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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理想上最好的政体形式？是君主制、贵族制还是民主制？密尔在《代议制政府》第二、三章中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阐述。他所理解的理想上最好的政府形式，并不是指在一切文明状态都实际可行的或适当的政府形式，而是指在它实际可行和适当的情况下，带来最多的、直接的和将来的有益后果的政府形式。从这一角度分析，密尔认为民主政府是具有这种性质的唯一政体。但是既然在面积和人口超过一个小市镇的社会里，所有人亲自参加公共事务是不可能的，那么就可以得出结论说，代议制是理想上最好的政府形式。下文是对他的论证逻辑的简要概述。
▊ 好的政府形式的标准
什么是一个好的政府形式？密尔的论述是功利主义的，他认为不能从是否有助于政府职能的实现来评价政府形式的好坏。因为，在不同的社会状态下，政府职能是不同的。而且，即使某些政府形式被认定为可以促进政府职能，却同时会危及人类的生存。
所以，他主张以是否促进人类社会的整体利益来作为检验政府形式好坏的标准。社会利益并不是通常认为的“秩序”和“进步”。密尔指出18世纪以来的政治哲学将社会利益区分为“秩序”和“进步”的做法是不科学和不正确的。首先，“秩序”仅代表政府存在的必要条件而不代表好政府的本质。从最狭窄的意义上看，“秩序”意味着服从政府；从较为广泛的意义上看，“秩序”指通过停止私人暴力来保持和平。但无论哪种含义，“秩序”都只是政府存在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它的目的或好坏评判标准。其次，倘若把“秩序”理解为保持一切已经存在的社会利益，将“进步”界定为增进这些利益，二者也只是程度上的不同，而不存在性质上的对立。倾向于保持已有的社会利益的力量，就是有助于增进这种利益的同一力量，反之亦然。唯一的不同在于，“进步”较“秩序”需要更大程度的力量。事实证明，在社会的精神和物质领域，都找不出仅仅有助于“秩序”或仅仅有助于“进步”的政府形式。所以“秩序”和“进步”的这一区分就没有意义。
在密尔看来，判断政府形式好坏的标准是：第一，政府是否有利于增加社会成员的好品质。对于任何形式的政府制度来说，首要的问题就是这些制度在何种程度上有助于培养社会成员的各种品质。这些品质按照边沁的分类包括美德、才智以及积极的实际活动的效率。第二，政府机器本身的性质是否有助于利用社会成员全部的优良品质，以便对公共事务发挥最大效果。密尔认为，上述标准中所谓“好品质”的内涵，会因国家和文明状态的不同而发生变化。例如，处于蒙昧未开化的独立状态的人民，所必不可少的美德是服从。为了做到这点，政府的体制必须是近乎或完全专制的。所以，要确定适合于某个特定民族的政府形式，必须能够辨别出该民族走向进步所必需的但是又缺少的东西，最好的政府就是给予他们这种东西，但是同时又要保证不会损害或尽可能少损害已经有的优点，也不应妨碍他们往前更进一步，不会阻碍他们有待采取的所有步骤。
▊ 君主制不是最好的政府形式
密尔指出，长期以来流行着这样一句谚语：假使能保证有一个好的专制君主，君主专制政体就会是最好的政府形式。他认为，这个说法是不成立的。
首要的原因在于，好的专制君主是不存在的。该谚语的假设是，在杰出人物手中的绝对权力将保证完善而明智地执行政府的一切义务。这不仅意味着需要一个好的君主，而且需要一个洞察一切的君主。但是事实上这是不可能实现的。
其次，即使存在这样一个具有非凡才能和精力的好君主，君主制也不符合他所谓的好政府的标准。在君主制下，臣民的一切都由君主为他们做决定，违反君主意志对他们来说是法律上的犯罪，这妨碍了臣民的智力、道德的培养。臣民的思考不会有被实际采用的希望，因此除非他们对智力活动本身有一种极不平常的爱好，否则便不会去思考，这就导致一般公众无知无识并对一切较大的实际问题不感兴趣。臣民不被允许为自己的国家做任何事情，因此也就不会关心自己的国家，爱国主义就不会形成。古语“在专制国家最多只有一个爱国者，就是专制君主自己”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 民主制符合好的政府标准
密尔认为，理想上最好的政府形式就是主权属于社会整个集体的那种政府。它比任何其他政体都更符合好政府的两个标准：既能促进较好的、较高形式的民族性格的发展，又能有利于提供良好的管理。
民主与民族性格
密尔区分了两种性格，一种是适应环境、容忍邪恶的性格，他称之为消极性格；一种是使环境适应自己、同邪恶作斗争的性格，他称之为积极性格。他认为与消极性格相比，积极性格更能促进人类普遍发展。首先，积极性格对人类智慧的推动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智力上的优越都是积极奋进的结果。而消极类型的人的智力活动通常只是凭一时高兴或只做简单的思考，所以模糊不清、软弱无力。其次，积极性格促进实践进步的优势，也是明显的。改进人类生活的性格是同自然力和自然倾向做斗争的积极性格，而不是屈服于自然力和自然倾向的消极性格。再次，积极性格也有助于道德的发展。密尔为此细致比较了真正的知足、表面的知足和积极奋进三种状态。前两种属于消极性格，第三种属于积极性格。表面的知足，是指想望自己所没有的东西，但是却不愿意付出努力，无奈之下只好放弃所想要的，装作很知足的样子，但是心里到底还是放不下，本质上是一种不满足。真正的知足，是完全不去想望自己所没有的东西，也就不会因为没有而伤心。积极奋进，是积极追求自己所没有的东西，也满怀希望为改善自己的情况而奋发努力。密尔认为，表面知足的人，见不得别人比自己好，喜欢把别人降到自己的水平，因此对拥有他们想要的东西的人充满嫉妒和恶意，或者时常把自己的失败归咎于命运，这是一种懦弱、无志气的表现。而真正知足的人则不会嫉妒或抱怨。积极性格的人也具有这些优点，而且还会推进有益的事业、得到消极性格的人所想望的东西，因而在本质上是好的。
而民主制有利于催生积极性格，有助于积极性格的培养。密尔指出，君主制与消极性格存在着互为促进的天然联系。消极性格的人民使得君主制成为可能，反过来君主制也更喜欢消极性格的人民，因为统治者需要被统治者的默从。即使有的专制君主没有刻意去压制被统治者的精神活动，君主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压制。相反，在民主制下，每个人都享有平等的公民权，无需感到自己的成功仰赖于另外一个群体，这就极大地鼓励了人民积极性格的养成。民主制通过分派公共义务将公民的精神引导到超出个人利益以外的思想和感情，培养了公共精神，使得普通人懂得除了遵守法律和服从政府以外，还对社会负有责任。
民主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
密尔认为，个人是自己利益最好的守护者，只有凭借自己的能力才能为生活带来持久积极的改善。个人能力越大，社会的普遍繁荣才会愈加广泛。但是，在非民主体制的政府中，权力存在于一个排他的阶级手中，这就导致其他阶级的利益往往不被尊重甚至忽视，引发社会不公和犯罪，社会的普遍繁荣更无从确保。相反，民主制使每个人成为自己的主人，既能免除社会不公和犯罪，又能达到更辉煌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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