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在“2015新兴经济体智库年会”上发表演讲，本文根据演讲内容整理。
“十三五”是中国经济转型与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关节点，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刚刚闭幕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对我国“十三五”改革发展进行了战略部署。在这个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十三五”重在谋划好、把握好经济转型与增长的路径选择，以改革转型释放巨大的内需潜力，实现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的目标，并实质性地提高发展平衡性、包容性和可持续性。
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在“十三五”期间，我国发展仍处于大有可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同时，会议强调要准确把握战略机遇期内涵的深刻变化。中国经济进入工业化后期，无论是增长的趋势、结构，还是动力，均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新变化，增长、转型、改革高度融合的特点突出。
1．经济转型的新趋势。当前，尽管经济下行的压力增大，但经济转型呈现出新的变化趋势——稳中向好，当下经济发展面临着重要的历史机遇：第一，在“互联网+”的趋势下，“中国制造”正由生产型制造业为主向服务型制造业为主转型，有望形成制造业的竞争新优势；第二，在户籍制度改革的推动下，规模城镇化加快向人口城镇化转型；第三，消费结构正处于从物质型消费为主向服务型消费为主的快速转型中，估计2020年城镇居民的服务型消费比重将由现在的40%左右提高到50%左右，发达地区有可能超过60%，使消费在拉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进一步提升。
2．经济转型的新结构。“十三五”经济转型的新趋势将释放巨大的内需潜力，由此引领经济结构升级上一个新台阶：第一，基本形成以服务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第二，基本形成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新格局；第三，基本形成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对外开放新格局，估计服务贸易占对外贸易的比重将由2014年的12.3%提高到2020年的20%左右，从而使中国在推进双边、多边，以及区域性、全球性的自由贸易进程中形成新的竞争优势。
3．经济转型的新动力。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与经济结构调整同步推进的关键时期，机遇与挑战并存。“十三五”既是经济转型的历史机遇期，又是经济结构调整的“最后窗口期”。搞得好，就能够把握主动权，不仅能明显缓解短期经济下行的压力，而且将为中长期保持6%-7%的经济增长奠定重要基础；搞不好，就会陷入被动，并有可能加大经济社会风险和危机因素。这其中的关键在于改革的选择，取决于改革在多大程度上能够适应经济转型趋势、不断破题发力：这就需要坚定改革信念，同时把握新形势下的改革特点，增强改革的行动自觉和责任担当；这就需要突破改革中的各种利益关系掣肘，既不为短期因素干扰，又不受利益关系影响；这就需要调动各方面参与改革的积极性，重用“改革促进派”，建立改革激励机制，鼓励地方的改革试验，从上到下形成全面深化改革的大环境。
以服务业市场开放为重点来发展现代服务业，既是适应经济转型趋势、转方式、调结构的关键，又是下一步市场化改革的重大任务。落实十八届五中全会“开展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行动”，需要把服务业市场开放作为市场化改革的战略重点。
1．工业化进入后期，市场资源配置的重点由工业领域转向服务业领域。经济转型的新趋势、新结构必然要求增长动力的转换。
2．服务业市场开放是市场化改革的“重头戏”。“十三五”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主要矛盾在服务业领域之中。这就需要尽快打破服务业市场的行政垄断与市场垄断，全面放开竞争性领域服务市场价格，以形成统一开放、公平竞争的市场体系；这就需要推进服务业准入的便利化改革，使社会资本成为现代服务业发展的主体。
3．服务业市场开放牵动和影响转型增长全局。建议国家相关部门尽快制定“十三五”服务业市场开放的行动计划。
经济转型面临的结构性矛盾突出，不仅影响短期经济增长，而且掣肘经济结构调整升级。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需要在加快服务业市场开放的同时，以更大的决心和魄力攻坚结构性改革。
1．经济转型面临结构性的政策与体制之间的矛盾。发展现代服务业需要加大投资。从统计数字来看，2015年前三季度，扣除房地产后，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占比仅为24.2%。其中，全社会需求增长比较快的教育、医疗、文化、养老等服务业领域的固定资产投资占比严重偏低。
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现行的宏观政策与宏观体制结构带有鼓励工业发展、抑制服务业发展的某些特征：第一，不讲条件地强调“投资是关键”的政策导向，导致投资消费结构性失衡的局面难以扭转；投资体制改革滞后，导致民间资本投资服务业领域困难重重；第二，有利于服务业发展的“营改增”尚未完成，消费税改革进展缓慢，导致地方政府“重投资、轻消费”的行为模式难以改变；第三，金融结构不合理，普惠性金融发展相对滞后，导致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难以得到解决；第四，教育结构不合理，导致经济转型亟需的实用型、技术技能型人才严重短缺。
2．啃下结构性改革的“硬骨头”。把宏观政策调整与宏观体制改革有机融合起来，闯出一条以结构性改革化解结构性矛盾的新路子：第一，破题投资体制改革，把投资建立在有效需求的基础上；第二，加快推进以消费税为重点的财税体制改革，把消费税作为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税种，提高直接税比重；对服务业领域的中小企业加大“定向”减税力度，实现工业与服务业税负平等；第三，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加快发展以社会资本为主体的中小金融机构。
3．结构性改革是一场深刻的革命。推进结构性改革，是对传统重化工业时代形成的一整套政策体制的全面调整和系统性重构：既涉及到政策调整，又涉及到体制变革；既触及到行业利益、企业利益，又触及到部门利益、地方利益。这就需要加强改革的顶层设计，强化改革的组织协调，加大改革攻坚的力度，打破利益固化对结构性改革的掣肘。
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是政府。“十三五”进一步形成转型改革的大环境，重在纵深推进简政放权改革。
1．简政放权重在激活市场、解放企业。经济转型升级有赖于有活力的市场，有赖于公平竞争，有赖于打破企业创业创新面临的政策体制枷锁。当前，在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尤其是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的背景下，需要的是加大放权力度，激发市场活力，严防“把市场关进权力的笼子里”。适应经济转型升级大趋势，简政放权改革还有相当大的空间：第一，建议借鉴国际商事制度经验，全面实施企业自主登记制度；第二，适时取消企业一般投资项目备案制，除政府投资之外，企业一般投资项目一律由企业依法依规自主决策，不再要求备案；第三，除农业等特殊产业外，尽可能少用或不用产业政策干预企业行为。
2．简政放权重在规范权力运行。第一，在全面推进负面清单管理的同时，加快出台各级政府的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规范、减少政府干预企业的自由裁量权；第二，推进监管转型是当务之急。放管结合需要加强市场监管，但不能以监管为名增加企业负担。这就需要加快推进监管体制由行政监管为主向法治化监管为主的转型；第三，简政放权向纵深推进，触及到部门间行政权力以及中央与地方权力的合理配置。为此，建议把行政权力结构的调整提上改革的重要日程。
3．简政放权重在确立以人为本的公共服务理念。在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长的今天，必须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告别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使各级政府真正成为公共服务的主体、市场环境创造的主体。这是社会各方面的期待，也是“十三五”政府在转型改革上应有的历史责任和历史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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