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规模的撤点并校终于叫停了。有研究整理1998年—2007年的《中国教育统计年鉴》发现：10年间，农村平均每年减少学校31740所，平均每天消失80多所。上溯三十年，那时已取得“乡有中学、村有小学”的普及教育成就；上溯一百年，随着西式教育理念传入，中国乡村兴办新式小学甚至中学，已蔚然风行；上溯一千年，宋明以来，家学、私塾、书院，整饬着中国的乡村生活，孕育着一方山水的文脉文气，涵养着中国人的精神生活。顷刻，却“换了人间”。 这十年间，学校从乡村撤离。我们有若干经验与推论支持撤离的正当性：其一，城镇化进程中，农村适龄儿童减少；其二，村民有意愿、有能力主动选择城镇更为优质的教育资源；其三，规模办学，教育投资更富有成效——在这样一套“社会工程”的工具理性治理下，学校的布局逐步上移。
我们来看远离村庄的学校，不难看到规范达标的寄宿制学校，开足开全的科目与课程，专业水平提升的教师……重心上移的学校出现特有的教育景观：县市一些重点小学出现近百人的超大额班级，省市一级出现垄断优秀生源与优秀师资的超级中学，一个年级能有30至40个班级构成。一个百人的课堂，教师能记住学生的名字吗？教师还能知道学生的兴趣与喜好吗？一个几千人的年级，考试成绩的一分之差，名次可以下坠几十名，如此唯恐落后半拍，除了整齐划一地齐步走之外，学生们还可以选择散步、漫游、发呆甚至另辟蹊径吗？什么是适度的教育？什么是温暖的教育？
我们再来看没有学校的村庄，有这样一个打动人心的说法：一个村庄没有了学校，就如同一个家庭没有了孩子。乡村生活中许多习焉不察的惯习与制度，是围绕学校建立起来的，上学散学的钟声，奠定起居作息的基本节奏；琅琅读书声，将逼仄有限的一隅之地置放于寥廓悠长的时空中；学校中的国旗、通行的普通话、教育中的价值观，象征着国家的权力符号。而学校的操场，运动中的嬉戏，是村庄的活力与青春。村庄的孩子们，在村民的注视中，自然生长。这种注视，犹如农人注视庄稼，放松达观、乐享天成。学校并不仅仅教育孩子，学校也决不仅仅属于国家。学校同样是村庄的灵魂。
多年前，青壮年们外出打工，但家尚在村庄：辛苦挣的钱汇回来，思念关切萦绕于此，情感依恋维系于此，身体虽迁徙辗转，但人有根，心安稳。如今，学校拆了，孩子们走了，村庄衰老了。孩子在学校，母亲或祖父母环绕学校赁屋而居，城镇拥挤而喧嚣，村庄却冷清了。迁走的学校，把乡村的抚育性功能强行外移时，家没了，根断了。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句盛行的口号，具有价值合理性吗？乡村需要如此无声地被消除吗？守护文化、延续文明的学校，需要充当城镇化的“推手”吗？
扩而视之，学校不仅撤离乡村，学校教育也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消隐，悄然无声却销骨蚀魂。学校不再立基于平实朴素的日常生活，学校的根基在哪里？学校的根基由下移上，由内而外，在所谓专业化的旨趣下，在高利害的竞争性选拔中，隔离于社会之外，凌驾于生活之上，努力培养着“超人”；学校的知识离生活越来越远，所培养的人才心仪的目标是“高处”与“远处”，而非“此地”与“内心”。吊诡的是，此种消隐并非遁于无形无物，而是衍生出一套压迫性的制度笼罩你我。
学校的根基究竟在哪里？当学校不再将根深植于下，深植于村庄与社区时，学校将失去根基，失去学校的社会同样将失魂落魄。究其实质，学校可以不遥远，教育可以不昂贵，它们发生在家族的祠堂里，传递于村庄的大树下、寺庙中。在田间地头、俗话俚语、仪轨与传说中，真实的教育如春雨润物，自然地传承着。
（《中国教育报》2012.10.31）
作者：刘云杉 工作单位：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