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如果要在中国找一个能够以宽容的心态接纳欧洲人的地方的话，也只有广州这样一个地方了，而且就欧洲人的商业逻辑及傲慢的心理而言，也只有广州能够容纳他们。因为广州本就是一个具有极强包容性的地区。
一、保留秦汉华夏遗风的广州
从秦末开市以来，因广州长期处于开放状态，而具有接纳不同地区人民相容于一炉的传统。
尽管书写着相同的汉字，但不同地区和不同时期来到广东的北方移民，其口语和生活习惯存在着细微但是不易改变的差别，相互之间的融合尽管艰难，但成效却是明显的。
公元前 775 年姬姓部落迁徙到广东的那些华夏人，将农业文明带到了这块南蛮之地，而公元前 3 世纪由百越迁来广东的越族人（傣族或壮族的后裔），是秦末汉人到来之前，在广东占统治地位的人群。
广东本地汉人主要以秦末汉初迁徙来的汉人为主体，也有一部分是自福建往西扩展的。
在汉代到南宋时期，因南岭交通阻隔，大规模的北方人口迁入很少发生，直到南宋末期和元朝初期，被称为客家人的中原汉人才大批前来广东。
所以，较长时期内，广州地区和广东基本保持了相对独立的汉民族文化特性，这一特性以秦汉生活及其语言、文学、音乐、习俗为基础，融合了古姬姓部落、特别是秦末汉人和越人的部分因素，并为不断来自北方的社会交流带来的新因素所丰富，在近代欧洲到来之后，也吸收了少量欧洲人的因素。
相对于内陆来说，广州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自赵陀在广州立国开市（前204 年）①后，因地缘关系，战乱相对较少，内陆向广州迁徙人口的规模和频次较低，除与越人及苗人等少数族裔通婚外，相对来说血胤上以秦末汉人为主；
二是因同样的原因，一些古老的中国传统和习俗，包括语言、神氏崇拜、重土情感等，在广州地区存留得更多一些。
这使广州人及广州文化保留着较多的秦汉遗风。
二、广州人身上的传统中国品质
广州依靠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和自身的特点，在 16－19 世纪中承担了大规模的海外贸易。
但广州人洁身自好的性格，使他们对外国人保持着尽可能少的人身接触和文化接触②。
除了极少数中国政府许可的贸易代理商（行商）因与外商进行交易而接触洋人外，普通广州人对外商的存在是漠不关心的，而实际上也真的与他们没有太多关系。
对英国人的鸦片走私，广州人民深表愤恨，邓廷桢和林则徐的禁烟,都曾得到广州士绅和民众的极大支持。
鸦片战争期间英军曾于1841年5月26日占领广州，并迫使时任两广总督的奕山举白旗投降，这使心性善良的广州人受到了极大的情感伤害，加上三元里抗英事件中民众在广州知府的劝导下不得不放弃对英军的围困，使广州人长期积压的对英国人的敌意难以消除，所以才有后来（1843－1857 年）拒绝英国人入城的消极抗争行动。
正是这一引起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拒绝英国人入城事件，才给上海提供了快速发展的机遇。
但广州人对中国传统的坚定态度，恰恰是上海及其他口岸城市略有所欠的。
可以说明广州人这一特性的，是大量广东华侨的海外生活历史。
随着贸易的发展，广东人自 16 世纪后期开始大量到海外谋生，到 18 世纪时，散布在东南亚各地的华侨约 200 万人③，其中广东人超过了一半，包括后来到美国各地的广东人，都从来不曾放弃中国人的传统，也从来不认为自己是移民，即始终以中国人的身份在海外谋生，且大部分男人保持着单身或是返乡结婚的习惯，较少与当地人生活在一起，基本独立于当地社区之外而形成自己的社区，以便保留祖国的语言和习俗。至今的东南亚华人都保留着这一传统中国品质。
他们从海外带回家乡的主要是财富和物质生活方面的物品，而不是外国的文化和社会生活，散布在广东乡村的大量显示富裕、堂皇的祠堂、房屋和公共建筑以及保持精致生活的村庄，大多数与这些海外华人具有千丝万缕的关系④。
这种对传统的自豪和坚持，也为身在海外的广东华侨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尤其是欧洲人所在的殖民地，常常对不妥协的华侨采取无情的镇压和屠杀。
如：1603年，菲律宾2万余华侨被西班牙人屠杀；1639 年当菲律宾华侨增加到3万多人时，再次被西班牙屠杀了2万余人，剩余的1万余华侨被殖民者列为贱民，且强迫他们信奉天主教；1662年当郑成功成功将荷兰人从台湾驱除后，马尼拉的菲律宾华侨精神大为振奋，这引起了西班牙人的不满，又进行了第三次大屠杀，华侨们不得不武装自卫，最后全体华侨，包括妇女儿童，被西班牙人屠杀殆尽； 1740 年荷兰人在印度尼西亚首府巴达维亚（雅加达）屠杀华侨，使河水都变成了红色，史称为“红河惨案”。⑤
存在于广东人身上的这些中国人的传统品质，恰恰解释了在广州这个最早的通商口岸拒绝英国人入城的不妥协态度的合理性。
而这个态度也反映在广东及广州在中国社会面临巨变面前的镇定和内敛倾向。
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广州人对英国人保持了中国本土及中华民族的尊严和自豪感，这些自豪感与英国人的自豪感是不逞相让的，正如欧洲人“不能超出自己肤浅的观察及自己生意上的纠缠去理解中国的商业制度，更不用说其社会生活内部的细微之处”⑥那样，大部分广州人对欧洲人的社会及生活仅仅是保持着好奇心。
他们关心自己的生活远比了解欧洲人为什么非要到中国来做生意要重要得多，在他们看来，这些欧洲人是一群贪得无厌的红毛子而已。
与通常的理解不太一致的是，广州人的商业传统，和商业上表现出的精明、讨价还价能力、处理细微事务的务实作风、和善于掌握商业与工艺技巧的特性等，并没有影响他们在中国面临存亡危机时的历史自觉性。
相反，近代促使中国社会转型的诸多重大事件，恰恰是由广州人（广东人）引发或直接发起的。
尽管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这是广州人身上潜伏着的汉代汉族人的血性被外族入侵激发的结果，但这种解释，或许比广州长期是一个通商口岸那样的解释更有道理一些。
三、近代历史洪流中广州人反抗精神的觉醒
此外，广州也与那个时期大多数的中国地区一样，陷于乡村士绅与官僚士大夫之间关系脆弱的境地，乡村自治的加强削弱着维系人民与皇权之间的正统道德力量，加上清政府在鸦片战争期间表现出的无能和软弱可欺窘态，是看在眼里，怒在心里，比其他地方的人民更能直接感受和理解 1839 年之后，中国社会面临的困境和无能为力状态。
林则徐焚烟的壮举、广州城墙上的投降白旗、三元里抗英的激情、火烧英国商馆的泄愤行动、眼睁睁看着两广总督被英国人抓获的痛苦，都必然会因触动心灵而产生思想上的异动。
这些思想上的变化，在民族主义还没有成为社会政治力量之前，是难以转化为特定行动的。
引发行动的主要因素必然是与导致生活逐渐走向贫困、或者使人产生极度失望情绪的那些事项有关。
从19世纪中叶广州社会的情况来看，鸦片战争的影响表面上不是很大，但实际上战争失败的影响正在缓慢地侵蚀着社会的肌体。
尤其重要的是西方的商业和贸易侵蚀，使社会内部开始出现人口分化，尽管这种分化涉及到的人口总数微不足道，但作为一种腐蚀性力量，却比战争失败对中国人造成的心理影响更大。
失败的战争涉及到的主要是国家和民族尊严问题，如果失败的战争还导致财富和土地被大肆掠夺，则必然会损害社会肌体的健康；如果这个社会被持续不断的战争和财富掠夺所蹂躏，它就无法保护健康已受到侵害的肌体了，要不被外部压力所击倒，则非有顽强的生命意志作为支撑不可。
这时，任何的社会内部腐蚀和动乱，都会成为强大的破坏力量，而造成社会的撕裂，或者直接摧毁既有的社会秩序和政治体系。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反映的正是广州社会的这种不安状态。
【本文完】
注释
①赵陀（前 238－前 137 年），河北正定人。前 219 年，以副帅身份随主帅任嚣率 50 万大军（实际数量可能要少）征战岭南。前 208 年，南海郡尉任嚣病亡，赵陀代任郡尉。前 204年创立南越国。前 195 年，汉高祖封其为南越王。赵陀治南越，采汉朝郡县制与分封制并行制度，在南越国（东接泉州，北至五岭及湖南、江西交界，西北至广西南北盘江，西南至越南中北部地区）推广汉字使用，并推行犁耕、渔业、制陶、织造及商贸政策，并和辑百越，奠定了岭南文明发展的基础。《粤记》云“广东之文始尉陀”。
②傅高义著，高申鹏译，共产主义下的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 年，第 16 页。以下引用该书内容均为相同版本。
③柏杨，中国人史纲（下），第 191 页。
④傅高义著，共产主义下的广州，第 18 页。
⑤参见：柏杨，中国人史纲（下），第 191 页。
⑥傅高义著，共产主义下的广州，第 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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