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正处在一个新时代，但历史却仍然需要常读。
历史所记载的人事，是人们面临不同形势做出的选择，以及这些选择的结果。历史记载了过往时代中人的智慧与愚蠢、节操与无赖，进而导致的家族荣辱、国家兴衰、社会变迁。“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月亮就像人性一样，人事有代谢，历经几千年，人性的优点和缺点并未曾改变。阅读历史，可以从中汲取古人在大事小情中成功选择的智慧，记取古人在生死存亡关头中失败选择的教训。从这个角度讲，“读史使人明智”。
我们每个人在社会中都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今天上演的种种高尚与卑鄙、欢乐与忧愁、冷静与疯狂的故事，古人都曾经上演过。所以，历史远比小说好看。小说是虚构的，历史是真实发生过的。虚构的总受制于作者本人的思想、见识，但一个人的思想、见识总是有限的。而真实发生的历史，却往往突破我们的想象空间，能让我们大开眼界。
毛泽东曾读过17遍《资治通鉴》。1954年，他对吴晗说：“《资治通鉴》这部书写得好，尽管立场观点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但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我们可以批判地读这部书，借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
北宋司马光编纂的《资治通鉴》是一部大书。全书共二百九十四卷，承续孔子所作《春秋》和《左传》，起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止于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共记录了1362年的历史。
《资治通鉴》最初是写给皇帝看的。治平二年（1065），司马光编成《通志》八卷，包括《周纪》五卷、《秦纪》三卷，主要根据《史记》节选而成，并将该书献给宋英宗。
这位宋英宗就是前不久电视剧《清平乐》中宋仁宗的养子——赵宗实。
编纂《通志》时，司马光刚被任命为龙图阁直学士，担任谏官。编纂的目的，《宋史列传第九十五》的《司马光传》中写的是“历代史繁，人主不能遍鉴”。到宋朝时候，史书历代积累很多，皇上看不过来。书献上后，宋英宗很高兴，就让他在皇家藏书的秘阁设立书局，继续编纂。
设局之后，司马光选了三个助手，分别是刘恕、刘攽（bān）、范祖禹。刘攽负责汉代部分，汇编《史记》、《汉书》、《后汉书》；刘恕负责三国、南北朝部分；范祖禹负责唐和五代部分。此外，还有他的儿子司马康。司马光在个人汇纂的基础上最终定稿。
宋英宗只当了四年皇帝就去世了。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宋神宗即位后，司马光升任翰林学士，又任御史中丞，并将续纂的《通志》进呈。十月九日，宋神宗命司马光在经筵讲读，认为该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命名为《资治通鉴》，并亲撰御制序。
熙宁二年（1069），宋神宗任用王安石，主持变法，司马光极力反对。熙宁三年（1070），宋神宗要将司马光提任枢密副史，协助宰相，管理军政和财政。但司马光认为，宋神宗不采纳他对变法的建议，让他担任这个职位，只是尊重他。于公而言，不能将尊荣之官用来行私；于他自己而言，也不愿尸位素餐。所以，请求到西京（今洛阳）的留司御史台任职。
在洛阳十五年，司马光的主要精力是继续编纂《资治通鉴》。
到元丰七年（1084），《通志》全部编完。全书正文二百九十四卷，同时还有《目录》三十卷、《考异》三十卷，一共三百五十四卷。同年十一月，司马光上奏进呈表，献上《资治通鉴》全书。
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前后共用了十九年。
体例一、通史
中国史学发展到宋代，有通史，有断代史。司马迁撰《史记》是从三皇五帝开始，直到汉武帝，是一部贯穿3000年的通史。在司马迁之后，各代的史官和史家大多是写断代史，像班固的《汉书》、范晔的《后汉书》、陈寿的《三国志》等。
《春秋》和《左传》所记的也是春秋时期的史事，也属于断代史。
《资治通鉴》是接续《春秋》和《左传》的，是一部跨越战国到五代的通史。
体例二、编年
秦朝以前，史书多为纪年。西晋时，汲郡（今河南汲县）的一个盗墓贼叫不准的人，从魏襄王或魏安厘王的墓中发现了《竹书纪年》。该书记载了从夏至战国的历史，是按年记载的，共十三篇。
秦以前，各国都有自己的史书。《孟子·离娄》：“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意思是说，晋国的史书叫“乘”，楚国的史书叫“梼杌”，鲁国的史书叫“春秋”。墨子曾说，看到过百国的《春秋》。孔子作《春秋》，主要根据鲁国的史书，并参考他国史书写成的。所以，孔子作的《春秋》也是编年。不过，在古代，《春秋》的地位高，属于“经”。据说是左丘明写的《左传》，也同样是编年。
为什么各国史书是编年呢？因为史书由史官编写，史官所记主要是君主的行事和国家的大事。所谓“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就是两个史官都天天跟在君主身边，每天记录君主的言行。日积月累、年复一年，叫“起居注”。这从周代就开始了。以后，每个君主去世后，新君都会修前代君主在位时的史，主要是参考就是起居注，这样史书自然也成了编年。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听从李斯的建议，焚毁民间藏书。只有《秦记》可以在民间流传。各国的史记由此在民间消失。但在秦朝皇宫，各国史记还都保存着。项羽入关后，一把大火，把各国的史记也都烧了。
西汉司马迁撰写《史记》，确立了纪传体，有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年经事纬，是对编年体的一种创造性转化，特别是世家、列传，记载鲜活生动。其中，本纪仍然是编年的，是统领全书的纲。
但纪传体存在一个明显的缺陷，就是唐代刘知几在《史通》中说的：“寻《史记》疆宇辽阔，年月遐长，而分以纪传，散以书表，每论家国一政而胡越相悬，叙君臣一时而参商是隔。此为其体之失也。”读过《史记》的，都会有这种感受，人物鲜活生动，但对一个时期的大事、制度的演变，往往要综合同时期的纪传，才能搞清楚。
司马迁撰写《史记》是私撰，班固撰写《汉书》也是半私半公，先着手之后才进兰台。官方编纂的史书仍然是编年的，如汉代荀悦的《汉纪》，是汉献帝觉得班固的《汉书》文字太多了，看的云里雾里（“文繁难省”），下令让荀悦编纂的。所以，该书又叫《东观汉纪》，“东观”是东汉皇宫的藏书之所，所以这是官修史书。魏晋南北朝，史书大多是编年体的，有官修的，有私撰的。如晋代袁宏的《后汉纪》，陆机、干宝等都编过《晋纪》等。直到唐代，唐太宗下令修《晋书》、《南史》、《北史》、《隋书》等，才确立了本朝修前朝史的惯例。
唐太宗像
《资治通鉴》总体上采用编年的方式，但他也在前代史书的基础上，对编年体进行了改造。古代的编年，一年只记一年之中的事，一代只记一代的事。司马光为了更好地“有资于治道”，在叙事时，往往先记该年大事，在之后又将此事的原委、前因后果叙述清楚。所以，从这种意义上讲，司马光的编年体，是对前代史书纪传体和编年体优点的吸收、缺点的改造。
体例三、“臣光曰”
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靠的是一字寓褒贬。所以，《春秋》书例很严，文约而旨博，虽然只是记事，但孔子通过记事的用词，实际上已经是在论史。
《左传》在每件叙事后，往往有一段“君子曰”来做评论。司马迁《史记》的每一卷后，也都有一段“太史公曰”。
这些评论体现着他们的观点，是很出色的史论文。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也沿用了这种方式，只不过不像《史记》那样，每一篇都有一段评论，而是学习《左传》，随感随论，不拘一格。但这些评论同样体现出司马光作为一个大臣、政治家和史学家，以史为鉴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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