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贞节”观念对女性的压迫比宋朝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古代女性到底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还是如影视剧女主角一般能文能武？实际上古代女性的社会地位是有起伏的，在各个朝代都有其特点。
商代女性可以领兵打仗，还可以主持祭祀
殷商时期，正是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的晚期，女性有着相当的地位。根据甲骨卜辞记载，有一批女性在政治、军事上被委以重任。商王武丁的妻子妇好，能征兵组成军队，并作为主帅征伐敌国。不仅妇好一人，商代常年有一批女性驻守边防抵御外敌，或担任地方长官。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商代贵族女性还可以主持祭祀，甚至死后也能像男性那样配享祭祀，这一点是后世女性难以企及的。
周朝时，采集经济转变到农耕经济，男性劳动能力的重要性逐渐凸显，情况有所变化，但母系社会之风尚有遗留。最早的一批古姓，如： 姬、姚、姒、妫、媿、姞、婤、嫪、姜、娄、嬴、妘等，多以女字为偏旁，这一习俗可以视为母系社会的烙印。然而史籍中记录的周代女性名字，并不是属于自己的独特称谓，只能显示父亲和丈夫的信息。例如秦穆公之女文嬴，名字当中的嬴，可以看出她来自嬴姓秦国，文是指她丈夫晋文公，而这个女子的个体，却独独被掩盖了。
周代的社会序列中，夫妇关系列于君臣、父子之前。《周易·序卦》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因此，男女婚恋问题十分受重视，官方在仲春之月举行祭祀活动，以令男女聚集，男女配对不予禁止，鳏夫寡妇促其再婚。
春秋战国时，有女子参与政事的个别事例，比如秦国宣太后、赵威后、田齐君王后，但这是特定情境下的特定角色，不具有普遍性。
与此类似的是汉代女性参政议政的情况，比如以吕后为代表的两汉太后涉政。还有贵族妇女被封侯，拥有爵位和封邑，像汉高祖刘邦封长兄妻子为阴安侯；吕后封萧何夫人为侯, 樊哙妻子吕媭为临光侯。另有其他女性展露出过人的政治才能，如淮南王刘安之女刘陵常年在长安替父搜集情报，和亲乌孙的解忧公主及其心腹冯嫽在西域外交上做出巨大贡献。但总体来讲，两汉贵族女性政治权力具有不稳定性和局限性，她们的政治权力，是男权的衍生，女性本身依然处于附属地位。
到了唐代，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女皇帝武则天。 “太平、长宁、安乐、宜城、新都、安定、金城公主并开府，置官属”，公主们公开参政，太平公主更是直接参与了王朝的更替，诛灭“二张”、光复唐室有功，权势显赫，“仪比亲王”。上官婉儿得到中宗赏识，令其“专掌制命”。
汉代女性有很大的再婚自主权
周代女性在婚恋生活中自由度较高，自己物色对象甚至私订终身的情况，在《诗经》中屡有展现。《国风·郑风·野有蔓草》“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这说的是男女邂逅，情愫暗生。《国风·召南·摽有梅》“求我庶士，迨其吉兮！”一名单身女子公开征婚，催促有意追求的男子尽快行动。离异女性虽然哀怨，但可以从容再嫁。对于男性来讲，也不会歧视再嫁过的女子。《小雅·我行其野》“尔不我畜，复我邦家。”就是说，你不再爱我，那我就回家去。
而汉代女性在再婚问题上，也有相当大的自主权。卓文君新寡，改嫁司马相如；汉武帝本人的母亲王太后，在嫁给景帝之前，有过一段婚姻和一个女儿；武帝姐姐平阳公主先嫁平阳侯再嫁大将军卫青；武帝外祖母臧儿也是嫁过两次。
汉代女性除纺织缝纫之外，也承担部分田间山头的劳作，她们还需缴纳赋税、承担徭役。汉朝女子也有充当医生的，如义姁以医术得幸于武帝之母王太后；毒杀汉宣帝皇后许平君的淳于衍，是太医署的女医。班昭不但续写《汉书》，还为后宫讲学、撰写《女诫》，她可算是中国早期的女性知识分子代表。卓文君更是当垆卖酒，从事起了饮食业。
从三国开始，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大动乱的时代，也是精神高度自由和开放的时代。女性自主择偶和再嫁司空见惯，文学作品中有不少描述男女交往的句子，“天不夺人愿，故使侬见郎”，“男女共游宴，黄花生后园”。再嫁女性遍布各个阶层，曹丕的甄皇后、刘备的穆皇后、孙权的徐夫人，都是再嫁之身；蔡文姬滞留匈奴生下二子，归汉以后改嫁董祀。魏晋“女中名士”谢道韫，有林下风气，退可吟诵“未若柳絮因风起”，进可在动乱中抽刀杀敌。
唐朝对女性继承财产有了苛刻的变动
北魏冯太后两次临朝称制，执掌权柄达20余年，她支持孝文帝开展“太和改制”，进行汉化改革，对当时北方社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北魏均田制中每一个成年女性，甚至包括奴婢，都有资格受田，以法令的形式确定和保障了女性的私有财产。经济地位决定家庭地位，北魏女性在婚姻自主权、再婚权、财产继承、私产处理方面有比较大的话语权。
唐朝承袭了北魏均田制，但对女性受田做了非常苛刻的变动，只有寡妻妾、尼姑、女冠才有资格受田。女子还要恪尽职守，除家务劳动外，为家族生育抚养孩子，事夫，代男子行孝，和亲族。
在财产继承方面，唐朝女性唯一的私产是她自身的嫁奁，若是改嫁，就连嫁奁也会成为夫家财产的一部分，自己无权追讨。根据《唐户令》，出嫁的女儿，除了妆奁，没有父亲财产的继承权。若该家族未育有男丁又未立嗣，父母亡故后称为户绝，女儿可以继承父家资产；唐初对亲女继承户绝遗产，尚无身份上的限制，中晚唐以后逐渐倾向在室女，唐文宗时规定，出嫁女只要露出一点点不孝、夺产的意图，就没有继承资格。
宋代基本上继承了上述唐律规定，并对绝嗣户的女儿继承作了补充：如有出嫁的女儿离婚或守寡无子，并不曾分割夫家财产，回到父母家，被称为归宗女，继承权视同在室女；户绝财产全部分给在室女及归宗女；如果女儿均已出嫁，财产中的1/3给出嫁女，其余并入官府。户绝的财产继承，偏向未出嫁的女儿，原因在于在室女要承担祭祀和承立门户，并保护父系财产不外流的责任。若家有子嗣，父母可事先立下遗嘱，分给女儿一些财产，但这个是没有制度性保障的。
明清两朝亦承继了唐宋的规定，但对无子寡妻所继承的财产作了更苛刻的安排：“凡妇人夫亡无子守志者，合承夫分，须凭族长择昭穆相当之人继嗣。其改嫁者，夫家财产及原有妆奁，并听前夫之家为主。”寡妇哪里有什么财产继承权呢？不过是将亡夫财产转个手，交给家族安排继立的嗣子，自己从此在嗣子手里讨口饭吃罢了。
宋朝女性改嫁被认可，明朝号召寡妇守节
至于贞节观念，宋代是其全面确立的时期，但从观念确立到民间普遍执行，还有相当长的时间。因此在宋代，女性再嫁的合法性是受到认可的，比如范仲淹的母亲曾经改嫁；王安石因儿子罹患精神疾病而让儿媳改嫁；李清照还因改嫁所托非人，向官府告发丈夫的不法行为，并因此坐过牢；陆游的前妻唐婉亦曾改嫁；理学大家程颐还默许家族中的女性晚辈再婚。
元代为响应部分汉臣的要求，官方对官宦人家的女子再嫁设定了一些限制，比如至少守制三年，改嫁权归属夫家，剥夺再嫁寡妇的财产继承权甚至陪嫁妆奁的处置权，但这些限制并没对妇女再嫁产生广泛的、实质性的影响。
明朝皇帝朱元璋是妇女守节强有力的支持者。洪武元年，朱元璋下诏：“民间寡妇三十以前夫亡守志，五十以后不改节者，旌表门闾，除免本家差役。”寡妇守节可为家庭争得旌表的荣誉，又可以免除差役，牺牲个把女子的幸福，全家族得利，多划算的买卖。从此之后，抱贞守节之风大盛，甚至出现了未嫁女子替死去的未婚夫守节的事情。明代二百多年间见于记载的节妇烈女达二千五百余人，约为此前两千年的二十倍。
朱明皇室，不但倡导民间妇女守节，本身还执行宫妃殉葬制。朱元璋死后46妃陪葬孝陵，朱棣死后16妃陪葬长陵，仁宗朱高炽殉5妃，宣宗朱瞻基殉10妃。一直到明英宗朱祁镇，才废除了这项残忍的制度。
清朝入主中原后，再次提倡和宣扬贞节观。《大清会典》规定：“三十岁以前守寡，至五十岁不改节者称节妇；殉家之难或拒奸致死者称烈妇、烈女；未婚夫死，闻讯自尽或哭声往夫家守节者，称贞女。”仅在福建，“闽南十三县明清两代守节的女性，明代三百零七人，清代六百三十三人。”
总之，古代女性在受教育、就业、财产继承、人身自由、择偶和再婚、参政议政方面，其权力与男性相比，是彻头彻尾的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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