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国，阎连科、毕飞宇是最受欢迎的作家；阎连科的《受活》的法文译名《列宁之吻》被英文版、德文版等沿用，成为其最受国际市场欢迎的作品；而全世界的读者中，也数法国人对中国的作品最有感情（一位法国妇人曾经告诉阎连科他的每一部作品她都要买两本，一本自己保留，一本放在生前最喜欢他作品的丈夫墓前）。
这一切，都离不开法国菲利普·毕基埃出版社对于中国文学作品30年如一日的努力推广。莫言、阎连科、余华、王安忆、阿来、苏童、韩少功、毕飞宇、曹文轩、迟子建、李娟等都在他们的中国文学版图上。不仅如此，它还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桥头堡，是欧美出版界了解中国文学的风向标。阎连科的《受活》、曹文轩的《青铜葵花》等在欧洲的第一个译本都是法语版。
在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战略投资法国菲利普·毕基埃出版社发布会上，做書对菲利普·毕基埃出版社创始人菲利普·毕基埃进行了独家专访，去了解一个做了30年中国文学出版的法国人如何看待中国作品、中国作家，对于中国文学走出去有哪些建议，以及，中国与日本在文化输出方面有哪些差距。
做書：30年前你为什么投身中国文学的出版事业？
菲利普·毕基埃：其实一开始中国并不是我的主要目标，因为30年前中国有意思的作品比较少，因为那时候中国满大街还都是自行车。在我们的培育之下，法国的读者开始慢慢熟悉中国的作者。
做書：法国读者对中国哪些类型的作品更感兴趣？
菲利普·毕基埃：法国读者对于中国读者当然是越来越好奇的，但是他们喜欢的中国文学并不是揭露中国现实的文学，虽然毕飞宇等作家的书在他们眼里很有异域风情，但是对于法国读者来说，更受欢迎的是揭露当下的一些普世问题的书，这些书描述的虽然是中国的故事，却是与法国人的生活紧密相关的。这也是为什么阎连科的书在法国很受欢迎，是因为他的书很容易理解，他的叙述方式会让你感到惊讶，但其中所讲述的故事又是法国人能感同身受的。
再比如王安忆的书，不仅仅描述的是中国乡下的故事，不仅仅是旧上海的故事，实际上描述的是爱情，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些都是与法国读者有关联的。迟子建写的是中国东北在大雪中发生的故事，在我们眼中很有异域风情，但是叙述方式才是真正能够打动我们的。李娟写得是新疆的故事，其实我们感兴趣的并不是发生在新疆的事情，而是她揭露的一些普世的东西，这样的作品更容易在法国受到关注。
做書：除了那些已经成名的作家，你在中国是如何发掘新生代作家的？
菲利普·毕基埃：关于如何找到年轻的作家，我们通过人与人之间的相遇，通过不断的交谈，通过先出版一本书再持续不断地跟进。相遇就是指要向更多的人去了解，向我们提供建议的这些人首先是要懂行的，其次是要有批判精神的，比较了解国际市场的。
做書：出版中国作家的作品对你们来说是一件有利可图的事情吗？
菲利普·毕基埃：除了阎连科和毕飞宇少量的书以外，总体来说不是一个盈利的事情，很多书都是入不敷出的。在中国可能也是一样，欧洲文学有一些书是销量比较好的，但是其他的，比如据我所知法国文学的销量就不太好，就需要其他文学来填补。
做書：在中国的文学市场，“诺奖效应”非常显著，在法国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现象？
菲利普·毕基埃：独木不成林，莫言一个人的成功没有办法带动整个中国文学在法国的成长，让·马·居·勒克莱齐奥在获得诺奖之后，在法国市场并没有销量更好，所以法国跟中国市场不太一样。
做書：听说阎连科的《受活》的法语版定名为《列宁之吻》，后来很多其他的译本也借鉴了这个名字，请问在引介中国文学的过程中，你做了哪些“本地化”工作？
菲利普·毕基埃：中国文学在法国还需要形象塑造，我有一个印象就是中国文学的题目总是有点寡淡，或者说比较中性，比如迟子建的《群山之巅》，如果逐字翻译的话对于法国读者来说是一个没有意象的题目，这个是我们通常要再塑造的。另外就是封面，出版社做的事情就像是烹饪，都是读者看不到的，但是非常重要。
在法国销量好的作品并不是以作家来出名的，而是以小说的题目而出名的，比如王安忆的《长恨歌》，阎连科的《年月日》，最好的销量也就8000—10000册吧。日本书籍在我们那里更成功，我们出版的日本书籍更多，时间更长。
做書：为什么日本文学更受法国读者的欢迎？中国文学与之的差距在哪里？
菲利普·毕基埃：日本好的作品在法国出版一年之后我们就会在法国市场推出。但是中国作品在法国引进的速度就没有这么快了，我认为这是中国的问题。
日本文学的成功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日本文学自19世纪以来一直都是连续不断、不断充实的，与西方保持的联系也没有中断过；第二，日本与西方的文化交流也是持续不断的，而且通过日本的电影、美食不断进入西方人的视野；第三就是出版社的努力。对比中国的现当代文学，实际上是20世纪初才出现，中间又有50年的断层，等到90年代又重新恢复起来，这其实不是中国文学的问题，而是中国作者的问题。
而且在中国文学的传播过程中，没有其他的文化形式陪伴，中国没有特别突出、时髦的文化，比较少有出版社对中国文学感兴趣，仅仅把中国文学视为异域风情，而这已经远远不能满足现在中国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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