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沈阳故宫博物院馆藏清初历史文物中，有一件稀世珍品——鹿角椅。此椅的成造时间，距今已有三百余年的历史了，为有清以来第二个开国皇帝，清太宗文皇帝，即皇太极的御用之物。
鹿角椅，顾名思义，乃用鹿角制成的座椅。鹿角，在中国古代军营中曾作为一种防御设备。因此，皇太极乘坐的鹿角椅，既是一件做工精美的工艺品，又兼备防护作用的实用价值。
鹿角椅的外形有些像“太师椅”，此椅通高119.5厘米,椅高57厘米,靠高64厘米,半圆形椅圈，椅面呈长方形,长83厘米,宽53厘米.椅圈是一付天然麋鹿鹿角，鹿角围长184厘米,有两根主干和十二个支叉。其制作方法，是以鹿角的自然形态，巧妙地将鹿角反扣在方形底座上。而鹿角外展的四个支叉作为椅子的支柱，自然形成座椅的靠背和两扶手。另在后靠正面和两侧各增加一个木靠背和两根支柱，以支撑和加固椅圈；鹿角分出的每个尖状的角枝，围护着座椅的周围，犹如一把把锋利的刀剑，让人望而生畏。
鹿角椅的基座及四腿以木制成，油饰为紫檀色。座椅靠背正中的长方形透雕花板上，其上端用桦木雕成一个方池，里边雕着密密的云纹，下部用桦木镶着如意头形花纹。靠背两侧镶有透雕莲纹花牙，饰以金色。在靠板两侧中间，分立两个圆柱，柱上托云纹版，恰似亭亭玉立的两个华表，烘托出鹿角椅的威严和庄重气氛。
鹿角椅的四足为琴腿，在内足外并增添了一层护腿，起着加固的作用。护腿的通体俱有浮雕仰莲俯莲，中以束腰。这种纹饰很有清初的特点。上望板呈弓状。为使帝王乘坐方便，附有一木制小脚踏，用铁折叶与鹿角椅边为一体，做工简洁。
椅的坐垫用细藤条编成小梅花纹，坐上去柔软舒适；在靠背正中，原有木雕火焰宝珠一颗，为整个鹿角椅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这颗宝珠今已丢失。整个椅子色彩协调，象牙白的椅圈与椅心，配以紫檀色椅座，间用黄色雕刻饰件，显得古朴而庄重。
皇太极，努尔哈赤第八子，他是爱新觉罗家族权力斗争的胜利者。早在1613年，努尔哈赤立国之前，就曾试图立长子褚英为嗣，但由于褚英骄横跋扈并且心胸狭窄，恐他“危害国家”，于是将褚英处死。这之后，努尔哈赤又属意于次子代善。但天命五年（1620），却发生了小妃代因扎讦告代善与大妃（皇后）乌拉纳喇氏关系暧昧的事。使努尔哈赤两次试图立储均未成功。
天命十一年（1626年）八月十一日，努尔哈赤因宁远一战失利负伤转病致死。皇太极在代善威望降低的情况下，以其雄厚的实力取得汗位。并逼年仅三十七岁的大妃乌拉纳喇氏生殉。
大妃乌拉纳喇氏深受努尔哈赤的宠幸，为努尔哈赤生有三个儿子：阿济格、多尔衮和多铎。天命五年虽一度被废，然而翌年即复立中宫。据朝鲜《春坡堂日月录》记载，曾有太祖命大妃乌拉纳喇氏之子多尔衮继位，代善辅政之说。努尔哈赤弥留之际唯匆忙召大妃乌拉纳喇氏前迎，更决不仅仅是生死诀别。当时多尔衮尚年幼，唯有逼大妃一死，方可永绝后患。因此，乌拉纳喇氏殡葬的悲剧，完全是由皇嗣斗争这一政治背景造成的。
用活人殉葬，在我国盛行于奴隶社会。历史上的满族也是如此，尤其在清初十分常见。据《满洲实录》卷3记载；孝慈高皇后崩，努尔哈赤将四婢女殉之，并宰牛马一百致祭。顺治朝《东华录》记载：皇太极死时，侍从章京敦达礼、安达礼二人殉；多尔衮死时，侍女吴尔库尼殉。妻妾殉夫，仆婢殉主，是清初满族奴隶残余的反映。皇太极巧妙地利用这一点，消除了取得汗位路上的一块绊脚石。
天命十一年九月初一，皇太极登上了汗位，改元天聪。
努尔哈赤暮年，后金社会内部矛盾日深，汉族农奴的逃亡和暴动此起彼伏，皇太极继位之初，地位并不巩固，国家大权分散由诸王贝勒宗室贵族执掌，而八旗贵族觊觎汗位的阴谋和分权势力的活动暗暗滋生。后金同外部世界的关系也是危机四伏，处于敌对势力的包围和孤立中。面对这种错综复杂、矛盾重重的国内外政治形势，皇太极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大刀阔斧地进行调整和改革。一方面用很大的精力进行外部斗争，如在天聪元年与朝鲜结成所谓“兄弟之国”，以解除后金的后顾之忧和粮荒困难；征讨反覆无常的蒙古各部，逐渐孤立打击察哈尔林丹汗，使蒙古各部诣阙输诚、共戴至尊；以战争骚扰与和谈两手使后金和明朝处于相持状态。另一方面皇太极用相当的力量解决和硕贝勒共治国政所带来的分权统治这种不适应后金社会发展的问题。经过六年的努力，终在1632年取得“南面独坐”独尊地位，并于天聪十年（1636）四月十一日，改元称帝，国号大清。
皇太极鹿角椅的靠背正中，精心雕刻着乾隆皇帝御制诗一首，是乾隆十九年（1754）第二次东巡盛京，拜谒祖宗山陵之后，瞻仰了太宗的乘椅后，不禁诗兴大发，遂赋诗舒怀，其诗曰：“弯弧曾逐鹿，制器以乘龙；七宝何须羡，八叉良足供；库藏常质古，山养胜新茸；那敢端然坐，千秋示俭恭。”落款为“乾隆甲戌秋九月御笔”下方为乾隆连珠方印一枚。字为阴刻，工整秀丽，颇似乾隆皇帝的书体风格。所刻诗句均有贴金，显得辉煌夺目古朴明朗。
居住在山区、河畔的满族，多以渔猎、采集为生。满族称狩猎为打围，打围分大围和小围。春、夏、秋三季打小围，猎人单独外出打猎，多猎些黄羊、山兔、山鸡等小兽。冬至之后行大围，采取集体出猎的形式。由族长率领，带上狗、海东青（猎鹰）、弓箭、扎枪、刀叉等猎具，出猎者按人数编成若干队，每队选一有经验的猎手为猎长，负责指挥。发现兽群后，猎人们按照猎长的命令，将兽群围住并高声呼喊、敲打树木，惊吓野兽，并逐渐缩小包围圈，将猎物赶到空旷易射的地带，这叫“赶杖”。待猎物们进入有效射程后，猎长一声令下，猎手们万箭齐发，通常都会射杀大量野兽。每年打大围都在冬至节后，一般20天左右出山，时间长的可达两个月。每天打一围和二三围不等，每隔三至五天要迁一回营地。所获猎物由族长平均分配，一户户堆放好，上插各户之箭，人们认箭领物。对老人多、人口多的户额外多分些。
清入关之前的清太祖努尔哈赤和清太宗皇太极时代，是以“马上夺天下”的。除了出征打仗，每年皆频频举行围猎。皇太极经常率军在盛京周围的哈达、叶赫、伊屯河、长岭三岔堡、章义、太子河、辽西走廊一带弛骋射猎；在向归化城进军途中，也曾在上都河、宣大塞外行围。
在皇太极执政的17年中，八旗军每年行围狩猎。之所以这么做，因素诸多，但最重要的目的，是提高八旗军的军事素质和实战能力。八旗兵个个骁勇，但两军对垒要求队伍整齐，进退有序，因此在行围中，皇太极要求纪律严明，服从指挥。在猎取大量珍禽异兽的同时，对八旗军的作战能力，起到了锻炼的作用。
皇太极认为骑射是后金夺取胜利之长技，要求各旗牛录额真认真督促，于春夏秋三季勤于练习，并不时派遣部臣前往督察。皇太极本人更是从小就经常练习骑射，箭法十分高明。有一次征伐蒙古察哈尔，在行幄中筵宴诸蒙古贝勒，他抬头看见天空有一飞禽，执弓一箭而下，众蒙古贝勒赞叹不已。
《清太宗实录》记载了皇太极获取麇鹿的一段史事；公元1631年，即后金天聪五年，皇太极亲自领兵去辽西攻打大凌河城，驻跸在大凌河城对面的一座山上，在山上搭盖黄幄和黄布城。皇太极在此指挥官兵，用刚刚制成的红衣大炮轰击大凌河城。只见炮声隆隆，硝烟弥漫，震动山谷，山中野兽受惊吓四处逃窜，这时，一只大鹿竟然跑进皇太极大帐所在的黄布城内，不知所措地四处张望。皇太极将这只大鹿的到来看成是夺取大凌河城胜利的征兆，于是将它捕获。
据载，皇太极曾经有三张鹿角椅，传说这些椅子都是用皇太扳亲猎的鹿角制成的，现尚无据可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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