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获得了扩大党组织的活动范围、发展组织规模的有利社会环境，党员人数迅速增加，基层组织日益发展。到五大召开前后，党拥有近6万名党员。
但是，从党的整个建设状况来看，这时党既不强大也不成熟。
毛泽东在他的《〈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对此作出了比较科学的分析，他说：
在这一阶段中，党的组织是发展了，但是没有巩固，没有能够使党员、党的干部在思想上、政治上坚定起来。
新党员非常之多，但是没有给予必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工作经验也不少，但是不能够很好地总结起来。
党内混入了大批的投机分子，但是没有清洗出去。党处于敌人和同盟者的阴谋诡计的包围中，但没有警觉性。党内涌出了很多活动分子，但是没有来得及造成党的中坚骨干。
党的手里有了一批革命武装，但是不能掌握住。
由于存在上述问题，随着国共合作破裂、大革命失败来临，中共党的组织迅速陷入内外夹击的困境。
一方面成批的共产党员和党的活动分子及革命群众壮烈牺性，或被无情监禁；另一方面成批的党员登报宣布脱党，或叛变革命、出卖同志。党在组织上陷入恐慌、混乱和崩溃的形势之中。
在全党散乱之际，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中央，及时将处于公开、半公开状况中的党组织引入“绝对秘密的新环境”。
在关于转变中共党组织管理形式方面，共产国际的指示非常及时。
1927年7月8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指示中共中央：
“必须采取各种措施保存党。为此，在武汉地区还需要组织党的秘密机构并使受威胁最大的工作人员转人秘密状态。”
7月14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在关于中国革命当前形势的决议中再次强调：
“鉴于有遭镇压和屠杀的危险，要建立党的秘密战斗机关。”
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八七会议在作出一系列重要政治决议的同时，对党组织整体从公开转入地下的问题高度重视。
会议指出：
“现时主要之组织问题上的任务，就是造成坚固的能奋斗的秘密机关，自上至下一切党部都应如此。”
为此会议通过了《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会后不久又发出《中央通告第二号——党的组织问题》和《中央通告第三号——建立党内交通网》，对党在秘密状态中的组织系统、工作关系、工作方法和工作纪律原则作了严格详细的规定；建立各省通达各县、各县通达各乡的全国地下组织交通网，以承担传达通告指令、输送宣传品、收取各地工作报告、探听各种各样信息等进行工作联系的职任。
通过建立一个严密有序的地下交通网络，使党的整个地下组织就像被一根根红线串联在一起，从而保证了党的地下组织散而不乱。
当时中共在组织上正处于一种崩坏状态中，许多党员看不到出路，看不到希望。党员人数也由原来的近6万锐减到1万人左右，党的组织大部分被破坏了，一些幸存下来的党组织大多数处于瘫痪状态。
在这种情形下，仅仅把党组织转入地下是远远不够的，还要采取措施拯救党员人心，拯救党的组织。
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采取一系列措施把党的组织从崩坏状态中拯救出来。
一是要求各省省委或临委，须指派专人做成“白色恐怖时期中组织变动的经过和教训”及“白色恐怖时期中被难同志（死伤，在狱)的履历和统计”等报告寄到中央。这实际上是用文字形式整合处于散乱、崩溃中的党组织。
二是每一个党部都组织审查委员会（各省委就是监察委员会)以审查各该党部党员之忠实与否。这种审查虽然不是清党性质，但它既可使党内不可靠分子受到排查，又对正在退与不退党、脱与不脱党之间犹豫不决的意志不坚定分子起到遏制作用，从而达到纯洁党组织队伍、保存党员的目的。
三是“早在9月份，军事委员会（指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下面就成立了情报局，情报局出色地进行着工作”，主要用从肉体上消灭叛徒的办法阻止脱党、退党分子叛变革命，破坏党组织；同时依靠党组织和革命群众，深入敌警宪特机关，探取敌人破坏中共党组织的阴谋，向党的秘密组织报警，捍卫党的领导机关和党组织的安全。
尽管共产国际执委会在7月明确要求“中国共产党人毫不迟疑地退出武汉政府”，可是又要求中共“不退出国民党”。
不过，很快莫斯科和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党人都意识到应该立即抛弃国民党的旗帜。
因为“对于在整个这段反革命持续猖獗的时期付出了成百上千生命代价的大部分有觉悟的革命工农来说，国民党的旗帜已经是令人憎恨的了”。
因此，9月19日，瞿秋白组织临时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左派国民党”和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决定取消八月决议案中关于左派国民党运动与在其旗帜下执行起义的决定，明确宣布抛弃国民党的旗帜”。
从某种意义上说，全党宣布退出国民党，中共才真正从组织上向布尔什维克化迈进。
当然，在革命转折关头党组织自身建设问题是一个严峻的课题。
关于这一点，瞿秋白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有所反映：
我们党的力量实在有很大的弱点。虽然，我们在八七会议之后，竭力求改良党的情形，但是至今没有多大的成绩，尤其是广州起义失败后，我们最好的党部受着很大的摧残。
现在：
(1)白色恐怖到处摧残我们的干部，江苏已经很弱，江西、安徽、湖北、湖南简直丧失大部分的干部，书记被杀，北方的顺直也是如此；
(2)城市中组织有削弱的趋势，有流动“过门”的现象，尤其是上海；
(3)乡村中没有支部组织，只有个人领袖；
(4)群众，尤其是上海，觉得党是他们之外的组织，希望党完全解决失业问题、救济问题。
这些现象自然各是不好的现象。
必须努力使党能发展而深入工农群众，提拔新的工农分子到干部中来，实现必须的民主主义化（在可能的条件之下）。
这种党主观力量的生长，能不能赶得上客观形势的需要，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除了重视党的组织建设外，转折关头的瞿秋白还以其党内最高领导人的特殊身份，在寻找中国革命道路的斗争实践及其思想理论的形成过程中，进行了可贵的前期探索。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向何处去，革命道路怎么走，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现在每一个稍有政治常识的人都知道，中国民主革命应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然而在1927年，它却是全党为之困惑和需要探索的艰巨问题。
八七会议虽然确定了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相结合的前进方向，但是通过何种途径将它们结合起来并不清楚。
党所遇到的最大困难是，在历史上“无论中外都找不到农村包围城市的经验”，“共产国际的一切文献，一讲到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就是同工人运动联系在一起”。
因此，八七会议以后，在以瞿秋白为首的临时中央政治局领导下，全国各地尤其是湘鄂赣粤四省爆发的大小起义和武装起义几乎都以“攻城”为目标。可见整个斗争受“城市中心”观念的影响。
虽然在历史发展的新起点上，人们对未来常常带有很大的盲目性。但攻城的武装斗争接连失利，而被赶到乡村、山区和湖区的革命力量需要正确的指导，客观的革命形势迫使党的主要领导人瞿秋白必须努力地去寻找正确的革命道路。
从1927年11月开始，瞿秋白通过论文和临时中央政治局的文件，提出了以起义发展游击战争、组织工农革命军和不急于攻城的思想，并且根据中国政治斗争发展的不平衡状况，开始从理论上质疑“城市中心”观念。
在11月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中，既有盲动主义的错误，也有瞿秋白对中国革命道路的可贵探索。
他指出：
如果农民起义的发动，事实上不能有多分准备起见而推迟，如果这种起义事实上不能估量到较大范围内的胜利，那么，党应当使这种起义采取游击式的战争（不去占领县城或巨大的地域，长久的时期，不去费力建立大规模的军队等等，而以人数虽少却是团结巩固的起义军，经常不断地袭击政府的军队或地主的武装)。
这种游击战争，随后很容易发展而生巨大的农民起义，进一步而达到在较大的范围内夺取政权
…农民起义之后，如果专意占据县城而忽略乡村中土地革命的根本工作，不去发动更多更广的群众，不使群众自己取得土地取得政权（苏维埃），那么，这便是军事的机会主义。
当然，也不是完全不要军队，总结屡次失败的教训，瞿秋白在决议案中特别指出：
中国革命总经验，尤其是屡次失败的教训，都证明要使中国现在的雇佣军队，变成革命斗争靠得住的工具，是不可能的，因此，凡是起义胜利而有可能组织正式的革命军队的地方，本党应当组织完全与雇佣军队不同的工农革命军。
在这里，瞿秋白提出的以起义发展游击战争、组织工农革命军和防止起义专意攻城而忽略了乡村中土地革命工作的策略，已经蕴涵着暴动不要急于攻城的思想。
12月，瞿秋白在他的《武装起义的问题》一文中，分析了为什么这时中国革命不能急于攻城而“只能创造出一种特殊的斗争策略，便是游击战争”？
因为，中国的特殊条件，即经济上、政治上的分散、落后，以及帝国主义列强的操纵，使中国统治阶级内部经常处于“分裂冲突”之中。
他指出：
中国豪绅资产阶级因为资本主义发展的落后，不能成为一个整个阶级势力，他们内部分裂冲突，而没有组织成全国家中央集权政府的能力。因此，革命不能有夺取“首都”，一击而中的发展形势。
虽然在这篇文章中，瞿秋白仍然坚持认为城市工人起义是革命胜利的关键，但他对“城市中心”观念提出了质疑，认为中国革命不会像俄国十月革命那样，通过一次“首都”的武装起义，“一击而中”，就能夺取全国政权。
中国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离不开乡村工作。
这种理论上的探索对寻找中国革命道路的实践必然产生积极的导向作用。
与此同时，瞿秋白在指导各地武装起义的实践中提出并不断丰富了“农民割据”的思想。
海陆丰起义胜利后，党内有人把它称为“割据”。当时瞿秋白是反对用这个名词的，认为只能说是建立革命区域。但是，随着土地革命斗争的深入，瞿秋白逐步接受了这个既生动又形象的说法。
此后党的文件、决议比较频繁地使用“割据”一词，并且关于“割据”的思想也越来越深入、细致和具体。
其一，明确割据局面的建立必须具有一定的条件，即以起义创造割据，在敌人统治“薄弱”、力量“空虚”和矛盾较多的地方，在两省或几省交界地区，在“农运发达”或有革命影响及群众武装的区域，创造和发展割据局面。
其二，指出“革命地域的建立和扩大”是“农民割据”的前景。
瞿秋白认为“游击战争必须进于革命地域之建立”，“现在各地的农民起义的斗争方式，必须确切地了解游击战争的意义和明显的树立创造革命地域的目标”。
其三，提出以局部割据“威胁与包围”中心城市的思想。
广州起义失败后，以瞿秋白为首的临时中央政治局认识到孤立地在一个大城市举行武装起义是不能取得胜利的，因而提出以农村的分区武装割据向中心城市作包围发展的思想。
1928年2月18日，中央在给河南省委的信中指出，中心城市是“敌人政权的所在”，其周围农村必须“切实造成各区农民割据的局面”，对中心城市作“威胁与包围”，使城市的起义“不是在各地起义之先，不是简单一城市的起义”，而是全省起义之“会合”。
显然，中央这一武装夺取政权的斗争策略包含着某种农村割据包围中心城市的设想。
这时，瞿秋白虽然没有直接提出武装夺取政权要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然而他的探索确实沿着这个方向前进了一大步。
当然他的探索是与全国各地党组织一起进行的。
大革命失败后，全国各地党组织都在分别探索革命的出路，各有自己的答案，各有自己的实践与创造。
南昌起义及其南下是一种答案；湖北的攻城起义失败后，被打散的起义武装或“上山”或“下湖”坚持斗争是一种答案；湖南的毛泽东率领起义受挫后的革命军上井冈山又是一种答案。
有些答案实际上已经开始在实践中扭转只注意城市不注重农村、只着眼进攻而忽略适时退却的指导思想。但是各地探索都离不开中央的指导。
瞿秋白在党中央的地位和身份，他的思想和主张对于全党逐步走上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探路”工作，对于毛泽东代表全党最终寻找到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具有开拓性的贡献，是我党关于创造农村根据地思想史上的重要开篇。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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