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的理想国（二）
——劝导君王，高歌仁义（梁惠王上）（1.1）
何伟俊/文
《孟子》的卷一、二是《梁惠王章句上下》。章句是汉代经学家、训诂家把原本无章节的整体古代文本分析成若干相对独立的章节并标出句读，以便后人阅读理解。
《梁惠王章句上》共七章，《梁惠王章句下》共十六章。这两卷的主要内容是，孟子在魏国、齐国时与梁惠王、齐宣王的对话。和梁惠王的对话5章，与齐宣王的对话12章，与邹穆公对话1章，与滕文公对话3章，与梁襄王对话1章。另有一章记载了，鲁平公因嬖人（君王身边受宠幸的人）臧仓的阻拦，取消了见孟子的计划。
孟子对话君王的核心价值是什么？一个字，仁；两个字，仁义或者仁政或者王道；四个字，保民安邦。孟子的“民本思想”“天下情怀”“人道主义”在这两卷全面、充分地表现出来。作为君王真诚而有方的劝导者，孟子高歌仁道，唱响了仁义之歌。纵观《孟子》全书，“民本思想”“仁政方略”是重点内容。除此之外，《孟子》的主要内容还有：孟子对“人性”“人性善”“良知”“存心养性”的阐述和辩论（这些与其“仁政”“仁义”思想密不可分，在《告子章句》《尽心章句》有详细解读），孟子对古人以及同时代人、事的评价，孟子讲为人、为学、为教的修养。
我们整体性阅读一本书、一篇文章一定要注意首篇、首语。篇首往往呈大义，与整本书的内容具有系统性。《论语》的首篇、首字是“学”，孔子“为学”的核心思想贯穿《论语》始终。《孟子》首篇讲“仁政”，表明孟子的理想追求在“治国平天下”，亦贯穿全书。遵循“仁义”之道使天下太平、百姓安居乐业，是孟子的终身追求。
回到《孟子》第一卷。“孟子见梁惠王”，为什么放在首篇？孟子游说诸侯的顺序是：邹穆公，齐威王，宋偃王，滕文公，梁惠王（魏国），齐宣王。《孟子》里的内容，显然不是按孟子见诸侯的时间顺序安排的。按照对话内容、次数，孟子与齐宣王最多。我们最熟悉的“齐桓晋文之事”这一章，就是孟子与齐宣王的对话，是《孟子》里字数最多的一篇。孟子和梁惠王的对话5章，与齐宣王的对话12章。显然，也不是按照次数、内容多少安排的。那，这样安排的考虑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从文本中找到两个理由。一是，在这第一卷第1章中，孟子提出了自己最核心的思想——“仁义”。孟子对流行天下的“利”进行了剖析，指出了其严重的危害，提出“仁义”才是最大的“利”。仁义，是孟子对孔子“仁”的思想的继承和发挥。孔子讲“仁”，侧重于君子作为个体的修养和品行；孟子将个体的“仁”，推广为治国理政的“仁政”。孔子思想里，讲“义”不多，而孟子是“仁”“义”并举。
二是，梁惠王是第一个诚心、愿意听孟子讲“仁政”的君主。《梁惠王章句上》第4章开头为“梁惠王曰：'寡人愿安承教。’”态度多么谦恭、真诚——愿意安下心来，接受教诲、教导。这对孜孜以求推销自己“仁政”思想的孟子，是多么自豪和兴奋的时刻。这种成就感，让孟子多么开心、自信。
因此，孟子在编排整本书顺序的时候，把自己人生的得意之作——以“仁义”为核心与梁惠王、齐宣王的对话、交谈、劝导放在了开篇。事实证明，这样的开篇起到了吸引眼球、引人注目的效果。它一下子就吸引了中华历史上另一个伟大人物——司马迁。请看《孟子荀卿列传》的开头——太史公曰：余读孟子书，至梁惠王问“何以利吾国”，未尝不废书而叹也。曰：嗟乎，利诚乱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于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异哉！（“太史公曰”，是司马迁对人物、历史发表的议论，多数置于篇尾，也有少数放在篇头；还有的开头有小序，篇末仍有“太史公曰”。）司马迁翻看《孟子》，读了开篇就发出“好利之弊何以异哉”的感叹。难怪他的那句话成为流行语一直传到现在——“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韩、赵、魏，是春秋时候从晋国分开的三国，所谓“三家分晋”。其中，魏国最强。魏文侯（梁惠王的祖父）时，魏国达到鼎盛时期。梁惠王继位后的魏国，四面树敌，军事上屡屡遭挫，但是强国的声势还在。梁惠王于公元前334年，他执政后的第35年称王。为摆脱困境、重振雄风，他下令广招天下贤士。邹衍、淳于髡等名士来魏，孟子也是在这个时候来到魏国。孟子来魏国时50岁左右，此前到过的诸侯国，他没有能发挥出智慧和才干。此时他的经验更加丰富，思想更加成熟，游说更有艺术。这次，他抱着极大的热情，希望一展宏图。梁惠王招天下贤才，也知道孟子是有备而来。从孟子和梁惠王的对话看，面对治国平天下，孟子这次“仁义”思想的推销是成功的。50来岁，他的精神生命发出了璀璨的光辉。他崇拜的孔子也是50岁才有机会在为政上施展才华，显露风采的。
1.1初见梁惠王——布“仁义”之道。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
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甫一见面，梁惠王就说，老先生，你不远千里而来，一定有什么妙招给我的国家带来巨大利益吧。可见，梁惠王为了国家的生存和发展而忧虑呢。孟子面对梁惠王急迫的询问，沉着镇定，亮出了自己深思熟虑、积淀已久的思想法宝——“仁义”。自信而又诚恳。
接下来，孟子分析了“上下交征利”的巨大危害。最后以“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轻柔的反问，再次强调“仁义”是治国强国的根本，“仁义”是国家最大的“利益”。这就是《大学》里的思想——“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
“仁义”作为孔孟思想的核心，其价值到底有多大，我们无法做出准确的判断；但是，如何取得“利益”和“仁义”的平衡，是古今中外社会进程中不可回避的问题。孟子讲的“仁义”是对谁的“仁义”呢？其具体内涵是什么呢？简要地说就是以“仁”待“民”。针对这一点，接下来的章节，他做了具体回答和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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