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官场竞争

              为何庸人往往大获全胜？

 

 

      任何一个熟读中国历史的人都能认识到：历代官场中最成功的官员，其最显著的特点是“会做人”，而不是能做事。

  所谓“会做人”，并非是指普通意义上的人品高尚，而是在上级面前“值得信赖”，上级的嘉许高于一切口碑。

 

    为何上级的嘉许高于一切口碑？因为官出上级的人事体制。

    在中国政治中，有一个遗产是代代相传的，这就是各级官员的层层任命制。各级官员即便是“考”出来的，那也只不过是当官的“资质”而已，并不表明获得权力，真正的官衔最终要由上级任命。所以，上级能不能发现你、任用你，成为仕途“临门” 关键一脚。　　

    于是，官场中的官员，为奔一个好前程者，显然不能把 “为民干实事”作为当官的宗旨，而是要把 “为上级服务”作为核心任务。

 

     当然，既能做事，又会“做人”的成功官员也不乏成功先例，但这绝不占那些“成功官员”的主流。不做事只“会做人”的官员照样升迁，而能做事而不“会做人”的官员，升迁无望。

    这是因为，古代官员的考核与任免，主要不在于他们能做出多少政绩，而在于他们与上级的关系密切程度。能搞定上级的，就能飞黄腾达，就能戴稳乌纱，而与上级关系疏远者则鲜有升迁的机会。凡能在领导生活圈里如鱼得水能够呼风唤雨者，无不得到提拔重用，仅限于在领导工作圈里折腾的，其升迁的机会寥寥。　

　

　   由是，你对逆淘汰过程中“说假话的战胜说真话的”就很好理解。下级对上级 “报喜不报忧”，一切皆因用人体制使然。正是以人身依附为特征的人事制度的确立，才导致下级只对上级负责，下级绝对服从上级。为避免常理的逆向人才淘汰，对上谄媚，对下轻慢，必然成为古代各级官员相处、相交时的常态。

 

    如果失去了制度合理这个前提，从人的欲望角度深究“逆淘汰”成因，则“逆淘汰”甚至有“存在合理之处”。

     因为在人性中，有一个人人都有的弱点，那就是都喜欢听悦耳的好话，喜欢别人奉承和拍马。而人才们往往仗着自己的才气和清高不屑于投机钻营，庸人们则不靠拍马逢迎就无以生存。

 

    这就决定了后者必然会把自己的全部才智用在迎合上级，笼络上级上。在以人身依附为特点的官场格局中，做长官的十有八九显然更欣赏后者的表现。

    这就毫无疑问为那些把才智和精力用于迎合上级、笼络上级的平庸者们，提供了更多的升迁机会。如此这般逐级淘汰的结果，必然是庸人们大获全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