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九庵先生鉴定（坐者左三）
一篇关于元朝画家倪云林作品的文章，让我萌发起拜访九庵先生的念头。
云林作品在明、清两朝十分走俏，江南人家以有无云林画论清俗，数百年来仿（伪）其画者不可胜数，“家家有云林，真者无百一”。这就给后人收藏和研究倪画增添了不少麻烦。40年代，北大教授容庚先生编撰了一本《倪瓒画之著录及伪作》，收录倪画376幅，分别归入正录、别录、伪作及附录，是考察倪氏生平、艺术的必读书目，然而即便容先生这样的大家也难免一失之憾。前两年我读到一篇有关倪画鉴别的文章，作者以确实的资料和谨细的分析指明《雨后空林图》（现藏台北故宫）、《春山图》皆非云林所作，而这两幅画容先生曾目睹，将其列入正录。读罢，我又翻到文章前看署名，从此“刘九庵”便印在我的记忆里。
95年元月的一天，我来到北京小石桥他的澄观斋，一眼看去，我即刻觉得他和他的文章有着相同的气质：质朴、谦和。整个下午我们都坐在那间书房兼会客厅里平静地交谈着。
九庵先生本是农家子，原名久安，1915年生于河北冀县，14岁到北京琉璃厂悦古斋学徒，56年进故宫博物院。这是他对自己身世的叙述，似乎不想多谈，话题自然转到了书画鉴定。对于古代名家，平常人头脑有一种习惯认识：好的便是真的，差的必是假的，对此先生讲了下面这个故事。
明朝一位富商酷爱董其昌的书法，经人介绍他见到了自己崇仰的大书画家，就鼓起勇气向对方求字，出多少钱都可以。对方见他情切，客气地收下钱并满足了他的要求，富商如获至宝，把字恭敬地挂在客厅，来往的朋友见到无不啧啧称赞，又有一天这位富商在官府门外看见一位大官从轿中下来进了衙门。他见此人气度非凡，便向路人打探，有人告诉他那位官员就是大名鼎鼎的董玄宰呀！富商不听则罢，闻之大惊，他不是为我写字的那个人呀？于是他守在衙门口一直等着董其昌出来，讲述自己的经历和疑惑。董知他受骗，又见他确是喜爱自己的字，就为他写了一幅，富商回到家，将董其昌的字挂在“董其昌”的字旁边，而朋友们看后都说“董其昌”的字比董其昌写的好，是真迹。
这个故事说明了书画鉴定的某种复杂性，一位书画家创作会因年代、生活境遇、创作场合乃至赠予的对象的不同，作品质量也会悬殊不同。宋元以后文人画大兴，画家不在满足仅仅能画，还需要良好的文学修养，这体现在画面上大段的诗题，同时他们也不再单纯追求物体的具象逼真，注重通过笔墨宣泄内心情感，注重审美个性。这一转变不仅给书画家个人风格的形成带来深刻地影响，也为别人仿名字作品提供了更强烈地诱惑力。如果一个人刻意模仿某位书画家的独特风格，积年累月他的仿作会很逼真，甚至可以超过书画家的那些庸常之作，这自然就给后人的画史研究与作品鉴定增加了难度。
怀疑是人类的普遍特征，没有疑问就没有探索与发现。九庵先生认为，书画鉴定的前提是存疑，在存疑的基础上大量阅读文献。了解书画家不同时期的人生活动，思想情态和艺术手法，为鉴定提供史料依据，而仿造品往往会在这些方面露出马脚。在案头工作同时尽量多看实物（作品）。真伪都看，积存丰富的感觉，从比较中获得可靠的鉴别。
1962年，张珩、谢稚柳、刘九庵组成三人小组赴天津、东北考查书画。在天津历史博物馆见到一卷《草书五言诗》，初打开时，大家都以为是明朝书法家祝允明的作品，看过署名后，才知是（祝允明外孙）吴应卯所书，当时谢先生说了这样一句话：“此要若再自己作品上落上祝允明的款，我们难辨真伪。”这件事给九庵先生留下深刻印象，他说：“从那以后，谢老的话一直在我脑子里，没忘。”从此九庵先生便在吴氏身上用了心，他拿出祝允明和吴应卯的书帖给我看。“你看，吴字写得多好，完全是祝氏的风格，只是祝字用笔藏锋变化多，吴字用笔露锋少变化，就这点区别。”吴应卯仿造了不少外祖的作品流传世上，九庵先生搞清这个问题是他对国家文物事业的重要贡献。
书画鉴定如法官断案，一切以客观真实为准，掺不得半点个人好恶然而鉴定无情人有情，一件往事透露出九庵先生深厚的情怀。香港著名收藏家刘作筹有一幅清石涛的《长干风塔图》大轴，裱边有李瑞清等人题识，后经九庵先生目鉴，确认此图乃张大千仿作。科室作筹先生于众多藏品中独爱此轴，屡言抗战期间不顾家产，唯携此画避难，旦夕不离左右。九庵知情，不忍当面揭破，直到93年作筹过世，先生方言：此可用之于今后文章矣。说到大千，这里面还有一段颇具传奇性的因缘。30年代初，18岁的九庵先生去北京前门西河沿演台旅馆拜唔自南方北上的大千居士，居士为作一幅《白描观音像》，九庵珍爱非常。“文革”期间此像不幸散失，虽多方查找，一直也没音讯，直到80年代九庵参与查验一起以权谋私案的书画物品，偶然找到了这幅画，令先生大生感慨，以为神护，此事亦让闻者为之动容，真如古人所云：“物之聚散，岂偶然哉！”
九庵先生起身为我续茶，我笑问道：“您屋里收拾得这么整洁，看来您是很细心的人，这是不是与您多年的鉴定工作有点关系呢？”他微微一笑，“我可以给你举一个例子，我搞鉴定几十年，接手过上万件文物，没有损伤过一件。”老人神态凝重安详，我没有再问，因为我被这淡淡的一句话给震动了，九庵先生进博物馆那年正是出生那年，40年来他默默地在国宝堆里左顾右盼、挑三拣四，不知多少次从“待处理品”中捡回价值连城的稀世珍品，结果最终使自己也成了“国宝”80年代九庵先生与几位老专家在全国进行古书画大普查，时人誉为“国宝”鉴定“国宝”。
千百年来祖先为我们留下了数以万计的书画作品，建国后这些作品大多数散落在各地公私，且其中真伪相参，鱼龙混杂，30年间谁也说不清这个家底到底怎样。80年代初由文化部、中宣部牵头成立“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由谢稚柳、启功、徐邦达、杨仁凯、刘九庵、傅熹年、谢辰生7位专家组成，着手筹备全国（除台湾）范围的古书画藏品大普查。普查自83年开始，历史8年，专家们足迹遍布25个省市自治区，鉴定了208个单位及个人收藏的61000余件作品，辨别真伪，评定品级、分别入账入库，陆续出版了多卷本《中国古代书画目录》、《中国古代书画图目》。此卷普查是中国文物收藏史上的一项历史工程，也标志着九庵先生的鉴定生涯进入了高峰期。如今，先生任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常委，成为中国古书画鉴定方面的权威人士。年过80，精神尚健，每周仍到院里上班，培养后学，还去香港、台湾、新加坡等地鉴定作品、参加学术交流，尽管一条腿在一个雪天跌伤，至今出门仍需借助手杖。
时间像个赶路的后生匆匆而过，屋内的光线已经有些朦胧，我抛出了临时想到的也是最后的一个问题：“如果多年以后，有人鉴定出您曾确认是真迹的作品恰是伪作，您会怎么想？”我问得突然，先生略微一顿，接着说道：“这是正常的，只要后人提出比我们更充分可靠的证据，有人说我们是专家，专家在某些方面可能很精，但不会面面都精，一个人不可能每件作品都看得那么准，所以搞鉴定首先要学好辩证法，不断否定自己才能进步，我也有看错的时候呀！”话到此，我们竟开怀大笑起来。
先生提到自己的出生地时曾说那里是三国古战场，这倒让我想起电视剧《三国演义》里地一句歌词：“担当生前事，何计身后评。”此不正可为先生一生之写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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