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钩沉 近期，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明史研究者毛佩琦坐镇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拍案说透《明十七帝疑案》，向观众展示了另外一个复杂的明朝，明朝帝后们的隐秘故事一时变得炙手可热起来。而在我省邹平有一孙氏家族，明朝时期曾经一辈兄妹之间出了一位大有作为的皇后，和一位掌握军权并位极人臣的实际“宰相”，堪称山东历史上最显赫的家族之一。
与皇上“青梅竹马”
与封建社会的多数女性一样，孙氏家族的这位孙皇后没有自己的名字。据《明史·列传第一·后妃一》记载：“宣宗孝恭皇后孙氏，邹平人，幼有美色。父忠，永城县主簿也。诚孝皇后母彭城伯夫人，故永城人，时时入禁中，言忠有贤女，遂得入宫。方十余岁，成祖命诚孝后育之。”此段记载告诉人们：明宣宗的孝恭皇后孙氏是邹平人，其父孙忠是永城县的主簿。幼年，她以聪慧和美貌，被当时住在其父亲任职地永城的太子妃母亲看中，带入宫中。孙氏入宫时年龄才十余岁，皇帝明成祖便指派其儿媳、当时的太子妃也即后来仁宗的皇后张氏养育她。
可见，与其他宫女相比，孙氏有着特殊的入宫背景，这就使她与后来成为宣德帝的朱瞻基有了“青梅竹马”之缘。由于孙氏禀性娇柔谦恭，不事张扬，很快便获得了这位未来皇位继承人的倾心垂爱。朱瞻基登极后，在册立她为贵妃时，不惜破坏祖制，给予她与皇后同样既授金册也赐金宝的荣耀（旧制皇后有册有宝，贵妃有册无宝）。
朱瞻基成婚十年却有女无子，又年近三十，威胁到皇位传承，为朝中上下宫廷内外关注。宣德二年十一月，孙氏生育了第一个皇子，朱瞻基当即高兴地诏令大赦天下，免明年税粮三分之一。小皇子出生仅八天，群臣奏请立为太子，虽经孙氏逊辞，八十天后就被立为太子。皇子刚满“百日”，朱瞻基就力排众臣阻挠，逼迫当时的胡皇后“主动”上表退位，将皇后的桂冠戴在了自己钟爱的孙氏头上。当时，拥有至高权力的皇太后张氏虽一心庇护胡皇后，但事已至此，也只好作罢。
影响幼帝定都、废殉葬制
邹平的这位孙皇后如今很少为人所知，主要原因是封建正史上对她有一些诋毁性记载，说她“阴夺宫人子为己子”，以不正当手段夺得皇后地位。但也有专家认为，“阴夺宫人之子”有可能是后人别有用心捏造的谎言。因为根据当时宣德皇帝年近三十尚无子嗣、宫中上下都关注谁会生育第一个皇子、皇太后张氏依然健在等情况分析，孙氏佯装自己怀孕而控制真怀孕的宫女偷梁换柱的做法，在当时几乎不可能。而对毫无疑问地获得了皇帝专宠、并已生育一女（常德公主）的孙氏来说，也似乎不会置将来可能亲生的儿子的前途于不顾出此下策。
朱瞻基三十八岁英年早逝，7周岁半的明英宗朱祁镇即位，年号正统。作为小皇帝的生母和皇太后，孙氏随住乾清宫。
此后四五年间，发生过两件值得人们注意的大事。一是正统四年六月，朝廷接到周宪王朱有敦的丧讯。这个周宪王没有儿子，小皇帝致书朱有敦的弟弟祥符王朱有爵，“令其自妃、夫人以下不必从死，年少有父母各遣归其家”，第一次制止了明朝开国以来便实行的令人发指的殉葬制度。二是正统五年三月，小皇帝下诏重建明成祖迁都北京几个月就在火灾中焚毁的紫禁城三大殿，并在宫殿建成后的正统六年十一月宣布定都北京，最终更改了明仁宗于洪熙元年三月所下的“还都南京”并将北京改为“行在”的诏令，正式确定了北京的京师地位。
值得一提的是，这段时间小皇帝年仅十一二岁，应不具备决断此大政的能力。而当时在世的明仁宗皇后太皇太后张氏，是曾连续决定过永乐、洪熙、宣德三朝皇帝殉葬事宜的当事人，不会突然阻止藩王妃嫔殉葬，更不会自动更改夫君当年的迁都诏令。对这两件意义深远的大事发挥重要影响作用的，应是一直与小皇帝随住乾清宫的皇太后孙氏。
柔肩挽狂澜，驾驭两“变”
明朝前期发生过震惊朝野的“土木之变”和“夺门之变”，孙氏以丰富的政治经验及无可替代的皇太后之尊，柔肩擎天，力挽狂澜驾驭两“变”，对维护明朝统治和国家安定发挥了作用。
正统十四年八月，明朝50万精锐兵和朝中各部重臣在土木堡遭瓦剌骑兵围歼，率军亲征的年轻皇帝朱祁镇被俘，并被挟持继续攻掠明朝北方重镇，京师告急，明朝陷入空前危机。经过短暂混乱后，孙太后果断摈弃了部分朝臣的南逃主张，采纳了兵部侍郎于谦等主战派的意见，相继采取了让庶子朱祁钰即位，是为景泰帝，尊朱祁镇为太上皇，立朱祁镇之子朱见深为太子，积极调兵遣将坚守北京等一系列正确决策，终于化解了危机。
在打退瓦剌进攻后，景泰帝恋栈皇位，幽禁被遣送回京的太上皇朱祁镇，废除孙太后所立太子朱见深，改立自己儿子为太子。作为“上圣皇太后”，孙氏任凭景泰帝废立太子，悉心保护好被幽禁的太上皇朱祁镇和被废的小太子朱见深，维护明朝政治相对稳定的大局，静观时势之变。
景泰帝命途多舛，儿子与生母杭皇后相继死去，且再无子嗣。景泰八年正月，在景泰帝病重且又执意拒绝朝臣重新立太子的奏议、明朝皇位面临传承危机的关键时刻，孙太后又明确支持部分朝臣实施“夺门之变”，拥戴作为皇室嫡长的太上皇朱祁镇重新复位，从而消除了明朝政治上的又一次危机。《明史》中“石亨谋夺门，密白于太后，许之”，则充分说明了孙氏的作用。
历经六朝，皇恩荫及家族
孙氏幼年进宫，历经永乐、洪熙、宣德、正统、景泰、天顺六朝，并作为宣德朝的皇后，正统、景泰、天顺三朝的皇太后，和成化皇帝（朱见深）的主要抚育人，对宣德以来的朝政，尤其是“土木之变”后处于非常时期的明朝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她一人开历史上贵妃授册也授宝和在世太后上尊号两大先例。天顺六年去世后，孙氏被以“太庙”的名分，上十五字尊谥“孝恭懿宪慈仁庄烈齐天配圣章皇后”，与宣德帝合葬于北京十三陵中的景陵。
倚仗孙皇后这座靠山，孙氏家族由此显贵起来。早在宣德朝，其父母就蒙受浩浩皇恩，父亲孙忠在景泰三年以85岁高龄去世后，被追赠会昌侯，谥康靖；后又在天顺年间被加赠太傅、安国公，改谥恭宪；成化十五年再赠太师、左柱国。兄弟族人中也有多名获得官爵，其兄孙继宗“天顺改元，以夺门功，进侯，加号奉天翊卫推诚宣力武臣，特进光禄大夫、柱国，身免二死，子免一死，世袭侯爵；诸弟官都指挥佥事者，俱改锦衣卫”。
明宪宗朱见深即位后，又“命继宗提督十二团营兼督五军营，知经筵事，监修《英宗实录》。朝有大议，必继宗为首。再核夺门功，惟继宗侯如故”，使孙继宗成为历史上长期以执掌兵权的武职为首议政的实际“宰相”（明朝不设宰相）。去世后，孙继宗又被“赠郯国公，谥荣襄”。
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长河中，具有孙皇后这样经历的女性并不多，特殊的机运使孙氏在以男权为中心的封建社会历史中成为对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作出决断的人物。对比历史上为人熟知的其他有重大影响的女性，孙氏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基本上属于正面，她的政治作为和历史功过颇值得后人研究和重新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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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之变”与英宗复辟
明成祖死后，太子朱高炽即位，他就是明仁宗。仁宗停止郑和下西洋和对外战争，鼓励生产，宽行省狱，力行节俭，以积蓄民力。
明仁宗死后，长子朱瞻基即位，即明宣宗。宣宗基本继承了父亲的路线，实行德政治国，国家进一步强大。但是，宣宗在这一时期打破了太祖留下的太监不得干政的规矩，一些太监开始干政，为英宗时期的太监专权埋下隐患。
明英宗继位后，宠信宦官王振，自此开始明朝宦官严重专权行为。王振原为教官，后净身入宫，服侍英宗左右。英宗即位后，对其宠信有加。在太皇太后及元老重臣“三杨”死后，王振更加专横跋扈，更将明太祖留下的禁止宦官干政的铁牌撤下，让举朝称其为“翁父”。王振擅权七年，家产计有金银六十余库，其受贿程度可想而知。
正统初年，蒙古瓦剌部逐渐强大，经常在明朝边境一带滋事。瓦剌首领也先在正统十四年的七月南下攻明，王振即挟英宗领兵五十万亲征。大军离京后，兵士乏粮劳顿，八月初大军才至大同。王振得报前线各路溃败，惧不敢战，又令返回。回师至土木堡时，被瓦剌军追上，兵士死伤过半，随从大臣有五十余人阵亡。英宗突围不成被俘，王振被护卫将军樊忠打死。这次战役，明军死伤数十万，文武官员亦死伤五十余人，明史上称为“土木之败”。“土木之败”影响深远，成为明王朝由初期进入中期的转折点。
“土木之败”的消息传到京师后，朝中混乱。一些大臣要求迁都南京，被兵部侍郎于谦驳斥。继而大臣联合奏请当时的皇太后孙氏，拥戴英宗弟朱祁钰即位，是为代宗（景泰帝），史称“土木之变”。
瓦剌俘虏明英宗后，便大举入侵中原，并以送太上皇为名，令明朝各边关开启城门，乘机攻占城池，直逼北京城。明朝廷惶惶不安，于谦要求坚守京师，并诏令各地武装力量勤王救驾。随后，调河南、山东等地军队进京防卫，于谦主持调通州仓库的粮食入京，京师兵精粮足，人心稍安。
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十月初六，也先挟持英宗入犯北京，京城告急，明景帝让于谦全权负责守战之事，北京保卫战开始。于谦分遣诸将率兵22万，于京城九门之外列阵，并亲自与石亨在德胜门设阵，以阻敌人前锋。十三日，于谦派骑兵引诱也先，也先率数万众至德胜门时，明朝伏兵冲出，瓦剌军队大败逃走。也先见继续绑架英宗已无意义，乃于1450年8月释放英宗。
但之后，明皇室内斗不断。景帝先是不愿遣使迎驾，又把英宗放在南宫（今南池子）软禁，并废皇太子朱见深（英宗之子，后来的宪宗），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太子。不久之后，朱见济病死，景帝也迟迟不恢复朱见深为太子（景帝无他子）。景泰八年正月，景泰帝病危。十六日，副度御史徐有贞率军夜入南宫，拥戴英宗夺门（东华门）复位，又杀害于谦及大学士王文，诬陷其欲立襄王之子为帝。此为“夺门之变”，又号“南宫复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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