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晚明辽事史料匮乏，发掘成就可观
晚明或称明季、明末，乃约略之词，一般所指的大致范围是万历元年(1573)以后的明朝，即明朝的最后七十年间；辽事，原指明朝应付女真之事，亦即从女真(满洲)崛起，直至清兵入关前这一时段的辽东大事。就广义来说是指明朝与女真等少数民族关系诸事，涉及辽东的政治、军事、经济等社会全貌。此时辽东社会动荡复杂，其牵动最深最广的问题是女真族的崛起。女真族不仅内部斗争不断，与明朝的关系极为错综复杂、紧张激烈。当然，言及女真的发展历程，还应追溯久远，不止局限于晚明。至万历后期，建州女真努尔哈赤称雄辽东，演绎了与明朝交往的奇特篇章，其行踪诡秘，不仅令明朝朝野难测究竟，更令世人眼花缭乱；迨其称汗建国脱明独立，进而向明朝发起攻势，挺进辽沈，夺得辽东，后其子皇太极赓续其业，与明朝战事不断，斗争更为激烈。这是历史上最为纠结的一段时期。
明朝一再调兵遣将与之周旋，虽然最后以失败告终，然斗争的过程却绝非简单，而是相当复杂。其胜败交织，战和掺杂，得失往复，策反叛降，真真假假，混杂其中，或凶险，或顺畅，波谲云诡，奥妙深藏，不一而足。历史的复杂决定了记载的复杂，当时许多明人特别是亲历者乃至明遗民，记载反映这一过程的文字甚多。然而，历史往往是胜利者的历史，清朝取得全国政权后，对一切如实记录当年其兴起时的历史，特别是有关其极不光彩的野蛮行径之文章书籍，则极力查禁销毁，甚至大兴文字狱，而大量典籍销毁殆尽，湮没无闻。至今，记载有关这段史实的文献十分缺乏而且单一，这就是多为清人所留下，大量记载着清人辉煌战绩与赫赫武功的文字，或者于清朝统治无大碍而语焉不详的明人记载，而有关明人活动之事则阙略不详。即便是《明实录》《朝鲜李朝实录》及现存辽东档案等载有清人不记之事，但或为题奏文书的节选，史实上多有疏漏；或多系传闻，难以尽信；或笼统不清残缺不全，难明究竟。这样，展现在人们面前的这段历史就很不完整。人们早就不满意这段模糊不清，难得真面的历史状况，为寻求真相而多方开辟蹊径，发掘深藏的史料，特别是搜寻大量的明人记载。
当清朝覆亡之际，人们就开始发掘整理晚明辽事史料，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这类史料一般多以专书或丛书形式面世。
专书或称单行本突出者有民国十三年(1924)罗振玉收集整理的彭孙贻11卷本《山中闻见录》，其实在此之前的宣统二年(1910)罗振玉已将其收在《玉简斋丛书》中面世，然而它并非全帙而是残缺的8卷本(缺少了其中重要的3～5卷)、民国十七年(1928)中央大学国学图书馆印行的于燕芳《剿奴议撮》及陈继儒《建州女直考》、民国十九年(1930)故宫博物院排印严从简《殊域厨咨录》，其第24卷为“女直(即女真)”、民国二十一年(1932)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据钞本影印的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同年故宫博物院排印出版《清太祖武皇帝实录》。此外，民国七年(1918)金梁聘人翻译出版《满洲老档秘录》后又将部分内容在《故宫周刊》上连载，题名《汉译满洲老档拾零》，虽仅为《满文老档》之部分内容，且所译不甚准确，但将该文献首次面世，功不可没。
专收晚明辽事文献的丛书著名者有：民国二十二年(1933)谢国桢辑《清初史料四种》，包括马文升《抚安东夷记》、苕上愚公(茅瑞徵)《东夷考略》、张鼐《辽夷略》及海滨野史《建州私志》，皆明人或明遗民所记有关女真历史延及清开国之事；民国二十五年(1936)罗振玉辑《明季辽事丛刊》，这是首部以“辽事”为名的丛书，亦为四种，包括陶朗先《陶元晖中丞遗集》、蒋平阶《毕少保公(自严)传》、佚名《海运摘抄》及清人吴骞辑《东江遗事》。另外，一些丛书中含有晚明辽东文献，诸如民国十三年(1924)罗振玉辑《史料丛刊初编》，所收录的辽事文献，多来自内阁大库散佚出的清人奏议，其中《天聪朝臣工奏议》、《太宗文皇帝招抚皮岛诸将谕帖》等，颇有参考价值；民国二十年至二十三年(1931～1934)金毓黻辑《辽海丛书》虽系统收录清及清以前的辽东地方文献，但其中与晚明辽事直接相关者，仅有朝鲜文献朝鲜质子《沈馆录》及崇祯三年(1630)朝鲜使臣宣若海出使后金的短文《沈阳日记》两种；1934年罗福颐编《明季史料零拾》中有关晚明辽事者仅有《东江总兵黄龙咨朝鲜国王文》一种；1941年郑振铎辑《玄览堂丛书》中收有冯瑗《开原图说》。
此外，外国人整理的有关晚明辽东史事之书重要者有：日本人内藤虎次郎辑录出版的《满蒙丛书》第九卷(1921)收有朝鲜质子《沈阳日记》、第十七卷(1922)收有明人程开祜辑《筹辽硕画》，朝鲜京城帝国大学于1935年编辑出版的《奎章阁丛书》中收有朝鲜质子《沈阳状启》，1939年日本出版藤冈胜二的日文译本《满文老档》，1955～1966年日本神田信夫、松村润、冈田英弘等的满文老档研究会译注本《满文老档》7巨册陆续出齐，该书以罗马字母转写满文，逐一直译，并附日文译文，颇为严谨，甚便利用。
新中国成立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对晚明辽事史料的搜求与整理有了新的进展。1958中华书局排印出版谈迁《国榷》，此书虽然是编年体的明史，但其中不乏珍贵的辽事史料；1962年中华书局影印出版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其“东三边”各篇详细记述了建州女真、海西女真情况；同年中华书局影印出版504卷本的陈子龙等辑《皇明经世文编》，皆是从诸家文集中摘选而成，而不少文集今已不见，其中有关辽事者多为时人奏疏及时事详录，价值甚高；1979年至1983年间，辽宁大学历史系印行《清初史料丛刊》十三种，除个别者外其大部分亦可看做是晚明辽事史料，其突出者有《重译满文老档(太祖朝)》《汉译〈满文旧档〉》(即天聪九年档)《清太宗实录稿本》《明代辽东残档选编》《〈明实录〉中的女真史料选编》《朝鲜〈李朝实录〉中的女真史料选编》，及朝鲜文献《栅中日录校释》《建州闻见录校释》《建州纪程图记校注》等；1980年中华书局出版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十二册，其四至九册多与晚明辽事有关；同年中华书局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清史资料》第一辑中，载有《朝鲜族〈通州康氏世谱〉中的明满关系史料》，即康世爵《楚冠堂公自述》，系作者追述目睹万历四十七年至天启元年明与后金交战诸事；1982年中州书画社出版何兹全、郭良玉编校何尔健《按辽御珰疏稿》；1984年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阎崇年、俞三乐编《袁崇焕资料集录》，广搜博采官私记述及档案方志等文献，多有当年当事人的第一手资料，惜多摘录比较简略；1984至1991年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潘喆、孙方明、李鸿彬编《清入关前史料选辑》共3辑，集中搜集了清入关前的史料，其实也是晚明辽事史料，除囊括了谢国桢、罗振玉等前人所搜集的史料外，又刊布诸多新史料问世，诸如傅国《辽广实录》、鹿善继、杜应芳、茅元仪《督师纪略》，以及朝鲜罗万甲《丙子录》；选录之作则有严从简《殊域周咨录》、方孔炤《全边略记》、沈国元《两朝从信录》，以及朝鲜文献《燃藜室记述》、《乱中杂录》等；1986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排印本纪传体明史，即查继佐《罪惟录》，其中含有辽事史料；同年该社又出版有关毛文龙事迹的《东江疏揭塘报节抄》附《东江客问》《东江遗事》；1987年以后陆续出版的李澍田主编《长白丛书》亦辑录有晚明辽事史料；1987年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关嘉录、佟永功、关照宏译《天聪九年档》；1990年中华书局出版国内学者集体译注的《满文老档》。还应提及的是，1970～1971年台湾省学者广禄、李学智《清太祖朝老满文原档》出版，此据无圈点《老满文原档》，其内容有《满文老档》所不载者。
综上可见，本来匮乏的晚明辽事史料，经一个世纪的不懈努力，累进搜集整理，有了可观的规模，为人们认识探讨晚明辽东社会、清朝兴起，乃至明清战和诸事，提供了重要的依据，这是巨大的成就。然而仍有不足，这就是皆各自为战，所搜集之资料分散于各处不够系统，缺乏统一归纳整理，搜寻利用这些成果仍有诸多不便。如能进一步对所获成果加以科学整理，分类汇拢编辑成一内容齐全完备的书来，当很有意义。当然这毕竟是已取得成就中的不足，属锦上添花的问题，此且不论。
然而尤应注意的问题是，上述努力仅仅是对晚明辽事史料的部分发掘。因为在此发掘整理中，存在一重大欠缺，就是诸多当时当事者之记述很少。虽然收有何尔健、王在晋、鹿善继、茅元仪等人所著数种，但遗漏甚多，全面深入广泛搜集，而加以系统整理有待方来。
二、当时当事人之著述在晚明辽事史料中占有重要地位，亟待发掘整理
最有价值的史料是第一手资料。晚明辽事发展演变中，当时当事人，亲历者，特别是直接与女真、与后金(清)打交道的明朝军政人员，身经目睹参与其中感受最深，最现实，他们往往以切身所感形成诗文并刊刻问世之诗集文集即所谓别集，可谓实录。它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如实地记载与反映了当时情状，比他人所记更为直接具体，属第一手资料，参考价值甚高，且足以展现历史，并可补史之缺，纠史之谬，证史之疑，用与其他各类史料综合参照比对，可拂去尘封，清除翳障而清晰地展示出历史真相。
仅以一例可证当事人主要是明朝方面当事人著述之不可或缺。
晚明辽东政治舞台上，努尔哈赤无疑是一位最为耀眼的杰出人物，他以大智大勇巧妙地乘势而起，统一女真，称汗建国，夺得辽东。他所向披靡，游刃有余。所谓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清官书对此详尽而绘声绘色地大书特书，然而挺进辽沈，特别是天启二年即后金天命七年(1622)攻下广宁之后，数年之间竟无所作为。清官私记述皆平淡无奇。何以如此？就不能不令人生疑。原来真实的历史却是，此时努尔哈赤遇到了强敌，令他深感棘手，此人乃这年八月自请赴辽东督师的明朝大学士孙承宗。孙多次出奇制胜，遏制了后金的兵锋，使努尔哈赤无隙可乘，煞住了其不可一世的气焰。
孙承宗是忠诚的爱国者，是当时最有远见亦最为务实的政治家。他与其属下佥事后升右参政袁崇焕、赞画鹿善继、王则古、沈棨、杜应芳、总兵江应诏、副将茅元仪、参将杨应乾、司务孙元化、中书舍人宋献、羽林经历程崙等，计议谋划，目标明确，上下齐心。其战守严密，尤其是以辽民守辽土，以辽土养辽民的指导思想，重建辽东四卫的方针，信任与重用袁崇焕等人的用人政策，积极瓦解敌人，争取刘兴祚等归明的努力，和不断采取攻势，以收复辽土的行动，成效显著。在与后金较量中，共修复大城9座、堡45座、练兵11万，拓地400里，写下了明朝抗击后金战事中的辉煌篇章。然而这竟是努尔哈赤挺进辽沈后，最为不顺、最无作为的时期。这对后金统治者来说是难以称颂，最不光彩的经历。所以清官书实录乃至诸多记载对这段历史，或讳莫如深，或不予正面记述而多语焉不详，真相竟被掩盖。所以人们写史至此，为弄清究竟，便不依清人的表述，而另寻明人之记载。
其实明朝有关这方面的记载很多，如前述已发掘面世的当时当事人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及鹿善继、杜应芳、茅元仪《督师纪略》等记述，皆展示了这段史事，而暴露了清人之隐晦。这是很珍贵的史料，自然为人们所看重，成为写史的重要依据。当然其所记载并非皆为精准与囊括无余，复杂的历史内容还可充实丰富，因为除此以外，还有更多的当事人之著述有待发掘利用，其存世文集尤应留意。其中孙承宗的《高阳集》及《阅关奏稿》《督师奏疏》《车营扣答合编》、袁崇焕的《袁督师遗集》、鹿善继的《鹿忠节公集》及《无欲斋诗钞》《鹿伯顺十五种认真草》、程崙的《寸补》，以及巡抚阎鸣泰的《剿事汗语》、喻安性的《喻中卿稿》等，皆不同程度地反映了此期重大史事。而茅元仪更是勤于笔耕著述繁多的一位大家，他的《辽事砭呓》《石民江村集》《石民四十集》《石民渝水集》《石民横塘集》等等，更是以切身体验，具体而微地展示了当年情景，给人们以感性鲜活的印象。如据以深入考索，进行相关链接，这段已被尘封多年的历史真相不难清晰地显现。当时当事人史料之不可或缺于此可见一斑，这就需要人们去认真考察，摸清底细以便掌握运用。
晚明时期于辽东任职之官员，乃至所有参与辽事，或与辽事有关者，不胜枚举。应该看到这些人同所有明朝官员一样，多由科举而步入仕途，皆通文墨，多有遇事随手而记的习惯，所形成之诗文，真情实感，留下了历史记忆，弥足珍贵。虽历经劫难多已散佚，但流传至今者仍然不少。只是由于注意不够，多未发掘利用。为寻访此类史料不妨对当年在辽东任职的诸多军政官员，自督师、经略、总督、巡抚、总兵、副将，乃至巡按御史、道员、经历、幕僚，旁及身经目睹辽事的学者文士细加排查，认真梳理，考索其生平仕履及著述状况，便会发现这是极有发掘价值的史料宝藏之渊薮。他们的诸多别集有待发掘。
晚明时人与辽事有关者及其著述，除上面所举例外，其仍然存于世的主要者不妨再鸟瞰似地稍加浏览，列举一二，以见足可发掘之一斑。
督抚方面的大员及其著作，诸如万历十三年六月、以右佥都御史巡抚辽东的顾养谦著有《冲庵顾先生抚辽奏议》，万历二十二年五月任辽东巡抚的李化龙著有《抚辽疏稿》及《李于田诗集》，万历二十五年以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总督蓟辽保定军务、兼理粮饷、曾率师援朝逐倭的邢玠著有《经略御倭奏议》，万历四十二年任辽东巡抚的郭光复著有《倭情考略》《兵机纂》，万历四十六年八月巡抚辽东、泰昌元年九月以忧去的周永春著有《丝纶录》《殿争录》及《兵机密纂》，万历三十六年巡按辽东、四十七年六月及天启元年六月两次经略辽东的熊廷弼，著有《按辽疏稿》《辽中书牍》《疏稿》《书牍》(以上二书或合称《熊经略疏稿书牍》)及《熊襄愍公集》等，天启元年四月任天津巡抚、督理辽饷的毕自严著有《饷抚疏草》，天启三年六月巡抚辽东、次年丁内艰去、七年十一月至崇祯三年总督蓟辽的张凤翼，著有《枢政录》，崇祯元年正月巡抚辽东，八月因乏粮兵大噪自经的毕自肃著有《辽东疏稿》，等等。
御史、监军、道员，乃至奉使辽东者及其著作著名者有：万历四十三年至四十五年巡按辽东的王雅量著有《按辽奏疏》《长馨轩集》，万历四十八年以御史巡按辽东，次年即天启元年三月辽阳破，被执不屈，旋自尽的张铨著有《张忠烈公存集》《国史纪闻》及《张蒪江先生存笥集》，万历四十三年任开原兵备道的冯瑗著有《开原图说》、而此时奉使辽东的张鼐还著有《辽筹》《奏草》《宝日堂初集》、天启元年辽阳破，以御史犒师，旋奉命巡按辽东，监纪军事，次年广宁陷，坚守前屯不动的方震孺著有《七月西台奏疏》《按辽奏疏》、天启元二年间任监军道的高出著有《镜山庵集》，崇祯四年太仆寺少卿张春受命为监军兵备道，率军赴大凌河前线与后金交锋，兵溃被俘，誓死不降，被安置沈阳三官庙内凡十年，始终坚持节操，后绝食而死，著作有《不二歌集》，等等。
此外，当年一些虽非军政要员，或虽非任职辽东，但关心时事，与辽事息息相关并在其著作中不乏辽事篇章者，亦大有人在，其著作不可忽视。较著名者有：万历时官至礼部左侍郎的杨道宾的《杨文恪公文集》，万历时官至户部右侍郎的何乔远著有《何氏万历集》《何氏镜山集》，万历进士官至南京光禄寺卿的茅瑞徵除著有《东夷考略》外，尚有《东事答问》《都督刘将军传》，天启时官至工部右侍郎的董应举著有《崇相集》，天启进士官至右谕德的陈仁锡著有《陈太史无梦园集》，而著述繁复的隐者陈继儒除前引所著《建州女直考》外，更著有《白石樵真稿》《晚香堂集》《眉公诗钞》等，孔贞时著有《在鲁斋文集》、李若讷著有《五品稿》《四品稿》、沈承著有《即山集》、宋懋澄著有《九籥集》、祝以豳著有《诒美堂集》，等等。
上述诸多著作查找原本十分不易，值得一提的是1994年以后，陆续问世的四库系列丛书，即《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及《补编》《续修四库全书》《四库禁毁书丛刊》及《补编》《四库未收书辑刊》，方将分散各地的各种别集乃至相关总集加以搜集，其中所收载晚明辽事史料特别是相关当时、当事人的诗文集已粲然可观。其中以《四库禁毁书丛刊》所收最为丰富。然而因这些系列丛书，卷帙浩繁，部头太大，相关诗文集分散各处，查找仍然不便，而且各书皆系影印，虽保持原貌，但所收仍有不足，这就是：
限于当时条件，没有选择最好的底本进行影印；因普查不够全面，仍有遗漏。诸如李化龙含有《辽阳稿》《东省稿》在内的《李于田诗集》、熊廷弼的《疏稿》《书牍》《熊襄愍公集》、王雅量的《按辽奏疏》、张铨的《张蒪江先生存笥集》、孙承宗的《阅关奏稿》《督师奏疏》、郭光复的《兵机纂》、周永春的《殿争录》及《兵机密纂》、张凤翼的《枢政录》《谭辂》《志园集》《处实堂集》及《续集》、阎鸣泰的《剿事汗语》、鹿善继的《鹿奉常集》，以及包括《借发金花始末》《折征籽粒本末》《马房裁革本末》《典饷草》《榆关草》等在内的《鹿伯顺十五种认真草》、程崙的包括《疏》附《论》，《辽画》附《阅兵觉华岛记》等在内的《寸补》、喻安性的《喻中卿稿》，以及方震孺的《七月西台奏疏》《按辽奏疏》《赉恤奏疏》《辽东颠末》《几灰草》、茅瑞徵的《东事答问》《都督刘将军传》、李若讷的《五品稿》、张春的《不二歌集》，等等，这些仍然存世之书，四库系列丛书却皆未收入；而且，因是影印，并未就每个辽事人物的散佚篇章进行辑录，因而就其所收每位作者之著述，皆非全帙。所以广泛搜求，择善而从，细加排比，认真勘校，乃至纠谬补缺，辑佚钩沉，尤其是进行科学系统地详加整理，极有必要，当然这其中有许多繁难的工作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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