被局限在能感觉到的程度；人所能获取的幸福的多少，预先就由他的人格所决定了。相对于我们精神的力量就更是如此。这种精神力量与人们获得更高级愉悦的能力密切相关。如果这些能力弱小，那就会一事无成，亲朋好友以及命运能够给予他的，就不足以使他达到人们一般幸福和快乐的水准。他的一切都来自于肉体的欲望（一种极度舒适和令人惬意的家庭生活），粗野下流的同伴和粗鄙无聊的娱乐。另一方面，一旦情况是这样，要开阔他的视野，即使教育也无济于事。人最为高尚最丰富多彩的永恒的快乐是心灵的快乐。但在这一点上，我们的青年时代则可能欺骗我们。心灵的快乐主要取决于心灵的力量。显然，我们的幸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是什么”，取决于我们的人格。而命运或命运所先定加给我们的东西一般地只是意味着“我们有什么”，或我们的名誉。在这种意义上，命运是可以改变的。但如果我们的精神上不够富有，那么我们的命运就不会有多大改变，所以，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愚者依旧愚蠢，冥顽不灵者仍然冥顽不灵，甚至即使他们身边簇拥着众多的美女也是如此。歌德在《西东胡床集》中写道，“对每个时代来说，无论是地位卑下的民众或奴仆，还是生活中公认的胜利者，他们作为尘世间的凡人，其最高的幸福仅仅是人格。”
有句谚语说，饥饿是最好的调味品。从青年和老年不能共同生活这个事实，一直到天才和圣人的生活，所有的事实都说明，对于幸福来说，人生中的主观因素要比客观因素重要得多。健康比其他幸福重要得多，所以有人说，宁做健康的乞丐，不做多病的国王。温文尔雅、活泼快乐的气质，完美强壮的体格，健全的理智，敏锐的洞察力，稳健而温和的意志以及良知，这些都是地位和财产所无法替代的优势。对个人来说，他的人格乃是当他孤独时与他形影相随的东西，乃是任何人也无法夺走或给予别人的东西，人格要比他所拥有的一切财富都更本质些，也比所有人对他的评价更实在些。一个理智的人，即使处在完全孤独的状况下，也能以他的思想、他的幻想来获取极大的娱乐；即使没有任何变化，没有惬意的社交，没有剧场，远足和消遣，他也能避免愚人的烦恼。一个生性善良而且性格温和的人，即使贫困也会感到幸福。相反，如若一个人生性贪婪，嫉贤妒能，心狠手辣，即令他是世上最富有的阔佬，也会痛苦不幸。对于高度理智并对自己独特的人格乐此不倦的人，人类所追求的多数快乐简直是徒劳多余的，它们甚至是使人痛苦烦恼的重负。所以贺拉斯说过这样的话：即使许多人被剥夺了生活中的奢侈品，他们依然能够生活。苏格拉底看到四处都是待售的各种奢侈品，禁不住惊呼曰：我不想要的东西在世界上竟然如此之多。
所以，人生幸福的首要的最本质的要素就是我们的人格。除了这种在任何情况下都发生作用的因素外，别无其他原因。而且，它与其他两类福事不同，它不是命运的游戏，也不会为我们所曲解；另外两类福事只具有相对价值，而人格则具有绝对价值，因而这就比人们通常以为外在地支配一个人要困难得多。但时间是全能的原动力，它主持公道，在它的影响下，各种生理的和精神的优势会渐渐逝去，而只具备道德的特性是难以达到幸福的。考虑到时间的这种消极作用，另外两种福事似乎要比第一类幸福更为优越，因为时间并不能剥夺我们的这两种幸福。而且这两类福事也许还有一种优势，即由于它们完全是客观外在的，所以它们能为我们所达到，至少所有的人都有达到它们的可能。相反，主观的东西则不易为我们所获得，但我们可以通过一种神圣的权力而达到，它是不可变异的、不可让度的、残酷无情的。歌德在诗作中曾描述，人们刚一降世，便被某种不可改变的命运支配着，所以，人只能在为他所设计的范围内求得发展，如同星星之间只能通过相互关联而在轨道中运行一样。所以西比尔和预言家们断言，人绝不可能逃过自己的命运，即使时间的力量也不可能改变人们将耗费一生的人生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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