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把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移到农村。近代史有关这一理论的提出以及其在实践中运用的论述已相当具体、完备。但是有关工作重点的另一次转移，即“从农村向城市的转移”的相关论述仍有待补充。事实上，从抗日战争结束到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召开这段时期，共产党曾长期占领并统管如张家口、烟台、德州、哈尔滨、齐齐哈尔、石家庄等几十个大中型城市。但是相关的工作管理经验尚未系统地总结，也没有中央上的讨论、学习。这主要是党在这一时期仍偏重于与国民党反动派的内战和农村生产工作所致。到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时，三大战役结束，中共中央也将要从西柏坡迁往北平，进一步获取全国范围内的胜利仅是一个时间问题。大量国民党统治下的大中型城市掌握在共产党手中，但由于长期侧重农民工作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对于城市管理工作经验不足，因此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将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这一论断是适时且准确的。
从内容上看，对工作重点转移的相关论述主要集中在报告的三、四两点。首先，毛泽东指出城工作必须兼顾，一方面不能只顾城市而丢掉农村，但必须把工作重心放到城市而非农村上。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统一的重要体现，可见毛泽东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与运用程度之深。其次，是与城市中的反动势力包括帝国主义者、国民党、资产阶级展开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斗争。毛泽东生动地将这些反动势力称为“不拿枪的敌人”。事实上，在建国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党始终在与隐蔽在城市内的国民党残余势力做着斗争。正是由于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提出并强调了这一问题，才使得后续的城市建设与管理工作能够更顺利地进行而没有过多地受到“不拿枪的敌人”的破坏。再次，是城市斗争中可依靠的力量来源。城市中的无产阶级是党重要的依靠力量，“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来共同消灭城市中的敌对势力。同时，学会规划和管理城市生活要与这一斗争同时展开，二者不可偏废。最后，在从国民党手中接管城市后，始终要记得中心工作是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这是城市工作的出发点。从发展顺序上来看，“第一是国营工业的生产，第二是私营工业的生产，第三是手工业生产”。之所以先抓工业生产，是为了提升无产阶级的生活水平与满意程度，从而壮大党在城市斗争中的依靠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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