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巧俊 2012-01-03
以前我们总以为只有泰国农民种出的香米才能卖上高价，没想到黑龙江五常市农民种的有机水稻也能卖上高价，每斤大米最高售价可达199元。但五常市的农民没能像泰国农民那样，因高价而获得高效益，原因是加工企业通过设置不合理订单控制稻农压制收购价，以致稻农和企业获利悬殊。
农民说，加工企业低价把水稻收去，“一扒皮”就卖十元甚至几十元一斤。按水稻出米率60%计算，如果企业大米每市斤卖50元的话，水稻价格应该是每市斤30元。可是企业收购价平均还不足2元。稻农张宏雷算账说：种20亩有机稻的总成本超过2.2万元，总产2.5万斤，按高价2.0元一斤出售，共收入5万元。去掉种植成本，一家人忙活一年种这么多粮食也得不到3万元。(2012年1月3日《中国青年报》)如果按照农民张宏雷说的，就是每亩田可打粮食1250斤，获纯收入近1500元；一斤稻谷可获1.2元的纯收入(没有扣除工钱)，如果扣除工钱，获利就不会超过1元钱。也就是说，即使卖199元一斤的大米，农民获得的利润也不会超过1元钱。
再算算加工企业的成本，据一位企业经营总监无意中透露，除了水稻收购价，还有收储、烘干、水电、设备折旧以及销售等费用，这些加工成本每斤仅为0.2元左右。只要对比一下，就知道加工企业是暴利的，暴利却是从农民的血汗中榨取。卖199元一斤的大米，农民才获利才1元，而那些种常规水稻的农民，如果按照国家的定价，每斤稻谷的收购价格1.1元左右，农民获利又有多少呢？种有机稻和种常规稻的成本几乎差不多。笔者下乡曾问过多位农民种每亩水稻的纯收入是多少？他们回答说，年成好，每亩田可获利200元，碰到灾年，就是血本无归。
水涨船高。按理稻谷能卖高价，农民是可以增加收入的；但现实并不是这样，水涨了，“船高”的只是加工企业。这种现象挫伤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也导致了一些农民撂荒农田。由于种田收入低，使得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种田看不到希望的农村劳动力大量涌入城市，也使城市就业、孩子上学增加困难。
真没有想到，当前大力提倡的“公司+农户”，一些地方却演变成了公司盘剥农民的一种形式。订单本来是保护农民的，在五常市却成了一把农民头上的“枷锁”。可以说订单的初衷是好的，是为了稳定米源，让农民卖粮不愁，然而，实际运行中，粮企却把市场风险推给农民，在订单中“做手脚”，订单成了“霸王条款”，成了控制稻农民把有机稻卖给他们的“非常手段”。这些榨取农民血汗的企业竟是那些国企：北大荒、中粮集团这样上市的企业。
商人是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他们如此“扒”农民的血汗钱并不奇怪，奇怪的是当地政府为何坐视不管，不为农民争取更多权益，让农民的粮食卖上好价钱？五常市绿色食品办公室的服务宗旨是：“统一行使对稻米市场的引导和管理、带领企业闯市场，维护企业利益。”由此可见，人家只维护企业利益，没说维护农民利益。当然，维护农民利益，官员得不到好处，而维护企业利益，企业发展快，能增加地方税收和财政，是官员的政绩。因此，宁可企业掠夺农民的利益，他们也要维护企业的利益。有的地方官员甚至与企业沆瀣一气，联手坑害农民。说到底，还是侍弄一亩三分地的大多农民没有维权渠道，容易欺负。
多年前，不少专家就提倡中国农村要走美国模式的集约经营，也就是当前的“公司+农户”模式，但这个模式走了这么多年，似乎并不成功，因为这个模式并没有消除贫困，让更多的农民脱贫致富，而是成了像五常市那种——企业盘剥农民的模式。不成功还因为国情不一样，中国人多地少，美国地广人稀，尤其是中国还是农业大国，有9亿农民，不能像美国那样一个劳动力每年补贴1万美元，尤其是中国的土地制度和美国不一样，人家是私有制，不能低价掠夺农民的土地。而邻国日本和我国差不多，人多地少，但日本农民却活得滋润，活得滋润的原因是农民自己控制了资源，联合起来的农民从种粮、加工、零售，都是掌握在自己手上，利润也就掌握在农民手中。当然，要解决“米贵伤农”问题，可能还有漫长的路要走，土地制度不改革，说学习美国和日本的先进经验，也只能学到皮毛。
卖199元一斤的大米，农民获利只一元。这不仅仅是“五常现象”，且带有一定的普遍性，比如5分钱的香蕉，到城市卖3元，“蒜你狠”、“豆你玩”，是大蒜、大豆在城猛涨，而给农民的收购价格却不涨。
其实，五常市的“米贵伤农”进一步暴露了“三农”问题，也暴露出一些地方官员究竟在为谁服务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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