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神宗万历十七年(1589)十二月,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到京任事一年余只见皇帝上朝三次,辍朝的原因是「头昏眼花,力乏不兴」,或者「腰痛脚软,行立不变」等等诸般的龙体欠安。于是上奏说:「皇上之病在酒、色、财、气者也。夫纵酒则溃胃,好色则耗精,贪财则乱神,尚气则损肝。」 七品官雒于仁认为,二十七岁的万历皇帝白天喝酒晚上也喝,是嗜酒。宠幸十俊(十个俊美的小太监)、偏爱郑贵妃以致拖延不立皇储等,是恋色。将查抄官员如司礼监太监冯保(?-1583)、内阁首辅张居正(1525-1582)等之家产搬入宫中纳为己有,宫中太监又四出各地征收盐税、矿税等,是贪财。经常忿怒恣睢,杖打宫女太监,有的甚至立毙杖下等,是尚气。此〈酒色财气四箴疏〉使神宗大怒,在首辅大学士申时行(1535-1614)的婉言相劝下,雒于仁免于议处但被革职为民。
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尤其〈酒色财气〉中的「贪财」一项。试看在此五年前的万历十二年,万历皇帝一口气传旨内府御用监成造四十张床即可略见端倪。
本讲题旨在讨论这四十张床对万历皇帝的意义,这四十张床的用费、形制与纹饰为何,及与传统宫中御用床制之差异。最后,与稍前嘉靖朝(1522-1566)的内阁首辅严嵩(1480-1567)因抄家被没入官府的床器作一比较,希望对十六世纪的明代皇室与显宦间的器用文化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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