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中国劳动人民，活得相当不容易，吃饱是运气，挨饿是常态。
老百姓要在水灾、旱灾、火灾、蝗灾、瘟疫、地震和兵荒马乱中夹缝生存，而其中以旱灾最为揪心。
19世纪70年代中后期，正当洋务派“自强”“求富”活动紧锣密鼓地进行之际，一场长达4年的罕见特大旱灾饥荒洗劫了中国大地。其中以1877年丁丑年、1878年戊寅年最为惨烈，因此史称“丁戊奇荒”。
农产绝收，田园荒芜，“饿殍载途，白骨盈野”，因饥荒及疫病致死的人共约1300万，另有2000余万灾民逃荒到外地，对中国晚清历史发生了深远影响。
时任山西巡抚的曾国荃称之为：二百余年未有之灾！
1875年初，年仅4岁的光绪即位，在之后的两年时间内，以直隶、山东、河南、山西为主要灾区，北至辽宁、西至陕甘、南达苏皖，形成了一片前所未有的广袤旱区。
干旱导致粮食作物全面歉收，大旱引发的饥荒，致使一些灾民“饥则掠人食”，过境者往往失踪，人们为此甚至“相戒裹足”，不敢远行。
1877年，华北旱情急剧升级，尤其是山西，旱荒空前。当时在山西，饥民为了活命，树皮草根都已吃光。
绝望的民众甚至取小石子磨粉，和成面状吃下，或掘观音白泥充饥，结果，不数日间，泥性发胀，腹破肠裂。当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吃的时候，“人吃人”的惨剧便发生了。
有记载称：城门口旁边堆放着被剥光了衣服的一大堆男尸，一个叠着一个，就好像在屠宰场看到的堆放死猪的样子；另外一边同样堆放着一大堆女尸，衣服也全被剥光，这些衣服全被送到当铺换取食物了。
走投无路的饥民甚至铤而走险，聚众抢粮。他们打着“王法难犯，饥饿难当”的旗号，拦路抢劫，粮价因此又陡增十倍以上。直隶地区也有灾民组成“砍刀会”，专门抢粮。
到1878年，大旱持续已三年，因旱灾带来的各种人间惨剧，更为严重了。河南境内，侥幸活下来的饥民大多奄奄一息，连割人肉的力气都没有了，一些气息犹存的灾民，倒地之后被饿犬、野狼残食。
光绪四年的春夏之交，北方大部又因灾害引发了瘟疫。这场迅猛的瘟疫席卷了灾区绝大部分城镇，带走了许多苟延残喘的饥民。
河南几乎十人九病，山西省死于瘟疫的人数高达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二三十，陕西省横尸遍野，如无人之境。
据不完全统计，从1876年到1879年，直接死于饥荒和瘟疫的人数，约1300万人，将近2亿人遭受了大灾的影响。
1879年的《申报》记载：“所至各村，往往全尸在屋，蛆虫满地，或野兽吞食，身首异处。”
这场触目惊心的大灾害，既是天灾，又为人祸。
清王朝的日益腐朽，仓储制度渐趋衰败。各级官吏非但没有及时采买仓谷，反而借机变卖、挪用、侵盗粮食。
同时，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清王朝腹背受敌，内外交困，元气大伤。“丁戊奇荒”发生时，清政府已经接近破产，多方筹措也无力赈灾。
时局的动荡，更使得生灵涂炭，民不聊生。频繁的战火、社会的破坏、生态的恶化，严重削弱了清廷和民众抗击灾害的能力。
更荒唐的是，为了增加赋税和财政收入，清政府竟允许并鼓励民众种植鸦片。自19世纪60年代起，西方每年输入中国的鸦片有5.6万担，中国白银为此大量外流。
李鸿章等人于是不惜以自种自产鸦片的方式与洋人抗衡。几年后，全国各省几乎都有鸦片种植，山西、河南、山东等重灾区更是生产鸦片的重要基地。
种植鸦片不仅侵占良田和劳力，造成粮食不足，而且诱使相当部分农民自种自吸食，影响了健康和劳动能力。
清廷风雨飘摇，这场饥荒颇有天要灭大清之意。囊空如也的晚清政权，所有制度和体系已经支离破碎，内忧外患根本难以抵御灾难。
如今的中国不会再遭遇这样的饥荒，但仓廪实而天下安，粮食安全永远是一个国家的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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