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大橙子
苏轼的父亲苏洵有一篇著名的文章名叫《辨奸论》，文中以预言家的姿态，一口断定王安石其人“阴贼险狠”，集王衍、卢祀、竖刁、易牙、开方等坏人之大成，一旦由其当政，天下“将被其祸”。据叶梦得《避暑录话》中说，王安石听到《辨奸论》后，“不乐子瞻兄弟，两家之隙，遂不可解”，似乎苏、王二人就此结仇，以而达到势不两立、水火不容的境地。
但其实，苏轼、王安石二人的渊源远比一篇作者存在争议的文章要深。两人不仅在文学上分庭抗礼，还在政治上有许多恩怨纠葛。此外，两人的关系还被许多文人出于各种目的进行夸张、再创作，使得两人的真实关系更加扑朔迷离。那么在历史上两人的真实关系究竟如何呢？
01 熙宁交锋
据《宋史·苏轼传》、《宋史·王安石传》、《续资治通鉴》、《资治通鉴长编》及苏轼诗文集等的记载，苏轼与王安石的直接或间接交往主要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分别为熙宁时期、元丰七年和元祐初年。
在熙宁年间的多次交锋中，苏轼曾多次进言、上书反对王安石的新政，最终以苏轼的自请外放了结。比如在熙宁二年（1069年）时，王安石要求改革取士方法，“专以经义、论、策试进士。”而苏轼却在皇帝召见时直陈：“陛下……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引起王安石的不满。
再如熙宁三年（1070年）苏轼担任廷试的编排官时，又因叶祖洽的考试名次与王安石发生冲突。在皇帝面前，王安石直接评价苏轼，“轼才亦高，但所学不正，又以不得逞之故，其言遂跌荡至此。”并多次请求罢黜苏轼。
王安石在得意时曾打击苏轼，那他是否为小人一个？其实不然。当“乌台诗案”发生时，已经辞官的王安石还挺身而出上书皇帝，营救朋友兼政敌苏东坡，直言“岂有圣世而杀才士乎”。就连司马光这样坚决反变法派的人物在生安石逝世后也认为：“介甫无他，但执拗耳”。可见，虽然几次交锋之后使得苏轼仕途大受打击，但龌龊基本上停留在政治观点本身。
图/王安石变法
02 金陵相会
宋神宗元丰七年苏轼、王安石的金陵相会是二人关系的转折点。
七月，苏轼从黄州被平调到汝州时，“道过金陵，见王安石”，王安石亲往迎接，“野服乘驴，谒于舟次”，还同游蒋山（钟山）。此时的两人，一个是前途茫茫的流放官员，一个是赋闲在家、身心交瘁的前宰相，又都是文坛上首屈一指的文豪，不由诗酒唱和、相处甚欢。苏轼文集留有两信，表明他们之间曾有比较深入的交流：“某游门下久矣，然未尝得如此行，朝夕闻所未闻，慰幸之极。已别经宿，怅仰不可言。”
当时赋闲金陵后的王安石曾写过一首诗作表达闲适心情：“北山输绿涨横陂，直堑回塘滟滟时。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得归迟。”苏轼和韵之作更为出名，他借诗充分释放了与这位政敌兼诗友彻底和解的诚意，“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后来的研究者多将其作为两人和解的证据。
图/苏东坡
03 元祐赠文
金陵相会后仅一年多，王安石便在金陵病逝了。当时的苏轼正在汴京任中书舍人，奉命起草《王安石赠太傅救》。
苏轼在文中写道：“具官王安石，少学孔、孟，晚师瞿、聃。罔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糠粃百家之陈迹，作新斯人。属熙宁之有为，冠群贤而首用。信任之笃，古今所无。方需功业之成，遽起山林之兴。浮云何有，脱屣如遗。屡争席于渔樵，不乱群于麋鹿。进退之美，雍容可观……死生用舍之际，孰能违天；赠赙哀荣之文，岂不在我。宠以师臣之位，蔚为儒者之光。”在其中对王安石道德和文章给与了极高的评价。
同年，苏轼还在游西太一宫时又见王安石留下的六言诗，作《西太一见王荆公旧诗偶次其韵二首》，“秋早川原净丽，雨余风日清酣。从此归耕剑外，何人送我池南。但有樽中若下，何须墓上征西。闻道乌衣巷口，而今烟草萋迷。”表达了对已逝故人的怀念之情。
正如陆游在《跋东坡谏疏草》中说：“天下自有公论，非爱憎异同能夺也。”部分文人出于抹黑王安石或诋毁苏轼的目的而多次编造或强行妖魔化两人关系的文字，是不能掩盖两人晚年亲密交游事实的。
参考文献：
喻世华：《千秋功罪任评说——苏轼与王安石关系及其评价的审视》，《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刘乃昌：《苏轼同王安石的交往》，《东北师大学报》1981年第3期；
戴庆华：《大师之隙——苏轼与王安石恩怨录》，《书屋》2002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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