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儒家，道儒学，那么“儒”究竟是什么意思？
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儒，柔也，术士之称。”
胡适在《说儒》中进而推论“儒”“需”通，为柔弱之意。
看来，我们生活中常说的文弱书生是手不能提、肩不能扛，与诸多的学术考辨倒也不谋而合。
然而，儒士即便这般柔弱，在历朝却也被树为大敌，屡遭律法之厄，真就像孔夫子一样——“累累若丧家之狗”。
靳柯刺秦王，读书人下不了这个狠手
始作俑者，当属战国时期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他一门心思“清君侧”，人挡杀人，佛挡杀佛，而首当其冲的就是儒士。
韩非子说“儒以文乱法”，人主若对他们礼遇有加，乱局就会潜滋暗长。
因为忠孝不能两全，父亲的孝子就是君主的逃兵，而父亲的不肖子才是君主的直臣。
讲求仁义，虽然可以成全匹夫之美，后果却是“国必乱，君必危”。
这些言论很合乎秦王嬴政的胃口。或许在他看来，无论死去的韩非抑或活着的李斯，“去留肝胆两昆仑”，是《韩非子》中屡屡称赞的“耿介之士”。
至于儒生，终日只会“无事袖手谈心性”，不敢奢望他们“临危一死报君王”。 他们言必称三代，动辄夸耀禅让，喜欢质疑律法，富于批判精神，实乃以古讽今，蛊惑人心，真可谓“知识越多越反动”。
于是始皇帝挥法律之利剑，燔烧经书，坑杀儒士，设置挟书之法，打击是古之罪。在“陈利兵而谁何”的恐怖氛围下，苍生只能道路以目。
可惜，“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在孔子的九世孙孔鲋抱着礼器图书投奔“甕牖绳枢之子、甿隶之人、迁徙之徒”——陈涉那一刻起，秦帝国的末路穷途已是不可避免了，因为知识分子和工农兵相结合是有“广阔前途”的。
诛暴秦之后，换来的不过是城头变幻大王旗。布衣天子刘邦同样不好伺候，不仅毫无风雅可言，甚至于粗鲁不堪，某次一时兴起，竟然扯下儒生的帽子，当着众人朝里面撒尿。
孔老夫子若地下有知，估计只能哀叹斯文扫地了。
独坐观泉图，读书人心灵的孤独和慰藉
汉初的指导思想是黄老之学，儒家依旧不吃香，且不说挟书律继续有效，“汤武受命”这样的儒家核心议题因为关涉汉朝的权力合法性基础而成了讨论禁区。
极端之下，儒学大师辕固生居然被丢进猪圈里——上演斗兽真人秀。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随着帝国的稳固，儒家的困局终于到武帝朝有了突破。
在董仲舒等人的倡导及影响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成为国策，司法机器也开始尝试引礼入律，春秋决狱，这意味着儒生的面前多了一项选择：从事法律事务。
须知“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汉宣帝语），不知所守，不堪重任。
有文化的人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
儒士可以华丽转身为法官，与此同时刀笔小吏也能升级为酷吏，双方或在礼法之间产生冲突，或为儒法歧见而展开博弈，但究其实质，不过是赤裸裸的利益争夺。
真可谓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深文周纳，罗织罪名，无所不用其极，令人不寒而栗的“腹诽之法”由此而登上了历史舞台。
腹诽，即口里不言，心中讥笑。封建专制时代有所谓的“腹诽之法”。
按《史记·平准书》记载：“（张）汤奏当异九卿见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诽，论死。自是之后，有腹诽之法。”
唐宋时期，科举制度逐渐发扬光大，在很多时候被视为儒士的福音，因为“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唐太宗语），但也由此掀开了一部儒士的血泪史。
参加科举的儒士，若被认定资历造假的，依法将受到流刑的处罚，在太宗朝甚至有可能被处死。
儒士的答卷中还要注意避讳的问题，涉及皇帝的名字，该避讳而未避讳的，当然地要被取消录取资格。
宋代“尚文之习大盛”，礼部恨不得把所有的避讳情况都囊括进去，“庙讳达五十字之多”，并以皇帝诏令的形式颁行天下，也就是说考生在考场上先别考虑该写什么，而是不能写什么。
唐宋两朝有这样的严苛要求，会让一些人失去做儒生的快乐，他们中间有的甚至誓言“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天水赵宋一朝，据说是比较尊重读书人的，连官修史书《宋史》都说宋太祖赵匡胤有“誓约”藏之太庙，不杀大臣及言事官，违者不祥这样的记载。
不杀或许有之，但并非活罪可免，元佑党人碑便是对“太祖碑誓”神话的直接颠覆。
文人与山水泉石有亲近感
在经历了乌台诗案，宦海浮沉后，苏轼终于心灰意冷，不禁感慨“人生识字忧患始，姓名粗记可以休”，并祈祷“只望我儿鲁且愚, 无灾无难到公卿”。
恐怕，这也是东坡先生对一生命途多舛的反躬自省。
若生在元代，这样的愿望才更合时宜。因为按照元制，儒生位列第九，仅超过乞丐，还不如娼妓，“臭老九”的帽子再也摘不下来。
从这样的极端低贱处境中被解救出来，儒生合该感恩戴德。
这显然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看法，否则也不会专门设个“寰中士夫不为君用”罪，专门用来打击弹压那些不听调遣的文人学士，诏令明言“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过。
于是，太祖一朝，士大夫便没了不做官的自由。
就是做了官，儒士也得夹着尾巴，因为指不定哪天在朝堂上一言不慎惹恼了皇帝，被当众扒下裤子打屁股——这种匪夷所思的刑罚还有一个正式的称谓——廷杖。
与汉高祖的尿溺儒冠相比，两者羞辱程度相差无几，而就严重程度而言，受廷杖的轻则重伤，重则当场毙命。
明朝的君王要么瞎折腾，乱折腾，隔三差五挥动廷杖，要么跟大臣们怄气，不上朝，而大臣们的俸禄又极低，唯有借助道德说教的精神鸦片才能刺激肾上腺，尊严尽失之下养成了戾气，嗜血嗜虐，沉湎党争，直斗到崇祯上吊都不肯罢休。
谁曾想在继起的有清一代，文人的厄运最终达到了极点。
这次他们连自己的头发都失去了控制权，只因《雉发令》出了一道必做单选题：留脑袋，还是留头发。
尔后接踵而至的文字狱，不断强化的文网法禁，终于抹杀了士大夫残存的一点生气。
自此，犬儒横行，万马齐喑。直到出现“二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士大夫们轮番东渡西学，睁眼看世界，才逐渐跳出律法之厄的千年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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