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京市医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将调整绩效考核体系，把打击号贩子八项措施的落实情况，纳入到绩效考核的过程中去。以北京市医政部门与号贩子“血战到底”的决心，我们相信，猖獗的号贩子问题，有望得到一些好转。
治理号贩子固然重要，但号贩子的本质是利用经济杠杆，对就诊权力进行了二次分配，对医疗的公平性造成了冲击，却并不减少就诊机会。打击号贩子应该以维护医疗公平为主要目的，兼顾医患双方面的利益。
仔细梳理北京市卫计委此次针对号贩子出台的八项措施，主要包含三大内容，其一，加强院间合作与转诊，以减少大医院的盲目就诊；其二，完善实名制就诊，规避号贩子；其三，加强日常管理，适时处置违规者。应该说，这些措施还是切准了号贩子存在的主要病因，若能有效实施，一定会产生积极的作用。但是否将相关工作与医院绩效考核相挂钩，却还是值得商榷。
因为，号贩子在我国的产生，其根本原因不在于医院不作为，而是制度性的。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医疗改革，在客观上起到了一种鼓励患者找名医、名院就诊的作用，这种鼓励的后果，直接导致了大医院的就诊人满为患，号贩子正是随着这个“势”而产生。在这个过程中，医院只是一个被动的接受者，并无多大的主动性。
所以，治理号贩子的关键，也在于制度的合理引导，而不应将医院做为冲锋的主力。实际上，此次出台的八项措施，本身也是重在制度上的规范，是一项需要多方共同完成的工作，如此强调纳入医院的绩效考核，有一种将责任引向医院的错误导向。
事实上，八项措施的很多工作，其主要的责任也不应该在医院，而在于制度的定位与实施上。例如，规定中最受关注的一条：实行非急诊全面预约挂号。除了急诊外，医院窗口不再提供挂号服务。其实，这就是一项制度，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从物价上取消大医院的门诊挂号收费体系，取消这些医院窗口挂号的权力，这项工作就落实了，与是否考核医院没有多大关系。
此外，诸如要建立医疗机构间层级转诊网络，建立基层医疗机构与上级医院间的转诊机制。与公安部门建立联动机制，建立群众举报制度等内容，都是需要多个部门共同协作的问题，非医院自己能够独立完成。所以，这些工作重在流程顺畅，而非考核医院。
我们还应该看到，号贩子现象越严重的医院，其医疗质量往往越高，医疗管理反而越规范。对于他们，更应该在制度上加以保护，为他们积极投身医疗工作创造更便利的条件，将号贩子的治理工作纳入他们的考核体系，对这些医院可能并不公平，还可能干扰他们当前的质量考核体系。总之，治理号贩子，重在重新打造一个合理的就诊体系，完善相关的制度建设，而不是给医院增加几个考核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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