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02-06 10:34
姚宇鹏
人之好怪、惟怪之欲闻，说明了什么呢？说明在人类的本性中，搏动着一个“奇怪的认同”。所谓奇怪的认同，就是指越是高玄的、越是离奇的，还越是让人兴奋和着迷、喜欢；越是歪论，越有市场和空间，越是受到人们的狂热追捧和认同，从而风行天下，成为潮流时尚。简言之就是一句话——越是歪理论，越被当作真思想。古今一理，皆是如此。应该说，韩愈虽然是文章大家，但是并没有什么深致的思想，尽管他观察敏锐。其在历史上的地位，完全是因为鼓吹之功。对于这一点，前人早有议论。比如苏子由就说：“愈之学，朝夕从事于仁义、礼智、刑名、度数之间，自形而上者，愈所不知也。《原道》之作，遂指道德为虚位，而斥佛、老与杨、墨同科，岂为知道哉？韩愈工于文者也。”（见注）可见人们看得都很清楚。尽管如此，韩愈的道统论毕竟在历史中发生过深远的影响，所以不能不重视。像这里的排摒佛、老，就很为理学所喜欢。韩愈说得明白，仁就是博爱，所谓仁即爱人，这是直接从古义套下来的。而义就是得当、得宜、适宜，也就是做得恰到好处（该怎样就怎样）。道就是路，就是从这里而去达到的轨道，所以遵循、所以凭借的轨迹。所谓道犹路也，道就是所以之、所以由、所以达。道规定了一个定向，朝向那里，所以道路一定不能错，错了路头，就满盘皆空了，因为所有的道路都是送达一定目的地的。德就是内自足，无待于外的，也就是个人完满。可以注意的是，韩愈在这里讲仁义、道德，所做出的区别，是有专门定指的，就是指对老子，这种排辟佛、老的做法与宋儒如出一辙。所以韩愈才会说仁义是定名，而道德是虚位。并且说明，老子所讲的道德与他自己所说的道德是不相同的。所以，这里与仁义对列的道德，乃是一种专门的东西。仁义是一定的，而道德是有轻重升降的。道有君子、小人之分，有君子之道，有小人之道。所以，道是有分别的，要具体看。而德亦有凶有吉，这应该是说小人之德凶、君子之德吉了。因为德者得也，小人之道当然不可能致吉。韩愈说 老子把仁义低估了，这不是毁谤的问题，而是认识的问题。因为老子坐井观天，看不到仁义的伟大。所以韩愈说，他所说的道德是指仁义之公而言；相比之下，老子的道德便只是绝弃仁义的私了。韩愈指出，从历史来看，人文史中先是黄老、杨墨盛行，然后是佛教。所以这个时候的仁义道德，或者是不讲的，或者就是乱讲的。尤其是六朝佛教盛行以后，社会化的信仰就再没有儒家的分。我们看六朝是靡靡之朝，这些都不是无缘无故的。当然六朝也有它的优点，就是语文的水平很高，文字水平可以说达到了历史的最高峰。词藻繁丽，辞章异常发达。义理衰而后考据盛，考据衰而后辞章兴。从先秦到六朝，思想的确是没落了。而佛教只能提供宗教修行的生活，根本不适合于政教国家及社会。而道德仁义，当然都是直接的政教内容。六朝之衰，一至于此。所以世人再想聆听纲常伦教，也是不可能了。甚至以孔子为释、老弟子，其愚昧以至于此。由此，人文只能永远沉溺于荒怪的时代场景之中了。
《原道》又说：“古之为民者四，今之为民者六；古之教者处其一，今之教者处其三。农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贾之家一，而资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穷且盗也！古之时，人之害多矣。有圣人者立，然后教之以相生养之道。为之君、为之师，驱其虫蛇禽兽而处之中土。寒，然后为之衣；饥，然后为之食。木处而颠，土处而病也，然后为之宫室。为之工，以赡其器用；为之贾，以通其有无；为之医药，以济其夭死；为之葬埋祭祀，以长其恩爱；为之礼，以次其先后；为之乐，以宣其壹鬱；为之政，以率其怠勌；为之刑，以锄其强梗。相欺也，为之符玺、斗斛、权衡以信之；相夺也，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为之备，患生而为之防。今其言曰：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争。呜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无圣人，人之类灭久矣。何也？无羽毛鳞介以居寒热也，无爪牙以争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今其法曰：必弃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养之道，以求其所谓清净寂灭者；呜呼！其亦幸而出于三代之后，不见黜于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于三代之前，不见正于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也。”
韩愈的意见，完全是历史社会的考虑。自古中国的民划分为四大类：士民、工民、商民和农民。但是佛教盛行以后，闲食的人多了，佛徒有很多就是终生坐食、不事生产的，因而成了社会尾大不掉的负担。在古代只是政教一元的社会，后来成了佛教、道教加入的局面，信仰也处在无所适从的尴尬中。而且，通过风俗生活的渗透，对民众真正起影响、起到潜移默化作用的是佛教和道教，儒家仅限于官方、高端，在庶民层没什么影响力。生产劳作的人少，而消耗坐食的人多，社会当然会枯竭。于是贫穷滋生盗匪，社会的根基也就不稳了。因此，佛教的流入，对历史社会的负面作用太大，难怪很多人会起而反对之。韩愈说到，圣人是为教、立教之名，但儒家讲的教不是宗教，而是教化，这个不能混淆。我们知道，君、师在中土有着原始同源性，所谓圣人者，其实就是君、师的合一体，即早期人群生活中带领大家的那个人——主心骨。这样，后来衍生出德位理论也就是很自然的。早期的教化，是教会人群怎么生活，至少韩愈的解释是这样。在生活的富余的基础上，然后人文得以演进，而这些也都是出乎自然的。比如说礼仪、丧葬，等等。看见路边一个人死了，身上爬满了蛆，自然会萌生掩埋的念头，这都是人性之常、自发的，并非人为强迫。人文政治也是这种自然产物，这是韩愈的说法。今天来看，这种观点、看法是不确的。因为并不是每一个历史社会都自发出了政治、尤其是高程度政治的，所以韩愈的自然论要加一定的限制才行。比如印度，就不是政治社会，而是风俗社会——宗教修行生活是印度文化的主体，这正是为什么佛教不适合于中土的原因。但是，历史中的虔诚信徒，实际上对印度文化都不了解，他们对佛教只是想当然，自以为懂。千言万语一句话——风俗文化决不能充当政治本体，说破了，原因只在于此，并不复杂。统一度量衡，这是国家信用，而兵备则是生存的保证。韩愈说，如果没有圣人，人类早就灭亡了。这话说过头了吗？其实韩愈只是想强调——没有人文，人类生活不可想像。动物可以捕食，人类没有爪牙之利，当然不能凭体力生存，所以只能用智。而君是命令者，臣是达成命令的人，民是干活的、劳作者。但是这种简单的政治伦理和法度，却在佛教的搅扰下破坏了，因为人们的头脑和思维发生了改变——不是遵循政教，而是寻求寂灭、往生乐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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