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六月的一个夜晚，漆黑的天空暴雨如注，电闪雷鸣。在京口（今江苏镇江）一家简陋的小客栈里，一盏昏灯之下，两位青衣长袍满面沧桑的男子抵足而坐，倾心长谈。此时已是子夜时分，整个大清朝陷入沉沉的酣睡之中。唯有这盏随风摇曳的烛光，如同天地间醒着的一颗心，顽强地闪烁在无边无际的黑暗里。
这是一个极其平凡的夜晚，却又是一次极不平凡的会见。这个夜晚将深刻地影响中国近代史的走向。
47岁的魏源，在这里迎候56岁的老友林则徐。当魏源得知林则徐被发配新疆伊犁充军，将要路经京口，他立即赶来此地迎候。
此刻，两位相知多年的老友相见，心中都翻江倒海，感慨万千，有太多的话要说，却又不知从何说起。魏源写诗形容当时的心情是:“聚散凭今夕，欢愁并一身”，今日相聚，也许就是永别，怎不令人百感交集，欢愁并生。可是一想到河山待俘，家国多难，“万感苍茫日，相逢一语无”，两人又深深地为国家的前途命运担忧。
2、
林则徐此时正经历人生最为痛苦难熬的阶段。他满面憔悴，身心俱疲。
就在一年前，林则徐在虎门点燃的销烟烈火，一洗国耻，震惊世界。正当天朝上下大快人心、欢欣鼓舞之际，形势却急转直下，迅速逆转。不甘失败的英国政府悍然发动了对华战争。
大清军队的失败令人猝不及防，触目惊心。1841年1月7日，英军攻占虎门的大角、沙角炮台，清守军死伤700余人，如此巨大的伤亡换来的是，英军受伤38人，无一人死亡。
2月23日，英国继续进攻虎门炮台，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率众血战，拼死抵抗，将士用命，血洒疆场，仍不免毁灭性的失败。关天培英勇殉职，清军250人战死，另有1000余人成了俘虏。而英军却几乎没受什么损失，只有5人受了点轻伤，就将虎门炮台轻松收入囊中。
5月24日，英军对广州发起全面进攻，清军士兵从未见过如此猛烈的炮火，纷纷恐惧溃逃，广州要地全失，秩序大乱，靖逆将军奕山竖起白旗求和，签订《广州和约》，向英军支付了600万银元的赎城费。
在前所未见的强大敌人面前，道光帝害怕了。他将战争的失败归咎于林则徐“轻启边衅”，“别生事端，误国病民”，在英国人的压力下将其全面革职，从重发往新疆伊犁“效力赎罪”。
3、
作为引发这场战争的当事人，林则徐感到个人荣辱尚在其次，而令他痛心疾首、寝食难安的是，战争还在继续，那些忠勇的大清将士还在流淌鲜血。这鲜血如果不能换来胜利，那么可否换来哪怕一丝血的教训?大清如果不幡然变计，亡羊补牢，必将品尝更多战败的苦果，接受更多屈辱的城下之盟。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深入研究西洋，多方了解夷情，已如箭在弦上，刻不容缓。林则徐本来计划编撰一部关于世界各国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大书，为中国打开一扇看世界的窗户。但如今被革职流放，生死难料，前路茫茫，已无法亲自完成这一任务。林则徐决心寻找一个合适的接班人。这个人就是他深为信任的老友魏源。
两人秉烛夜谈，通宵达旦。痛定思痛，他们一致认为，此次战争连连丧师失地，皆源于中国对西洋，尤其是对英国了解得太少，盲人瞎马，焉能不败?如要扭转败局，就必须抓紧搜集西人资料，尽快写出一部准确介绍西方世界的书来激励朝廷，唤醒民众，放眼世界，救亡图存。
这个晚上，林则徐作出了一个重大的举动:将自己在广州主持翻译的《四洲志》一书手稿和其他资料，全部交给魏源，郑重嘱托他进一步广泛搜集资料，编撰一部更为详尽可靠的西方史地全书，以助有识之士了解“夷情”，制订抗敌御侮良策。
面对挚友的这份重托，魏源的心中五味杂陈，感触万千。回想与林则徐的相识之初，还是1814年进京求学之时。那时的魏源，只是一个年仅20岁的年轻人，而林则徐已身居江苏巡抚的高位。魏源的父亲魏邦鲁曾在林则徐的手下做过小官，因廉洁奉公深受林则徐的器重。
如果按辈分算，林则徐是魏源的前辈尊长。但林则徐却从不以长者自居，相反他非常敬重魏源这位“忘年之交”的才学本领，欣赏他经世救国的抱负志向。在江苏巡抚任上，林则徐经常请魏源协助自己处理公务，彼此往来频繁，对他依赖有加。
林则徐没有看错这位年轻的后生。魏源后来的作为，可以说当得起“文章经济”这四个大字。他绝不是一个只知闭门造车的书生，而是一位坐而能言、起而能行的思想家、实践家。鸦片战争爆发以前，魏源就已兼具远见卓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海运代漕，整治盐政，是道光年间实施的两项惠国利民的善政，由江苏巡抚陶澍、布政使贺长龄主持完成，而在背后实际操作的则是魏源。贺、陶两人均与魏源相知极深，非常欣赏他的才华，给予他充分的信任。
4、
魏源抱着“士为知己者死”的感情，也为了实践他所倡导的经世理念，四处奔走，不避风雨，在这两项关系到国家经济命脉的政务中大展拳脚，为改善清王朝的国计民生做出了很大贡献。
为了彻底弄清漕运存在的弊端，魏源在大运河做了长期深入的调查，写出了详实可靠的报告，本着国便、民便、商便、官便、河便、漕便的原则，提出了以商船行海道运粮的办法。为了盐政的顺利推行，魏源不仅精心设计了票盐法，还以幕僚的身份带头示范经营票盐，不仅有效地带动了新法的推行，自己还赚了一笔银子，用这笔钱在扬州兴建了一处园林，这就是闻名一时的“絜园”。
夫人严氏担心会招人非议，魏源却理直气壮地说，这是我自己的劳动所得，钱赚得清清楚楚，花得也正大光明，何惧他人之言?
正是这些纷繁复杂的实际工作，让魏源深入洞悉清代社会的黑暗和弊病，将他磨炼成为一名成熟的思想家。魏源知行合一，经世致用的成就，赢得时人高度赞誉，有人称他为“无双国士长沙子，孕育汉魏真经神”。
如今，身处逆境的林则徐，把撰写这部断代奇书的任务托付给魏源，足见对他的高度信任。这是两人金石情谊的见证，更是一份英雄相惜的默契。这让魏源的内心，充满无尽感动。尽管蒙受这样沉重的不白之冤，林公依然惦念着大清的社稷安危，毅然将凝聚他半生心血的研究成果托付给自己，这种大公无私的襟怀抱负，和天高海深的友情信任，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熟读史书的魏源，想起了北宋名臣王安石的遭遇。北宋熙宁年间，王安石雷厉风行推行变法，不料招致朝野一片激愤的诟骂攻击之声，无数人谴责他“变乱天下”，居心险恶。面对举国上下来势汹汹的攻击，王安石不得不辞官罢相，返归故里。
就是在魏源和林则徐重逢的京口，王安石怀着惆怅寂寞的心情，写下了传颂千古的名句:“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这个难忘的夜晚，魏源站在京口的月光下，不禁感叹“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含冤被贬、发配新疆的林则徐，与王安石当年的境遇何其相似?
5、
魏源与林则徐就这样匆匆一见，在京口洒泪而别。不料这竟是两位挚友有生之年的最后一面。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形势随之发生急剧变化。半年之后，英国侵略者的兵船就开进了魏源和林则徐相会的京口。回扬州不久，魏源相继听到定海、镇海、宁波失陷的消息。葛云飞、王锡朋、郑国鸿等清军将领悲壮殉国，所率五千精兵全军覆没。钦差大臣裕谦含恨投水自杀。扬威将军奕经率军反攻，以全军溃败而告终。道光帝愈加胆战心惊，游移不定之下，又重新起用被革职的伊里布，随钦差大臣耆英再赴浙江与英军议和。
遥望东南烽火，魏源终夜难寐。面对千疮百孔的破碎山河，他既痛恨朝廷的腐败无能，更为自己空怀抱负而愤懑难耐。
魏源对于烟毒之害，一直刻骨铭心。早在1831年写的《江南吟》一诗中，他就深刻地揭露了鸦片的严重危害，指出如不实行严禁，大清将出现海疆失守，财富耗竭的严重局面。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魏源东临浙海，毅然从军。这年10月，一名叫安突德的英国炮兵上尉在浙江定海附近测绘地图时，被当地群众抓获。魏源闻讯，立即赶往宁波知府衙门，亲自参加对安突德的审讯。他深知这次与英国人面对面打交道的机会非常不易，尽量详细地记录下安突德的供词，从中筛选发掘有价值的情报。
1841年，魏源结合安突德的供词，参考其它书籍，写出《英吉利小记》一文。这篇文章虽然只有2300多字，但内容涉及英国的地理概况、物产税收、军队建制、礼仪婚俗以及当时英国女王的有关情况，言简意赅，提纲挈领，充分显示出魏源对于西方世界的重视，也是他后来致力于西学研究的先声。
在抗击英军的一线军营，魏源耳闻目睹的，都是清军兵骄将堕、文恬武嘻的黑暗内幕，也深刻理解了昏聩腐朽的清政府为何会如此不堪一击。他在许多诗篇中，抒发了自己对国事的忧愤失望，更痛心于清廷用人不当、闭目塞听，导致战争节节失利。
1841年3月，魏源在林则徐推荐下，入署理两江总督、钦差大臣裕谦幕下。接下来关于定海的防守，清军将领们产生了激烈的争论。有人主张坚守定海，而魏源认为，定海孤悬海中，难以固守，不如把兵力集中到浙江海岸上的城市，加强镇海、宁波等地的防务，诱敌深入内河加以围歼。魏源虽然多次据理力争，但意见完全不被裕谦采纳。8月，英军进攻定海，定海很快沦于敌手。魏源这才发现，自己在这场战争中毫无用武之地。
6、
深感自己人微言轻的魏源，决意愤而辞归。走在回家的路上，魏源心中很不平静。他写诗感慨道，前方炮火连天，自己却临阵脱逃，实在有违先前报国的初衷。可回想短短的从军经历，眼看英军狡猾至极，反复无常，而清军将领们却不悉敌情，一味胡乱指挥。朝廷和战不定，左右摇摆，主政者昏庸误国，失败明显已无可挽回。去留彷徨之际，魏源深感凭借一己之力难以回天，不如回家去拿起笔来，发愤著述，从事另一种战斗。
面对前方依然接连传来的败绩，悲愤填膺的魏源开始苦苦追问:为什么一个“天朝大国”竟败给了一个人数不多、远道而来的英国侵略者?这样的战争怎样才能取得胜利?如今“款夷”（即签订和约）之后又该怎么办?
扬州絜园，魏源闭门谢客。他怀着“奋之夺之”的强烈情绪，废寝忘食，挑灯夜战，着手整理扩展林则徐交给他的文稿以及图文资料，开始前无古人的创作之路。
道光二十二年（1842），魏源以拼命三郎的精神，在林则徐所辑《四洲志》的基础上，增补了大量资料，完成了《海国图志》五十卷本。死水微澜的天朝，如同投入一块激浪扬波的巨石。这部石破天惊的划时代著作，标志着尘封千年的铁屋中，终于发出睁眼看世界的第一声强劲呐喊。
《海国图志》是鸦片战后中国人自主编撰的一部最详细的世界史参考书。它全面介绍了世界各国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宗教和民俗文化。魏源在该书序言中开宗明义地说:“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
翻开序言，在一个醒目的位置，魏源百感交集地注明此书的写作完成于道光二十二年“夷艘出江甫逾三月”。也就是说，这部书是在耻辱的《南京条约》签订之后，外国侵略者的战舰刚刚才撤离长江三个月时写完的。可见魏源是怀着一番何等强烈的洗雪国耻、御侮图强的心情，编著完成了《海国图志》。
其时，第一次鸦片战争刚刚结束，战争失败的创伤刻骨铭心。面对空前强大的陌生敌人，魏源认真研究分析中英两国在经济、军事上存在的一系列差距，提出了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新鲜见解。
“师夷长技以制夷”，这句震聋发聩的口号，从此成为一个伤痕累累的民族为之奋斗的精神号角，成为一道照亮人心世道的启明星，升起在暗夜沉沉的神州上空。当整个清朝被打得茫然不知所措之际，作为站在时代最前沿的思想精英，魏源挺身而出，冲破根深蒂固的华夷观念，提出“师夷长技”的明智对策，可谓是破天荒的头一遭。
7、
如果用今天的眼光看，魏源的观点已不新鲜，甚至大有可商榷之处。但在那个国际风潮雷动、国运江河日下的时代，大清满朝士大夫阶层充斥着媚夷、艳夷、鄙夷、仇夷的复杂情绪，唯独没有人敢于想到“师夷长技”。从皇帝大臣到普通百姓，天朝对外来文化不屑一顾，对西方的“奇技淫巧”更嗤之以鼻。
在当时的传说中，人们坚定地认为，以牛奶为饮食的红毛巨鼻的西洋人，肯定有犬羊的本质:英国王位竟由女儿继承，简直是无父无君的蛮夷之邦;法国国王长发披肩，据说还煮食儿童，显然是女扮男装的活妖精;俄国女皇就更不知廉耻了，经常更换情夫，还将他们随时杀头……谁要让泱泱天朝去向这些低劣民族学习，岂不令人笑掉大牙?
直到鸦片战争的警报已经响起，面对明显处于绝对优势的西方科技，大清朝“重道轻艺”的儒家传统并未受到根本触动，士大夫依然在寻章摘句中讨生活。乾隆朝的纪晓岚可谓知识分子中的精英，可他在担任《四库全书》总纂官时，对于世界有五大洲这样的常识，居然表示怀疑。其他抱残守缺的士大夫，其思想水平就更可想而知了。
针对顽固派坚持把西方先进科技视为“奇技淫巧”的无知，魏源针锋相对地指出:“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必须认真学习引进。为此，他提出一套具体方案，不但包括了官办军事工业，改进军队武器装备，而且提出了兴办民用工业，允许商民自由兴办工业的主张。这样“尽得西洋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逐步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从而达到“制夷”之目的。
魏源的论点是火炬，更是刀子，它划破了士大夫阶层无知的虚荣心。《海国图志》的出版，很快引起巨大的争议。除了那些坐井观天、顽固守旧的官僚士子群起而攻之，连以思想开明著称的著名学者梁廷枏，也对魏源“师夷长技”的观点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梁廷枏一直留心时务，林则徐任两广总督时，他应邀入幕，协助禁烟，深得林则徐的信任。他还刊行了中国人修撰的美国通志《合省国说》，对西方自然科学技术颇感兴趣。但就是这样一位开明的官员，却认为“师夷长技”是“失体孰甚”，堂堂大清朝怎能屈尊俯就蕞尔小夷，简直太有失体统了。他振振有辞地说，火炮、舟船甚至算学都是出自中国，何必舍近求远去向西夷学习?
真正领会了《海国图志》精髓所在，并由衷抱以赞赏之情的，只有魏源的一小部分朋友，如姚莹、陈澧、冯桂芬等人。友人陈澧读后深有感慨地说，魏源此书以振国威、安边境为己任，编录周详、议论激切，可谓奇书。
8、
然而这样一部有用的奇书，在蒙昧无知的清朝统治者那里，却如一堆废纸。《海国图志》被束之高阁，受尽冷遇。清廷高层丝毫没有记取鸦片战争失败的教训，一味苟且偷安，不思改弦更张。
魏源去世后的咸丰八年（1858年），兵部左侍郎王茂荫奏请咸丰皇帝，将《海国图志》五十卷本刊刻重印，以便使人“知夷难御而非竟无法之可御”。谁知沉缅于酒色的咸丰帝对此毫无兴趣，王茂荫的奏折如泥牛入海。
在许多守旧的朝廷官吏眼里，此书则为洪水猛兽。他们认为中国“政教礼仪超乎于万国之上”，无法容忍魏源对西方“蛮夷”的“赞美”。更有甚者，主张将这本“大逆不道”的书籍付之一炬，以免遗祸大清。最终，《海国图志》仅仅在国内勉强印了千册左右，销声匿迹。
1851年，日本长崎港。一艘中国商船驶入港口，在检查违禁物品时，日本海关官员从这艘船上翻出三部《海国图志》。仔细翻阅之后，日本人顿时欣喜若狂，如获至宝。在他们看来，这部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奇书，简直就是天照大神送给日本的最好礼物!
《海国图志》犹如一面神奇的魔镜，照亮了同样闭关锁国的日本。此书很快引起朝野人士的高度重视，甚至被全日本推崇为“海防宝鉴”、“天下武夫必读之书”。他们认为，该书对于日本了解世界各国情况，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加强海防建设，有很大的启示和帮助，《海国图志》在日本很快供不应求，价格大涨，政界人士竞相阅读，成为明治维新时期的启蒙教材。
短短三年间，这本书在日本出版的各种翻译版本达到二十一种之多。佐久间象山、横井小楠、吉田松阴、高杉晋作等幕末志士，都从书中获益匪浅。维新志士横井小楠，在读《海国图志》时常常忘记了吃饭。思想家佐久间象山读到《海国图志》“以夷制夷”的主张后，如闻洪钟大吕，绝世之音，不禁拍案叫道:“呜呼!吾与魏源真可谓海外同志矣!”
海国图志》为明治维新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思想支持。主导改革的领导层融汇贯通地总结出日本发展之路必须是“东洋道德与西洋技术的结合”，加速推动日本走上开国自强之路。
半个世纪后，梁启超评价说，日本维新派前辈“皆为此书（《海国图志》）所刺激，间接以演尊夷维新之活剧”，最终完成了改革图新大业。
另一边厢，1862年，《海国图志》在大清早已绝版，无人问津，被彻底埋入时代的风尘之中。得知此消息，连日本人也不禁大发感慨。日本著名学者盐谷世弘说:“呜呼!忠智之士，忧国著书，不为其君之用，而反被琛于他邦，吾不独为默深悲焉，而并为清主悲之。”
正如这位日本学者感叹的一样，对于魏源和他的《海国图志》来说，书如其人，人竟类书，好像是一对苦命相连的双胞胎。魏源的命运和《海国图志》一样受尽蹉跎，最终湮灭于虚空无奈的悲剧宿命。
9、
咸丰六年（1856年）深秋的一天，秋风萧瑟，草木凋零。杭州西湖附近南屏山的青石小道上，走来一位步履蹒跚的老人。他，就是半生飘荡、忧患余生的魏源。
此时，大清国的半壁江山炮声隆隆。太平军已经攻陷南京，洪秀全的几路人马正在南方与清军激战。广州军民因拒绝英国人入城，英国军舰再次攻城掠地，蹂躏神州。大清帝国内外交困，风雨飘摇。
两年前，朝廷有人保奏魏源继续复职做官，但魏源对这个纷乱的世道已了无兴趣，心灰意冷，对这个腐朽的王朝再也不抱任何振兴的希望。他自称“世乱多故，无心仕宦”，决心遁入空门，潜心研究佛学，整理生平著述。
在杭州南屏山一座古庙里，主持僧为他安排了一间干净的房舍住了下来。他整日危坐如山，在一片木鱼念经声中静坐参禅，拒见任何来客，甚至亲属学生前来看望，也只是应付三言两语，便寂然无话，完全生活在一个忘我的极乐世界里。
魏源深信每天口诵七万次佛名，即可死后达到极乐世界。他还坚持认为，自己的出世向佛不是为一己之私，而与他从前尊崇的经世致用之道的目标一致，殊途同归。他把现在的劝人信佛和过去投身的社会改革看成是一回事，都是救人苦难、普救众生的最佳途径。
对于一位在那个时代学贯中西、放眼世界的启蒙大师来说，这真是一大历史的反讽和悲剧。晚年的魏源为何在人生道路上急速转弯，在笃信佛教的道路上愈走愈远，留下了种种让人猜测的谜题。
“远岸青山欲上船，江空月落舟茫然。”从魏源所写的这两句诗中，也许能窥见一些答案。魏源的一生，和他所著的《海国图志》一样，在时代的夹缝中左冲右突，最终却无法找到一条精神出路。他的人生命运，充满不可思议的强烈反差和奇妙悖论:他出生在丘陵，却能放眼天下;他少年得志，却终老于科场;他满腹经纶，却不容于当世;他学贯中西，却皈依于佛门……魏源一生的经历，似乎全部成为他为之奋斗的社会图景的反面教材。
他的命运与时代的氛围密切相关，而那个封闭落伍的时代，也不可能为他提供真正的用武之地。这是魏源的悲哀，更是那个时代的悲剧。
魏源故居这两扇陈黄色的木门，透着历史深处太多的风雨。略显冷清的厅堂中，悬挂着好友龚自珍所赠的对联:“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综一代典，成一家言”。这是对魏源一生成就的高度概括。魏源字默深，15岁就考中秀才，29岁中举人，是家乡久负盛名的才子，当地读书人甚至流传“记不清，问默深;记不全，问魏源”的说法。可有神童之誉的魏源，后来在科举考试中竟然屡战屡败，甚至只好花钱买了个内阁中书的闲职小官。而为博取功名，魏源折腾浪费了大半生的美好时光。
10、
1835年春，已经42岁的魏源第五次进京参加会试，又一次名落孙山。三十余年的科场蹉跎，使魏源感到欲哭无泪，彻底绝望。魏源决定退出科场，专心著述。可随后不久爆发的鸦片战争使民生凋敝，生计艰难，魏源家中人口众多，费用甚巨，再加之所撰写的书籍要自费刊印，生活更加困顿。为了谋取一官半职，养家糊口，魏源不得不以半百之身，再次含羞忍辱地走向他彻骨痛恨的科场。
那种在考场上“负凳提篮浑似丐，过堂唱号直如囚”的滋味，对于魏源来说就是侵夺最后一丝尊严的精神折磨。在给朋友的信中，他形容自己的心情:“中年老女，再作新妇。世事逼人至此，奈何?”读罢令人泪下心酸。1844年春，51岁的魏源第六次参加会试，终于高中第十九名，考官对他的文章极为欣赏，赞其“劲扫千军，倒倾三峡。”不料，主考吹毛求疵，指责试卷字迹模糊，魏源被罚停止殿试一年。
要知道，魏源20多岁时求学京城，其诗文便广受赞誉，跻身名士之列。此时更有《皇朝经世文编》《圣武记》《海国图志》等扛鼎之作刊行于世，使其名闻朝野，万众仰望，被陶澍、贺长龄、林则徐等封疆大吏另眼相看，奉为上宾，受邀参与军机要务。如今却被僵化可笑的八股文折磨到这个地步，魏源的切肤之痛，可以想见。
好在后来52岁的魏源到京补行殿试，终于在两鬓斑白之年，勉强中了个第三甲极为靠后的名次，赐同进士出身，以知州分发江苏叙用。好友邓显鹤来信，深为魏源无缘入翰林、做高官而遗憾。魏源则十分旷达地说，今日朝中许多高官整日以蝇头小楷、俳体八韵为报国之能事，我若与之同流，情何以堪?不如踏踏实实到基层做个州县小官，为老百姓办点实事。
年过半百才踏入仕途的魏源，不但未得到上天的眷顾，却在短短五年的仕途中，历经坎坷，备尝艰辛。
1844年，魏源被任命为江苏省东台县知县。东台是个地瘠民贫的小县，朝廷规定的漕粮征收非常困难，历任知县欠下了一大笔未完成的定额。前任知县葛起元就是因为征收漕粮激起民变，才被迫调走。可偏偏魏源一上任就赶上赋税清查，历任的亏空全都倒霉地落到魏源一人头上，结果被迫赔补四千两银子。
魏源在东台兢兢业业当了半年知县，不仅没领到半文薪俸，反而贴尽老本，使原本“万分告匮”的家境顿时滑向“指日悬磬”的绝境，赔得连锅也快揭不开了。清高的魏源也不得不四处挪借，以致于多年以后，家人都还在为他偿还这笔冤枉债。
不久，魏源因为母亲去世回家丁忧守制三年。1849年，他再次出任兴化县令。这虽又是一趟苦差，但魏源却在这里小试牛刀，留下了“淮扬保障”、“淮扬名宦”的美名。
兴化县地势低洼，最易雨涝成灾，仿佛是一口大锅的锅底。遇上水情紧急，河督有权下令开坝，把洪水分泄入“锅”，以防长堤决口。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河督经常不顾老百姓刚刚长熟的稻谷，只管一意泄洪放水。
魏源上任之时，正值夏雨连绵，湖水猛涨。河督催促着要启坝放洪，情势紧迫。此时稻穗新熟，民众得知消息，群情激愤，要与河督拼命。魏源体谅民生艰辛，力主不到最后关头不可轻易启坝。他直奔大堤组织百姓筑护河堤，并一再阻止河督启坝。
他担心自己位卑言轻，不能与河督抗衡，便星夜奔赴总督陆建瀛处，击鼓撞钟，请求陆建瀛亲自去坐镇抗洪，河督这才未敢轻举妄动。魏源自己则在风雨中奔走呼号，指挥七县农民挑土护堤。
不料很快西风大作，倾盆暴雨连下两昼夜，眼看湖堤就要溃决，河督决定必须启坝。万亩良田眼看就要被淹，魏源顶风冒雨，伏堤痛哭，愿以身家性命为民请命，发誓谁要启坝就先让洪水把他冲走。从早晨一直到下午，伏在堤上不肯起来的魏源，多次被巨浪卷起，几度差点丧命。民众感奋不已，竟有五万余人跟着他一起抗洪护堤。
直到傍晚，暴风雨方才停息。因受风雨洪水激打浸泡，魏源双眼赤肿如桃，难以睁开，见者无不感动落泪，连总督陆建瀛也情不自禁扶着这位56岁的老人感叹说:“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岂不信然。”
这一年秋后，兴化县获得了特大丰收，老百姓感动于魏源之精诚爱民，遂称其稻为“魏公稻”，称运河西堤曰“魏公堤”。而魏源却因此累得生了黄疸病，目黄体胀，饮食艰难，身体每况愈下。
851年，魏源升任高邮州知州。这段时间，他在筹划海运、兴修水利，改革盐政等方面都作出了很大贡献。然而，文场坎坷的魏源，官场更加不顺。1853年，太平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攻下南京、镇江、扬州，高邮也危在旦夕。
不久，清朝督办江北防剿事宜的杨以增，向朝廷奏劾魏源“迟误驿报”，咸丰随即降旨:“江苏高邮州知州魏源，于江南文报并不绕道递送，屡将急递退回，以至南北信息不通，实属玩视军务，魏源著即革职，以示惩儆。”
这位弹劾魏源的杨以增，正是上面提到的那位一心要启坝放水的河督。魏源之子魏耆认为，正是他父亲在兴化抗洪时，为了保护大坝再三与河督杨以增发生冲突，得罪了他，杨才趁此机会以“玩视军务”的罪名私相报复。
这一年的十一月，上谕以魏源协助剿办安徽颍州府“捻匪”有功，谕令魏源复职。此时年届花甲的魏源历尽坎坷，已无心仕途，便毅然辞官，避居兴化，遁入空门。
11、
个人仕途的不顺，人生际遇的剧变，国家社会的动荡，已使魏源疲惫不堪。而举国昏昏、闭目塞听的文化氛围，更让他备感苦闷。龚自珍、林则徐这些理解自己的知音至交，已经相继故去，使魏源悲叹“雅士如林，知音日少”。
他所高度关注的币制改革和黄河改道工程，也因为朝中无人支持，难以再次施展经世抱负。“梦中疏草苍生泪，诗里莺花稗史情”，他说自己连做梦都在起草奏陈述老百姓的疾苦，写诗也忘不了研究战争、总结教训。可见这番忧世伤时之心，何人可懂?对这位才华卓著、忧国忧民的人才，清政府却吝于多给他任何一点机会。晚年的魏源，可谓上天无路，入地无门。
“万事信茫茫，生涯讵草草”的冷酷现实，终于让“不忧一家冷，所忧四海饥”的魏源，发出了人生如梦的喟叹。制“夷”大计俨然成梦，经天纬地痴人说梦，连个人前程也茫然似梦，魏源心中怎不一片落寞苍茫?那些兴利除弊、砥柱神州的壮志雄心逐渐消磨殆尽，他的诗中频繁出现了诸如“梦觉小生死，死生大梦觉”、“人寰真似梦，顷刻已千秋”、“尘梦还前世，虚空透半斑”这样消极颓唐的句子。他对世俗生活已经深深地厌倦了。
既然人生如梦，魏源决心义无反顾地走进空门，去寻求理想的佛国了。咸丰四年（1854年），年满花甲的魏源，在曾任职的兴化县正式皈依空门，取法号“菩萨戒弟子魏承贯”。一代思想启蒙大师这种出人意料的结局，何尝不是对残酷现实的一种无奈发泄?
皈依佛门的魏源，最后找到了人生宁静的归宿。据他儿子魏耆的记述，咸丰七年（1857年）农历二月的一天，魏源突然感觉不舒服，便对家人说，我死以后，你们不要号哭打搅，让我安静地往生净土，飞往西天。他洗了一个热水澡，换上干净衣服，宁静地等待生命的最后时刻。三月初一，好友金廉来看望他，两人长谈，一时忘记了时间。魏源慢慢对金廉说:“你去休息吧，我得走了!”然后，魏源走进内室凝神静坐，神态自若，物我两忘地告别人世，驾鹤西去。
带着无尽的遗憾，“扫地焚香坐，心与灰皆冷”的魏源离开了这个乱世。但真正的思想家不会永远归于寂寞。甲午战争后，中国山河破碎，面临更加严峻的形势。救亡图存，变法维新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强音。半个世纪前魏源为中国人规划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蓝图，再次成为救国的利器。
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海国图志》被三次刊印。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都认真阅读过《海国图志》，并深受其影响。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魏源著《海国图志》，倡师夷长技以制夷之说，林则徐乃译西报，实为变法之萌芽”。
魏源终于无愧于老友林则徐在京口那个夜晚的最后重托。他们携手并肩，完成了中国近代史上最伟大的一次思想接力，共同迈出了走向世界的第一步。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