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楚怀王曾经“放逐屈原”。其时间可能在怀王二十五年“黄棘之会”后。其地点当在汉北，今襄樊到郧西一带。 关键词：屈原、放逐、汉北
楚辞界对“屈原放逐，著《离骚》”之事，大多没有异议。在怀王时期屈原曾被流放汉北三年，也有许多学者认同。但是，对流放的时间、汉北的地点等分歧却很大。本文试就此问题进行探讨，谬误不当请指正。
1、怀王流放屈原的依据。
《屈原列传》：『屈平既嫉之，虽放流，睠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1《史记》（P628）]
从“虽放流，睠顾楚国，系心怀王”看，当是被怀王“放流”。
贾谊〈吊屈原赋〉：“屈原，楚贤臣也。被谗放逐，作《离骚》赋”。《太史公自序》“屈原放逐，著《离骚》”[1（P945）]
刘向《新序·节士》：“使张仪之楚，货楚贵臣上官大夫靳尚之属，上及令尹子兰、司马子椒，内赂夫人郑袖，共谮屈原。……屈原遂放于外，乃作《离骚》。”[2刘向《新序·节士》]
王逸《离骚经章句序》：“……言已放流离别，中心愁思” [3《楚辞补注》P2]
《抽思》：“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好姱佳丽兮，牉独处此异域。”[2 P139]。这与《惜诵》的“欲高飞而远集兮”，都是以鸟喻己。可见流放之地在汉北。
「或谓“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乃指怀王去秦不返之事。但作为楚人屈原的作品，对怀王北上，当谓“去集汉北”，而此则称“来”，则主体当身居汉北无疑。」[4汤炳正《渊研楼屈学存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10 P72]
「“集”字有止息，留滞之义在内，与怀王武关之会途经汉北的倩况不合。《抽思》下面又说:“牉独处此异域。”“处”，也是居止的意思。‘来集汉北”和牉独处此异域”结合起来看只能理解为是写的屈原放居汉北，而非怀王途经汉北。」[5赵逵夫《屈原未放汉北说质疑与被放汉北新证》《中国文学研究》1990年03期P19-25（P20）]
《抽思》：“惟郢路之辽远兮，魂一夕而九逝。曾不知路之曲直兮，南指月与列星。……狂顾南行，聊以娱心兮。”[3 P139～140] 表述了流放之地在远离郢都的北方，和不能回郢的痛苦心情。 正如潘啸龙先生所说：“这首诗中，屈原对他的到汉北‘独处’，表示了极大的痛苦和悲愤。他埋怨孟夏的短夜，竟象一年那么长；他思念辽远的国都，至于‘魂夕而九逝’。但是，他能离开这个‘异域’而返回国都去吗?他能够向怀王申诉自己的冤屈吗?并不能。屈原痛切地诉说:‘道卓远而日忘兮，愿自申而不得。望北山而流涕兮，临流水而太息’。这不是‘放逐’生涯又是什么?”[6潘啸龙《关于屈原放逐问题的商榷》《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80 03]（P90）
《思美人》：“吾且儃佪以娱忧兮，观南人之变态。”[3 P148] 此时屈原被放于汉北，故称郢都朝中小人为“南人”。
《卜居》：“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复见。竭知尽忠，而蔽障於谗。心烦虑乱，不知所从。乃往见太卜郑詹尹”[3 P176]。
杨德春：「明张京元《删注楚辞》云:“既见放矣，复审所居，何见之晚也?通后《渔父》篇，语气太肤，疑是伪作，姑存之。”……由此可见，“放”不可训“刑罚意义上的流放”，同样也不可训“外放”，否则，复审所居遂为多余……若外放汉北，则……“三年不得复见”楚王也同样成了一句多余的废话，且于外放相对的应是复回，现作“复见”，明显前言不搭后语。只有“放”训“被疏远而离开权力中心”，前后两句才通顺」。[7杨德春《屈原名平及相关问题考论》《学术探索》2010年01P133-140]（P138）杨氏 把“放”训“疏”，缺乏依据。
《惜往日》“心纯庬而不泄兮，遭谗人而嫉之。君含怒而待臣兮，不清澈其然否。”
“君含怒而待臣”，是怀王十五年“王怒而疏屈平”的写照。
《惜往日》“蔽晦君之聪明兮，虚惑误又以欺。弗参验以考实兮，远迁臣而弗思。”
则是怀王后期，“远迁”屈原于汉北的表述。
《楚世家》：“二十五年，怀王入与秦昭王盟，约於黄棘。秦复与楚上庸。”[1 P340]
《楚世家》：“始寡人与王约为弟兄，盟于黄棘，太子为质，至欢也……”[1 P341]
均说明黄棘会盟、秦楚交欢，双方都作了让步。既然“秦复与楚上庸”，那么，楚作了什么让步呢？怀王可能为了讨好秦王，答应把秦王所忌讳的、一直反对与秦交好的屈原放逐出去。——即“为秦逐屈原，复楚上庸”。此说虽然根据不充分，但是，按屈原年谱排下来，其可能性比较大。
屈原《悲回风》中有：“借光景以往来兮，施黄棘之枉策。” 王逸注曰：“施黄棘之刺，以为马策。” 洪兴祖《补注》曰：“初，怀王二十五年，入与秦昭王盟于黄棘，其后为秦所欺，卒客死于秦。今顷襄信任奸回，将至亡国，是复施行黄棘之枉策也。”[3 P161] 两者各有道理。
孙作云先生说：“屈原在楚怀王时代之被放，我以为是在楚怀王二十五年、公元前304年，楚秦黄棘之会之时。屈原反对这次投降的而且又是十分危险的、其后果不堪设想的盟会，所以才招致了放逐。”[8孙作云《屈原放逐的问题》P44] 只是孙先生提供的论据并不确切。孙作云先生所说：“《抽思》篇有这样几句怪话极可注意：善不由外来兮，名不可以虚作！孰无施而有报兮，孰不殖（今本误作‘实’字，从朱熹《楚辞集注》校改）而有获！黄棘之会，楚国凭空收回上庸之地六县，这就是‘不殖（不种植）而有获！’‘无施而有报！’以二等国楚国受一等国秦国的巴结、割让土地，就是‘善由外来’、‘名由虚作’！”[9《从〈离骚〉的写作年代说到〈离骚〉、〈惜诵〉、〈抽思〉、〈九辩〉的相互关系》《文史哲》1962 04（P28）]这样解释，与《抽思》之文意并不融通。
《卜居》“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复见”；“用君之心，行君之意。”是说屈原被放三年期满，可以自主行动，可以回郢都与家人团聚。《七谏·谬谏》：“念三年之积思兮，愿壹见而陈辞。”[3 P256]可能是说同一件事。但是，他没有任职“心烦虑乱，不知所从”，所以“往见太卜郑詹尹”咨询。其“宁正言不讳以危身乎？将从俗富贵以偷生乎？……”说明面对着两种人生道路可以选择。“太卜”曰：“用君之心，行君之意。”是劝他自行决定。此篇或为虚构之文，但是《卜居》反映了诗人面对今后的人生道路“如何选择”的状态。也不排除屈原从汉北回郢都的途中，经鄢郢旧都祖庙所在之地，或去拜访过留守的“太卜”，促成了他写作了此文。“太卜”不大可能住在汉北、夏浦或沅湘。
有人说：“正因为放逐尚未见尽头，他才‘心烦虑乱，不知所从’，如果只放三年，眼看可以‘复见’君王，哪还有如此多的痛苦和牢骚?”[10周秉高《楚辞解析》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3 10]（P354）如果“放逐尚未见尽头”，他虽然多有“痛苦和牢骚”，但是，他没有自由、没有选择的余地，也就不存在“不知所从”的问题。可见此论不合情理。
《楚世家》：“二十九年（前300年），秦大破楚，楚死二万，杀景缺。怀王恐，乃使太子为质于齐以求平。”[1 P341]
总体上看，屈原可能在怀王二十五～二十八年流放汉北。
3、汉北在何处？
很多学者都认为，屈原曾流放汉北。汉北在何处呢？
《楚世家》：顷襄王“十九年（前280年），秦伐楚，楚军败，割上庸、汉北地予秦。”[1 P344]此记表明：顷襄王十九年，即前280年以前，汉北当属楚国。此记还间接反映了汉北的地望。上庸、汉北相连，都在楚国北部靠近秦国之地（那些原为楚国土地，后被秦人夺去的地方）。上庸在汉水西南，今竹溪、房县一带，再向东北过汉水为汉北，即今襄樊北东到郧西一带。
再者“割汉北予秦”的第二年（前279年），秦再向南蚕食楚地。《秦本纪》：昭襄王“二十八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鄢、邓，赦罪人迁之。”[1. P50] 这说明“鄢（今宜城）、邓（今襄樊）”在“汉北”之南，不属汉北。
今襄樊北至郧西一带称汉北，有其历史渊源。《尚书·禹贡》[11]：“嶓冢导漾，东流为汉；又东，为沧浪之水；过三澨，至于大别，南入于江。” 按《禹贡》的说法，汉水源头称为漾水，向东流上游称汉水。中游称沧浪水，下游称为三澨水（？）；到达大别山（今汉阳北），向南流入长江。《禹贡》之记正反映出远古时代人们活动范围比较小，一条长河各处名称不同的遗存。《左传·昭公十二年》载：“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12《左传》]楚人之先祖，长期居住区在雎、漳上游的“荆山”，其北是《禹贡》记为“东流为汉”的一段近东西走向的“古汉水”。故楚人把汉水上游这“古汉水以北”的地区称为汉北。可见汉北之名有其历史渊源。
赵逵夫先生说：“屈原在怀王二十四、五年流被放汉北……汉水下游今钟祥、京山、天门、应城、汉川五县地，正是先秦时楚人所谓‘汉北云梦之地’。”[13《屈原和他的时代》P307-308] 赵先生的“汉北云梦之地”，“脱离了战国时楚人政治、经济、交通、文化、心理语言习惯等的实际”，脱离了楚国的历史，属于没有依据的自说自话。它与《史记》、《左传》所记的“汉北”、“汉东”相抵牾。
如果按赵氏之说，楚王先割“鄢、邓”东南的“汉北云梦之地”予秦，而把其西北的“鄢、邓”等等大片国土，置于秦人占领区的包围之中，这是不可理解的。
其实赵逵夫先生在1990年曾经说过：“关于汉北其地，蒋骥《山带阁注楚辞》说:‘汉北，今郧襄之地。’郧襄一带在上庸以东，……据庚信《枯树赋》，襄樊以南至宜城一带称为汉南，则与之隔江相对的‘汉北’应是专指今樊城以北的一片地方。这里是楚与中原南北来往渡汉之处，故有汉北、汉南之称。这个地方在庸以东四百里左右，它在怀王时一直是属于楚国的。”（P23）“申本姜姓之国，后被楚文王所灭。其地在今河南省南阳市，南面距汉北不远。”（P22）[5《屈原未放汉北说质疑与被放汉北新证》《中国文学研究》1990.3 (P19-25)]可惜，赵先生为了迁就“屈原被放汉北云梦，任掌梦之官”的臆断，放弃了原先的观点，改为：“关于汉北其地，蒋骥《山带阁注楚辞》说:‘汉北，今郧襄之地。’郧襄一带在上庸以东，……据我所考证，楚人所谓‘汉北’是指汉水下游一段的东面，即今钟祥、京山、天门一带。……其东面为汉北云梦泽。历来楚王田猎均在此。”[13《屈原和他的时代》（P346）]
赵逵夫先生所说的“汉水下游今钟祥、京山、天门、应城、汉川……‘汉北云梦之地’”，本是楚人所称的“汉东”。《左传·桓公六年》（楚武王三十五年）斗伯比对武王说：“吾不得志于汉东也……”[12]。由于从襄樊到潜江这一段汉水近南北走向，人们习惯地把分布其东的，以随为首的周代诸侯称为“汉东诸姬、汉东诸国”。
赵逵夫先生还以作于汉北的《思美人》写到“江夏”为由，说：“如果汉北其地在今襄樊以北，则诗人便不可能‘遵江夏而娱忧’。所以说，这是屈原被放之处汉北其地在汉水下游北面的又一证明。”[13]此论也没有说服力。首先，《思美人》之“遵江夏而娱忧”是遐想中的表白，不能证明屈原身处何地。其次，即便是实指“江夏”，也与“汉北”无关。例如，《哀郢》中也有“遵江夏以流亡”。难道说郢都也在“汉北”吗？
孙作云先生说：『“放逐”就是驱逐出郢都，不许与闻国事。屈原被迫出都后的流浪地点，是汉北，即今湖北北部襄阳及河南西南部内乡西硖一带。这一带地方统统叫做“汉北”。（今河南西南部西硖县有“屈原冈”，我以为即因屈原曾至此地，故有此名。）』[9《文史哲》1962 04 P32]
汤炳正先生说：“鲁山与内乡县皆属南阳，在丹淅东北。其地皆处汉水之北，故统称‘汉北’。”[4《渊研楼屈学存稿》（P72）]
孙、汤两先生所说的“汉北”之地范围太大。《楚世家》曰：“顷襄王横元年，秦要怀王不可得地，楚立王以应秦，秦昭王怒，发兵出武关攻楚，大败楚军，斩首五万，取析十五城而去。”[1.P341]秦昭王十五年（楚顷襄王五年）秦将白起“攻楚,取宛。”[《秦本纪》] 云梦秦简《大事记》也有：“十六年，攻宛”[14云梦秦简(P12)]。“析”在“河南内乡西峡一带；“宛”即今日之南阳。析、宛从来就是专用地名，不属“汉北”。鲁山更远在南阳（宛）、方城之北，把它们“统称汉北”，没有文献依据。即或它们是“屈原曾至”之地,也不等于是屈原流放之地。
《楚世家》记载怀王“十七年春，与秦战丹阳，……遂取汉中之郡。”；“十八年，秦使使约复与楚亲，分汉中之半（即上庸之地六县）以和楚。”；“二十五年，怀王入与秦昭王盟，约於黄棘。秦复与楚上庸。”
十七年春秦“取汉中之郡”之后，为什么第二年就提出“分汉中之半以和楚”；到二十五年，黄棘之盟（放逐屈原）之后，秦终于“复与楚上庸”呢？——这一方面说明秦欲退地以和楚，似乎也说明汉中郡东部的“上庸六县”突出在楚境之内，不便守卫。
有人认为：「《楚世家》“二十五年……秦复与楚上庸。” 汉水之南的上庸，怀王二十五年以前尚为秦占，由此可推知处于“汉水之北”的土地必为秦占无疑。这样，屈原放于汉北也只有怀王二十五年前后才有可能。」[张元勋《关于屈原放逐的辨正》《齐鲁学刊》1984年06期 P92-97（P92）] 此论缺乏依据。据《楚世家》，顷襄王十九年楚才“割上庸、汉北地于秦”[3（P344）] 上庸虽在怀王十七至二十五年为秦所有，但顷襄王十九年前“汉北”一直是楚之领土。
黄灵庚先生说：“屈原退居汉北，就是说退回到他父考生前谪居过的上庸而已。”[15黄灵庚《〈离骚〉“伯庸”考》《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87年第1期P82-84]（P84）上庸、汉北并非一地，上庸在汉水之南，今竹溪、房县一带。把上庸划归“汉北”，令人难以理解。再说，“怀王17年至25年，上庸属秦”，其时屈原不可能“居”上庸。
《楚世家》：“二十九年（前300年），秦大破楚，楚死二万，杀景缺。怀王恐，乃使太子为质于齐以求平。”[1 P341]
潘啸龙先生说：『我以为这初放的时间当在怀王三十年，证据就是屈原本传中的这样一段记叙：
时秦昭王与楚婚，欲与怀王会。怀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毋行。”怀王稚子子兰劝王行：“柰何绝秦欢？”怀王卒行。入武关，秦伏兵绝其後，因留怀王以求割地。怀王怒，不听。亡走赵，赵不内。复之秦，竟死於秦而归葬。长子顷襄王立，以其弟子兰为令尹。楚人既咎子兰以劝怀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虽放流，睠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复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终无可柰何，故不可以反……。
仔细琢磨一下这汉文字，我们可以发现下述几点重要情况：
第一，屈原在三十年怀王欲赴武关之会以前，虽已被疏，但还在朝。
第二、怀王赴武关之会，这是楚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因为，在此之前的二十八、二十九年，秦楚连年构兵．楚国均被击败；三十年，秦又伐楚，取八城。在这样严重的军事威胁下，秦昭王遗怀王书，提出会盟武关，实在是心怀叵测。对楚国来说，所受压力与订“城下之盟”无异。又，怀王赴会，如入狼窝，若有闪失，楚国命运攸关。……
第三，在这场重大问题的斗争中，屈原遭到了失败。传文中“怀王卒行”，正说明了这一点。接着，本文中便突然出现了“屈平既嫉之，虽放流”这一段文字。而且，它又在“顷襄王怒而迁之”之前．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屈原在谏怀王之后，就被怀王“放流”——即放逐了。』[5 P92-93]
《屈原列传》并未按时间顺序叙事，很容易产生歧见。故有人怀疑其中有脱漏、错简，或篡改。但是，从“屈平既嫉之，虽放流，睠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等内容看，在屈原放流以后，怀王当安然在楚，而不是被扣在秦。《列传》中并没有任何“屈原在谏怀王之后，就被怀王‘放流’”的迹象。至于“它又在‘顷襄王怒而迁之’之前”，更不能说明“在谏怀王之后，就被怀王‘放流’”。
屈原谏怀王“不如毋行”，主观上是从爱护怀王出发，客观上也没有损伤怀王的尊严。怎么会因此而被流放呢？《楚世家》记，同样是谏怀王“毋行”的昭雎，未受任何影响，就是旁证。
潘氏说：『第四、屈原放逐以后，仍然“睠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因此，便作赋抒志，自我申辩，表明他“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的态度。但是，怀王拒不采纳，终于入秦被留，而屈原也“终无可柰何，故不可以反”』。[5 P93]
即便按潘氏所说，屈原因谏怀王“不如毋行”而被流放，随后怀王即去秦被扣。若“屈原放逐以后”“作赋抒志，自我申辩”，又怎么能向被扣留在秦国的怀王表白自己的忠诚和冤屈呢? 潘氏的“屈原放逐以后，作赋抒志……怀王拒不采纳，终于入秦被留”之说，颠倒他自己所设定的事件的前后次序，不能自圆其说。
潘啸龙先生说：『总结上述几点，屈原因为谏怀王入秦，即於当年被放逐，就是很清楚的了。放逐到哪里呢？那就是《抽思》中所说的汉北之地』。[5 P93] 在这里，潘氏不是说“清楚了”，而是愈说愈糊涂了。请问，何处有“屈原因为谏怀王入秦，即於当年被放逐”的依据？潘氏认为“《抽思》作于屈原放逐汉北后一年，即顷襄王元年”[16《屈赋研究三辨》P8]，那么，诗中为什么没有“系心被扣在秦国的怀王”，没有盼望怀王回国的内容？反而有许多埋怨怀王的话“昔君与我成言兮，曰：‘黄昏以为期。’羌中道而回畔兮，反既有此他志。憍吾以其美好兮，览余以其修姱。与余言而不信兮，盖为余而造怒……”，这怎么能与“系心（被扣在秦的）怀王”的屈原心境相符呢？
潘啸龙先生说：『屈原在怀王三十年被放逐，还可以从怀王入秦被留后的史料中找到佐征。试看《楚世家》的这条记载：（楚大臣）乃欲立怀王子在国者。昭雎曰：“王与太子俱困於诸侯，而今又倍王命而立其庶子，不宜。”乃诈赴於齐，……齐王卒用其相计而归楚太子。太子横至，立为王，是为顷襄王。
《战国策·楚四》：亦有一段文字，记楚太子横归国后的一段史实：
楚王死，薛公归太子横。因与韩魏之兵，随而攻东国。太子惧。昭盖曰：‘不若令屈署以新东国为和於齐以动秦。秦恐齐败东国而令行於天下也，必将救我。’太子曰：‘善’遽令屈署以东国为和於齐。
这两段文字，都记叙了怀王入秦以后，楚国上下人心浮动，形势岌岌可危的情况。
当时，楚急欲太子归国，以绝秦国之望．定楚人之心．以屈原历来竖持联齐抗秦的立场，和他多次出使齐国的元老重臣的资望，赴齐以求归太子者。舍屈原其谁属?出乎意料的是，这时赴齐的不是屈原，而是昭雎。同样的。当齐，韩、魏三国之兵随而攻楚，楚太子横急欲使人“为和於齐”时，负此重任谁比较适合呢?当然是屈原。出乎意料的是，“以东国为和於齐”的，又不是屈原，而是二流人物屈署！人们不禁要问：值此危急存亡之秋，当初力谏怀王赴武关之会的楚贞臣屈原何在？对照一下《屈原列传》．我们便恍然大悟：原来，屈原巳被怀王放逐了! 怀王自己既入秦不返．没有他的命令，楚大臣及太子横仓猝之际．不能也不愿召还屈原。於是乎赴齐以求归太子．“以东国为和於齐”的使命，只能由昭雎、屈署之徒担任了。倘若屈原不在放逐之中，依怀王十七年秦楚交兵、国势危急而令屈原使齐之例，屈原是应该出马的。』[5 P93]
在“怀王入秦被留后的史料中”，没有记载“应该出马的”屈原，成了潘氏“屈原巳被怀王放逐的佐征”。这与现存“先秦史书中没有提到屈原的名字”，是屈原否定论者的重要依据其推论模式何其相似？现先搁置其逻辑问题，仅就“佐征”的内容分析如下：
（1）、《楚世家》的记载：
『楚怀王见秦王书，患之。欲往，恐见欺；无往，恐秦怒。昭雎曰：“王毋行，而发兵自守耳。秦虎狼，不可信，有并诸侯之心。”怀王子子兰劝王行，曰：“柰何绝秦之欢心！”於是往会秦昭王。昭王诈令一将军伏兵武关，号为秦王。楚王至，则闭武关，遂与西至咸阳，朝章台，如蕃臣，不与亢礼。楚怀王大怒，悔不用昭子言。秦因留楚王，要以割巫、黔中之郡。楚王欲盟，秦欲先得地。楚王怒曰：“秦诈我而又彊要我以地！”不复许秦。秦因留之。
《楚世家》中接二连三地提及昭雎：建议“合齐善韩”的是昭雎；谏怀王“毋入秦”的是昭雎；“诈赴於齐、归楚太子”，也是昭雎，可见他是怀王后期的重臣（有人说是令尹）。学者们多注意到《楚世家》与《屈原列传》记载的不同，就楚国历史来说《楚世家》比《屈原列传》更为权威。这里或许表明，当时（怀王三十年，结束汉北流放回到郢都）的屈原，并未得到重用，其地位远在昭雎之下。故《楚世家》只记昭雎，不提屈原。
潘氏说“以屈原历来竖持联齐抗秦的立场，和他多次出使齐国的元老重臣的资望，赴齐以求归太子者。舍屈原其谁属?出乎意料的是，这时赴齐的不是屈原，而是昭雎。……当初力谏怀王赴武关之会的楚贞臣屈原何在？”。潘氏此论与《楚世家》之记不符。似乎有曲解就己之嫌？
（2）、《战国策》的相关记载
《战国策》中描写“前299年，楚太子在齐质”的，有三个故事：《楚策二》“楚襄王为太子之时”；《楚策四》“长[垂?]沙之难，楚太子横为质于齐”；《齐策三》“楚王死太子在齐质”。[17《战国策》]三者之间人物、情节互不搭界，而且与《史记》记述不合。
假如说，《国策》不提屈原是因为他“被怀王放逐了？”可是《国策》三篇都没有提到《楚世家》中一再出场的昭雎，难道昭雎也“被怀王放逐了”吗？可见，没有记载“应该出马的屈原”，就是“已被怀王放逐的佐征”，其推论不合逻辑。
潘氏所引用的《战国策·楚四》曰：『长沙之难，楚太子横为质于齐。楚王死，薛公归太子横，因与韩、魏之兵随而攻东国。太子惧。昭盖曰：“不若令屈署以新东国为和于齐以动秦。秦恐齐之败东国而令行于天下也，必将救我。”太子曰：“善。”遽令屈署以东国为和于齐。秦王闻之惧，令辛戎告楚曰：“毋与齐东国，吾与子出兵矣。”』[17 P834]
《楚四》说“楚王死”与史不符，“前299年，楚太子在齐质”时“楚王未死”；说“齐，韩、魏三国之兵攻楚”也与史不符。“秦恐齐败东国而令行於天下也，必将救我。……吾与子出兵矣”？均不可能！楚国立新王就是为了对付秦国：“赖社稷神灵，国有王矣”！ 楚国怎么会？！不顾怀王仍然被扣留在秦的屈辱，设计让秦国来救助！ 秦国扣留楚怀王，就是为了逼迫楚国割让巫、黔中之郡，岂有放弃目的，无条件救楚的道理？
请看北宋司马光（1019年－1086年）《资治通鉴 卷三》的记载：秦王遗楚王书……王乃入秦。……要以割巫、黔中郡。……秦人留之。楚大臣患之，乃相与谋曰：“吾王在秦不得还，要以割地，而太子为质于齐。齐、秦合谋，则楚无国矣。”欲立王子之在国者。昭睢曰：“王与太子俱困于诸侯，而今又倍王命而立其庶子，不宜！”乃诈赴于齐。齐湣王召群臣谋之，或曰：“不若留太子以求楚之淮北。”齐相曰：“不可。郢中立王，是吾抱空质而行不义于天下也。”其人曰：“不然。郢中立王，因与其新王市曰：‘予我下东国，吾为王杀太子。不然，将与三国共立之。’”齐王卒用其相计而归楚太子。楚人立之。 [18《资治通鉴 卷三》]此记与《楚世家》相同，可采信。——潘氏引用《国策·楚四》编造的说辞作证，并不可信。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怀王入秦后屈原被子兰‘放流’”：「“怀王入秦后，子兰集团肆无忌惮地将屈原逐出郢都”……襄王三年，“‘怀王卒于秦’。……屈原重返郢都”。」 [19熊任望《屈原列传》析疑《河北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P13）
此论也缺乏说服力。怀王入秦被扣押，亲秦派非常不得人心，不得不有所收敛。亲秦派“欲立怀王子在国者（子兰）”未能得逞，就是证明。当时矛盾的焦点是“抓权”，假如子兰集团“执掌大权”，要排斥的“敌对势力”，应该是支持太子的昭雎等人，而不是打击孤独无权的屈原（《离骚》：“国无人莫我知兮”，可见屈原的孤独；由昭雎为主“诈赴於齐、归楚太子”说明屈原无权）。说在这“国无君”的几个月内，“子兰集团将屈原逐出郢都”，既与当时的形势不符，又没有内外依据。与《卜居》“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复见”难以融通；与《屈原列传》的“顷襄王怒而迁之”衔接不上。而且，既说：“屈原于怀王入秦、顷襄未立之际，被子兰集团‘放流’”；又说：子兰的“放流”决定“并不具备法律约束的性质，因为没有国王的命令。”[19（P18）]既然“不具备法律约束性”，那么屈原完全可以不与理睬，最多等到“顷襄王立”就可以“返郢都”。为何要等到“顷襄王三年，‘怀王卒于秦’。……屈原才重返郢都”呢？可见此论不能自圆其说。
潘啸龙先生说：『迁屈原往江南的决定，当在怀王归葬於楚以后(即顷襄三年)作出，屈原从汉北回郢都稍事整治行装，即於四年仲春去郢“东迁”。……屈原初放汉北，自怀王三十年至顷襄王三年，整整三个年头。由于他自汉北经郢都，是为了远迁江南，而不是召回复用，因此并不能见到襄王。《卜居》所说的“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复见”，《七谏》所说的“念三年之积思兮，愿壹见而陈辞。不及君而骋说兮，世孰可为明之”，都成为有力的佐证。同时，屈原执忠信之志，存“存君兴国之心”，而遭怀王放逐；三年之后，仍“竭知尽忠，而蔽障於谗”，不仅不能召回复用，反而更远迁江南.这不能不使屈原悲愤恻怛,“心烦意乱，不知所从”，而要在启程前找太卜郑詹尹决其所疑，并发出“世洲浊而不清，蝉翼为重，千钧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谗人高张，贤士无名。吁嗟默默兮，谁知吾之廉贞”的愤激不平之音，提出“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自，而家世俗之尘埃乎”的誓言了。』[5 P94]
从《卜居》“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复见”看，既然是怀王流放屈原，不得“复见”当是怀王。怎么会“不能见到襄王”呢？若按潘氏之论屈原三十年被怀王流放，“太子横为质于齐”尚未回国。顷襄王立时，屈原己被流放在汉北，并没有见过继位后的顷襄王，何来“三年不得复见”襄王之说？《七谏》所说的“念三年之积思兮，愿壹见而陈辞。”只有怀王在楚才能“愿壹见而陈辞”。这些都是屈原被放汉北前后怀王仍然在楚国的有力佐证。
再说，若按潘氏之论“屈原遭怀王放逐后，顷襄三年不仅不召回复用，反而更远迁江南。”就是说，屈原的前程已由顷襄王决定了，何来“‘不知所从’，要找太卜郑詹尹决其所疑”？
潘氏说：『在这举国悲痛的时刻，楚人自然要回想起子兰劝怀王入秦的事来.他们知道，造成怀王身死于秦的罪人之一，就是现时占居令尹要职的子兰.屈原当时尚在放逐之中，得知怀王死去的消息，当然更加悲痛.本传说他又是“既嫉之”，又是“一篇之中，三致意焉”，接着就是“子兰闻之大怒”可见，在此前后，屈原必定怒斥了子兰这批奸佞误国的小人.子兰听说了这一切，当然要暴跳如雷，非得借上官大夫之口进一步诉毁屈原不可了。这样，当时虽然“秦、楚绝”，诸候不直秦，朝中应该是抗秦派可能抬头之时，但屈原却并没有因此而被赦免，反而被顷襄王放逐到了遥远的江南。』[5 P94]
若按潘氏之说《卜居》作于 “怀王归葬於楚以后”，在这“楚人皆怜之，如悲亲戚”之时，为什么在《卜居》中“竟无一语透露对怀王客死之悲”；没有“怒斥子兰奸佞误国”。反而发出“世洲浊而不清，蝉翼为重，千钧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谗人高张，贤士无名。吁嗟默默兮，谁知吾之廉贞’的愤激不平之音”？这怎能体现屈原“睠顾楚国，系心怀王”之情呢？
从以上的分析可见，潘氏论说中，前言不搭后语的逻辑毛病似乎多了一点。
统观《抽思》、《卜居》内容，屈原放流汉北前后，怀王当安然在楚国国内。
再看《哀郢》的内容，“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也不像是与家人?刚刚相聚又要分离的描述。“出国门而轸怀兮”、“哀见君而不再得”。倒像是在顷襄王初期，屈原在郢都尚有任职，经常可以见到顷襄王，与君王还有不能割舍的君臣之情。——这就是说在《哀郢》中也找不到“刚刚在汉北流放了三年多”的任何迹象。可见，潘氏的“屈原在怀王三十年被放逐汉北”紧接“远迁江南”，“并不能见到襄王”之论，既无史传佐证，又与《哀郢》“哀见君而不再得”等记述相违，怎么能令人信服呢？
《新序·节士》屈原章：『屈原为楚东使于齐，以结强党。秦国患之，使张仪之楚，货楚贵臣上官大夫靳尚之属，上及令尹子兰、司马子椒，内赂夫人郑袖，共谮屈原。屈原遂放于外，乃作《离骚》。张仪因使楚绝齐，许谢地六百里。……』[2 P240]
邹汉勋（1805—1854）《邹叔子遗书·屈子生卒年月考》采《新序》之说曰：“考张仪去秦相楚，诈楚绝齐，皆在怀王十六年，则原之见放作《离骚》，必是年也。” 陆侃如先生也认为：屈原第一次放逐，事在楚怀王十六年，其地点则当是汉北，第二年，怀王把他自汉北召回，出使齐国。[20陆侃如 P99-100] 此论既与《史记》矛盾，又与《卜居》“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复见”不合，因而没有说服力。
据《史记》记载，怀王十五年“王怒而疏屈平”；十六年“屈平既绌”，张仪诈楚；十八年“是时屈平既疏，不复在位，使于齐”。《史记》连续三次记叙疏、绌屈原。可见在怀王十八年之前，不存在屈原“放于外”的可能性。
《新序》“屈原章”对屈原一生的概括，基本上是按时间顺序，前后连贯、总体相关进行叙事的。与《史记》所记也大体吻合，只是非常简练。《新序》之“屈原遂放于外，乃作《离骚》”，与其他汉人以及《太史公自序》的“屈原放逐，著《离骚》”完全一致。单就这一点并没有问题。只不过《新序》把这两件亊插在“上官大夫、靳尚之属，共谮屈原”和“张仪诈楚”之间，又没有提“怀王怒而疏屈平”之事。这样很容易让读者误解：或者以为“屈原遂放于外，乃作《离骚》”，是“怀王十六年张仪诈楚”以前的事。或者误解：《新序》此记，打乱了历史事件的前后顺序和内在联系，与《史记》记载不同，不可采信。
《屈原列传》有三处提及疏、绌屈原。刘向不至于否认“怀王疏屈平”之事。《新序》之所以未记“王怒而疏屈平”，可能是刘向为了叙事简练而省略了好些内容。如果把《新序》的“屈原遂放于外，乃作《离骚》”，看作是《史记》中“王怒而疏屈平、屈原放逐于外、著《离骚》”这几件事的综括表述。这样理解，既符合《新序》叙事简练的实际，又能与《史记》一致，这样就可以把“屈原遂放于外，乃作《离骚》”解释为怀王后期的亊。（详见拙文21《试论〈新序〉屈原章的史料价值》） 可见，不顾《史记》等记载，以及《楚辞》的内证，单单根据《新序》之记，就断定“楚怀王十六年‘屈原见放’”并不可靠。
汤先生说：「或疑汉北、丹浙，顷襄王时已为秦所有，《史记·楚世家》载，顷襄王元年．秦出武关攻楚，“取析十五城而去”，是其明证。故襄王时屈原似无去汉北、丹淅之可能。今按此说不可据。所谓“取析十五城而去”，字或有误。据近年出土的云梦秦简《大事记》，于秦昭王九年，只言“攻析”，不作“取析”。秦昭王九年即楚顷襄王元年。可实证《楚世家》之“取析”，实即“攻析”之形近而误。“而去”二字，则系纪实之语。」[4（P168）]
汤先生此论实不敢苟同。云梦秦简《大事记》所记，秦侵占它国的战事均记为“攻X”，未见记“取X”者。这些“攻（某地）”，不可能都是“攻而不取”者。《大事记》中从秦昭王元年到五十六年，共记“攻（某地）”共三十处，大多数的“攻（某地）”可与《史记》“取（某地）”对应。其例除了“攻析”(即“楚顷襄王元年‘取析十五城而去’”)外；再如，《大事记》：“十六年，攻宛。十七年，攻垣、枳(轵)。十八年，攻蒲反(坂)”[见14云梦秦墓竹简整理小组《云梦秦简释文（一）》《文物》1976 06(P12)]。相应的《史记》为：「《秦本纪》秦昭王十五年，秦将白起“攻楚,取宛。” 《六國年表》：秦昭王十八年“客卿错击魏，至轵，取城大小六十一。”；魏昭王七年“秦击我。取城大小六十一。” 《魏世家》为：“七年，秦拔我城大小六十一。[1 P388]” 《秦本纪》：“十八年，错攻垣、河雍、决桥取之。”[1 P50]」。（笔者按：《大事记》“十六年，攻宛”，《秦本纪》记为秦昭王十五年；《大事记》“十七年，攻垣、枳(轵)”，《史记》记为秦昭王十八年“客卿错击魏，至轵，取城大小六十一。”……）
汤先生之「云梦秦简《大事记》，于秦昭王九年，只言“攻析”，不作“取析”。可实证《楚世家》之“取析”，实即“攻析”之形近而误。」[4（P168）]有违秦简原意，似可归为：“在运用古籍记载时，取舍随意，是非任情，其结果必然陷于诡辩之一途。”[4（P40）]
汤先生说：「屈原于顷襄王时，曾流浪至汉北、丹浙之地。……屈原去汉北，在顷襄王九年之后，割汉北地与秦，又在屈原去汉北之后十余年。」[4（P168）]既然楚顷襄王元年 秦“取析十五城”，顷襄王五年（或六年）又“取宛”。那么，“在顷襄王九年之后”，“屈原似无去丹淅之可能”。故汤先生之论，难以成立。
[1]《史记》[M].长沙：岳麓书社1988年10月
[2] 卢元骏《新序今注今译》[M] 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
[3] 洪兴祖《楚辞补注》[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83年3月
[4] 汤炳正《渊研楼屈学存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10
[5] 赵逵夫《屈原未放汉北说质疑与被放汉北新证》《中国文学研究》1990年03期P19-25
[6] 潘啸龙《关于屈原放逐问题的商榷》《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80 03（P86-95）
[7] 杨德春《屈原名平及相关问题考论》《学术探索》2010年01
[8] 孙作云《屈原的放逐问题》[J]《河南大学学报(社科版)》1961年00期
[9] 孙作云《从〈离骚〉的写作年代说到〈离骚〉、〈惜诵〉、〈抽思〉、〈九辩〉的相互关系》[J]《文史哲》1962 04(总83) P28-35.27
[10] 周秉高《楚辞解析》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3 10
[11]《尚书·禹贡》
[12]《左传·昭公十二年》
[13] 赵逵夫《屈原和他的时代》
[14] 云梦秦墓竹简整理小组《云梦秦简释文（一）》《文物》1976 06期P11-14。
[15] 黄灵庚《〈离骚〉“伯庸”考》《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87年第1期 P82-84
[16] 潘啸龙《屈赋研究三辨》 [J]长沙《云梦学刊》社科版1996 01 P1-8
[17] 諸祖耿《戰國策集注匯考》[M]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5。
[18] 司马光《资治通鉴 卷三》
[19] 熊任望《屈原列传》析疑 《河北大学学报（哲社)）1988第1期（P12-19）
[20] 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P99-100）
[21] 熊人宽《试论〈新序〉屈原章的史料价值》
http://www.literature.org.cn/article.aspx?id=10828
[00] 张元勋《关于屈原放逐的辨正》[J]《齐鲁学刊》1984年06期 P9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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