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人：无知有畏
印度被梁启超誉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自古以来就和我国交流密切。古有印度地区的熬糖法传入，玄奘舍身取法的故事等。如今使用的一些名词，如“一刹那”等也源于印度。而到了网络时代，印度也成了我们调侃“三哥”，如“我就知道三哥的飞机飞不起来”“一辆摩托车，三哥可以投送一个班”等语言。那么，我们在调侃之余，有没有考虑过“阿3”这一名词的由来及其复杂的历史背景呢？
“阿3”一词源于在华的印度巡捕（简称印捕），他们是在中国近代出现的一个特殊现象。
鸦片战争爆发后，随着近代西方殖民者到来，1843年，上海开埠。1845年，清政府苏松太兵备道宫慕久与英国领事巴富尔共同公布《上海土地章程》，上海英租界出现。此后，美国凭借《望厦条约》、法国凭借《黄埔条约》分别在上海建立美租界与法租界。1854年，上述三国成立联合租界，并设置了租界的行政管理机构。因与中国之“工部”类似，被国人称作“工部局”。工部局由董事会领导，从此，租界区域内的外国居留民有了独立完善的行政、司法体系，为维护治安，租界当局便成立巡捕房，并招募了欧籍巡捕（简称西捕）13人用以维持治安。
但是，随着租界内人口激增，如此少量的巡捕根本无法维持正常的租界秩序，加之西捕工资高昂，租界当局不愿意过多招募，于是，租界当局在1865年又招募了大量华人巡捕（简称华捕）。华捕的工资远远低于西捕，这使得他们在巡捕房各股警务力量中，一直在数量上占有绝对的优势。在租界工部局的记载中，在对华捕工作表示赞美的同时，也同样存在大量对华捕的排斥之论，这是由于由于对于本土的华捕总是存在一种不信任感。
1883年，租界工部局开始考虑改革巡捕房机构，增加西捕，并招募印捕的计划，但因为内部意见的不一致而不了了之。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后，局势动荡，为防止租界可能发生的骚乱，租界当局明令所有巡捕加强警戒。当年8月，租界工部局董事会考虑到“由于目前对静安寺路以及附近的一些马路进行有效的巡逻不仅对这些马路居民的安全，而且对租界的安全来说也是一项重要的预防措施”，于是决定“立即派去6名印捕到静安寺巡逻，并到香港再雇佣12名印捕来，进行为期三个月的时间巡逻。这些巡捕的工资，由静安寺附近居民认捐。1885年，租界当局鉴于这些印捕在静安的巡逻工作表现为满意，这些临时聘用的印捕从“临时工”变成了“编制内”的巡捕力量（除了印捕，到了20世纪初，还引进了越南巡捕）。
这些印捕多为是印度的锡克教徒，他们身材高大，满脸虬须，皮肤黝黑，头缠头巾锡克教徒来自印度的旁遮普地区，锡克教曾为了对抗印度莫卧尔王朝，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带有军事化色彩的组织，有着尚武的传统。英国征服了旁遮普地区后，曾招募锡克人参加军队，一些士兵退伍后，就选择了成为巡捕，他们数量在整个印捕队伍中虽占少数，但组织性较好，受到重视。而早在上海公共租界招募印捕之前，英国殖民地就有印度巡捕的出现。英国人认为他们训练有速、忠诚可靠，认为是巡捕的最佳人选。再加上对于数量众多的华捕的不信任，薪金较低的印捕（但薪金也高于华捕）就成了薪金高昂的西捕的绝佳替代品。
一方面，这些印捕的引进的确维护了租界内的治安，表现晚清社会老画刊的《图画新闻》图文并茂地报道了印捕在街头维持治安的正面新闻。如画报内容《日人逞凶》《给偿免究》就表述了有日本人不遵守租界内的法律法规，欺压华人，印捕依法将日本人逮捕并进行处罚的情景。
但是，印捕给华人留下的深刻印象中，更多是执法简单暴力。作家姚克明在《海上洋泾浜》（“洋泾浜”专指上海的西方租界）中写道：“大约在我的父亲六、七岁的时候，某天跟着母亲走过泥城桥，想穿马路，马路上车辆很多，父亲很机灵，瞄准一个空当就穿了过去，想不到上街沿站着红头阿3，马上用警棍抽父亲，还哇啦哇啦骂山门。父亲倒在地上，肩膀痛了几个星期。”由此可见，印捕的执法让当时的中国人感到耻辱与不满。中国最早的旬刊画报《点石斋画报》也曾记叙过印捕的暴力执法，其中有一篇《大闹洋场》，表述了印捕野蛮地镇压了聚集在黄浦滩抗议工部局增加车捐的羊角车工人。
印捕除了执法粗暴，有时候还是犯法者，如《点石斋画报》中《印人抢表》这一篇就报道了印捕抢劫的不法行为，还附上文字，上升至对整体印度人的批评：“印度为英之属国，其民长而黑，蛮野成性，犹有狉獉习气，初不知礼义廉耻为何物。”这种报道实际上反映出当时中国社会对印度人群体形象存有强烈的负面印象。
所以，印捕和华人常有冲突，《点石斋画报》中《印捕拔须》带有夸张地报道了茶园中，一位在巡逻的印捕为阻拦一位想白看戏的铜匠工人时，胡子几乎被对方拔光，而围观者表现的目光也基本上是嘲弄或幸灾乐祸。
因为印捕和华人之间的矛盾，华人在称呼他们时，多称为“红头阿3”，所谓“红头”指的是印捕头上的头巾，印捕任看守警时，通常为黄色头巾，充任交通警、巡逻警时，用红巾缠头，但交通警、巡逻警更容易接触到居民，所以人们才认为印捕都是“红头”。
“阿3”一词至今仍在使用，多带有调侃之意。其由来一种说法为印捕面色如黑碳，“黑碳”后来被讹读为“阿3”。不过大部分学者认为二者读音在上海方言里并不相近，这种说法不成立。另一说印捕进入租界的时间晚于西捕、华捕，加上印度人是亡国奴，列第三位，故被称为“阿3”，但当时印捕的地位高于华捕，收入也更高，此一说也很是牵强。
还有一种较为被认可的说法是认为“阿3”是由英语的谐音转化而来。一说是英语“Ah，Sir”的谐音。上海地方史专家薛理勇先生认为，由于公共租界雇佣的印捕多在香港受训，而香港方言习惯在人名上加“阿”字，印捕进入上海后， 这一称呼又被讹读成“阿3”。另一说是“阿3”这一称呼是由口语化的英语“I say”的谐音转化而来。印捕向上司西捕报告，往往冠以“I say”的口语词，普通华人不了解，见印捕开口闭口就是“I say”，因此，称之为“阿3”。但又有一说“I say”的发音主体是西捕，由于印捕地位低下，每遇到事情，西捕不直呼其名，而直接朝印捕说“I say”，印捕听到就会跑至西捕面前待命，华人便以“阿3”称呼之。
但无论是那句由英语谐音转化为“阿3”，我们都应发现，由于上文提及的原因，在这种转化的过程中，语言内涵出现了贬义化的倾向。因为在上海的方言中，词尾缀以“三”者大多是表示下流低级，如不规矩的女人或暗娼为“垃三”，不便直言的秽物为“老举三”等。
当然，印捕除了与华人有矛盾，还和与租界当局存在矛盾。他们每次认为自己受到不公正待遇时，就会举行罢工，这种罢工总计三次。第一次罢工在1891年，当时巡查官在巡查巡捕房时，发现印捕的床铺下尽是臭虫，卫生条件恶劣，遂对每名印捕处罚三元，这引起了印捕的不满。导致了这次罢工。这次罢工最终以减轻处罚为结果不了了之。第二次罢工是在1897年，因雨中上岗一事与租界当局发生冲突，最终在殖民当局的强硬手段下，印捕妥协。第三次是在1906年，原因在于印捕听说印度人如果在俄国或美国充当巡捕，所得金额是在上海担任巡捕的三到四倍，于是不少巡捕提出辞职，离开了租界的巡捕房前往俄国、美国。租界当局查察觉后，以合同为由，开始拒绝类似要求，印捕转而要求增加薪金，但遭拒绝，因此导致这次罢工。最终，租界当局给予镇压，并决定加强管理。而第四次罢工源于不同地区的锡克教徒冲突，不属于待遇改善类型，不再赘述。
所以，一些文人的“阿3”形象既是令人反感的，却又是可怜又可悲的，通过对他们的亡国奴形象的同情，来激发国人的爱国热情，给以警醒。如一篇杂志中写道“我那大华的民族，猛醒起来，不要不如无用的亡国印度阿3”。而另一篇杂志中更是写道“做了帝国主义的忠实番犬，出没于上海处处要所；呵，印度阿3，你世界的门番！你无耻厚颜的糊涂虫！你为谁武装，为谁劳动？为谁工作为谁侍奉？可悲可怜的释迎的末代，向亚细亚給了无限的侮蔑呵，印度阿3，你糊涂的人，你的手枪到底瞄向谁的胸膛？”以此来批判虽身为亡国奴却为帝国主义服务的印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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