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近代以来，真正打开中国大门的是哪场战争这个问题，有人的回答可能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也有人的回答可能是第二次鸦片战争。
然而上，真正让中国人从天朝上国的迷雾中痛彻心扉醒来的，其实是发生在1894年的甲午战争。
曾经中华文化圈的小弟日本，一举覆灭了亚洲排名第一、世界排名第九的中国北洋海军。
如果说之前的一鸦二鸦，败给船坚炮利的“西方”“列强”还不算丢太多面子，但这一次，败给同步开始变革的日本，并且把30年倾国力打造的北洋的老底，一次性输完，老祖宗的脸，也都被丢光了。
清廷坠入生死存亡的危局，举国上下，都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和ptsd之中。
北洋战败后，李鸿章彻底失势力，反对他的清流派也大多数因为在战争中的推诿卸责而失去重用，地方派实力大员张之洞，因此上位，成为了继李鸿章之后，主导晚清局势最核心的人物之一，他发表了堪称清政府最后十几年意识形态纲领的《劝学篇》，并主导了之后的改革活动。
一个本应是力挽狂澜的角色，但是，在其死后，对张之洞的评价，却走向了毁誉参半，有人说他是晚清最后一位忠臣能臣，也有人说他是清政府的掘墓人，究竟哪一种是真，哪一种是假，今天我们姑且来辩一辩。
在人生初入官场的前十几年，张之洞是一个实打实的旧式官员。他后来成为清政府改革总工程师，也是通过实践一步步提高的。正所谓个人的命运要看自身努力，也要看历史进程。
张之洞早年接受的是严格且正统的儒学教育，做官之后，他先是在浙江、湖北、四川等地出任十多年的学官，又做了四年的谏官，然后出任山西巡抚。
这一段时间，张之洞一直生活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氛围之中，思想里的西学部分就像是牛肉拉面里的牛肉——基本没有。
当四川学政期间，他写了《书目问答》一书，收录图书2200余种，除了少量明清之际的传教士写的书，比如《职方外记》、《坤舆图说》等之外，都是中国传统典籍，在他到京师任言官的时候，基本也是高举六经大旨，以维持名教为己任。
晚清局势变幻，清政府面临内忧外患，中国则处于“千年未有之变局”，对于当时的中国精英阶层来说，只要是关心国家大势的，都无法避免要回答中国该往哪里走的问题。
而对于朝廷官员来说，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不同会交织着权力的斗争，作为“清流”代表的张之洞的崛起之路也和这个有关。
“清流”势力崛起于同治、光绪两个皇帝统治时期之，这段时间在历史上叫“同光中兴”，相当于清朝统治的回光返照，洋务派的恭亲王奕訢和封疆大吏李鸿章权柄在握，为慈禧太后所倚重。
同治帝不成器，清朝实际的领导者其实就是慈禧，对于慈禧太后来说，她最关心的是如何牢牢的掌握住手中的权力的问题。
在她看来，治理国家就好比是跷跷板，跷跷板这一头，奕訢和李鸿章等洋务派的势力太重，显然不妙，所以她有意扶植“清流党”，利用他们来牵制炙手可热的洋务大臣们，这可以算是“帝王心术”里的基本操作，而张之洞等“清流派”便由此崛起。
到了这时，张之洞的人生还在读圣贤书，为生民立命的道路里走，算是一个传统教育和官场体制下的“卷王”。
等到了1881年底，他当上了山西巡抚，开始实际管理山西省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具体事务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原来的那一套知识不够用了。
同时，他的同行们通过兴办洋务，使得自己治理的省份财政和军事实力大增，这也引起了他的羡慕和效仿的想法。于是他开始在山西兴办一系列的洋务，比如设立洋务局，招聘洋务人才，开桑棉局，练新军等。
1884年，中国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中法战争。张之洞在这个时候调任两广总督，也就是广州广西两省的一把手，进入中法战争的前线，直接参与中法战争的军事指挥和后勤保障之中。
残酷的战争实践和结果使他深深的感受到中法之间巨大的差距，也让他在通往洋务派的道路越走越远。从前面的讲述我们就可以看出，张之洞是一个理论爱好者，很喜欢思考，辜鸿铭当时担任张之洞的幕僚，按照他的观察，这个时候张之洞的思想已经开始有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雏形。
又过了几年，到了1889年，张之洞出任湖广总督，他的洋务事业达到的顶峰。
除了复制他在山西的操作之外，他还干起了老本行——教育，但不是开旧式的书院，而是对旧时的书院进行改革，并且开办新式学堂。
他已经认识到西方之所以强大，表面看来是军事，实际上则是因为思想。
中国传统的学术一般多是关于道德伦理的，和西方相比，缺乏“专门之学”，也就是外交、农学、政治学、工艺技术和商业学问。
他对于西方的认知和实践，这时候已经是超越了他的前辈——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后来者居上，他治下的湖南成为中国当时风气最开放的省份之一。
从甲午战争开始，中国局势进入了急剧动荡的时期。甲午战争的失败，可以说是晚清各种政治势力的一次大洗牌。
出了事总有人要背锅，李鸿章和他的淮军势力失势，清流派的实力东山再起，朝内“帝党”、“后党”的对立也日趋表面化，而袁世凯则乘势崛起，这几股力量间的斗法，左右了此后中国的历史道路，并且一直到清朝灭亡都没有消停。
对于张之洞来说，和清流派千丝万缕的联系，主持洋务的赫赫政绩，使他成为了焦点人物，成为李鸿章倒台后最重要的封疆大吏。
而他在戊戌维新期间写的《劝学篇》，也是他治国思想的集大成者，可以看作是他对“中国该往哪里走”这个问题的答卷。
我们传统中认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洋务派的口号，但其实这个思想真的形成确是在戊戌变法的时候，甲午战争的失利虽然导致了洋务派的失势，却并没有让当时的人们抛弃这个思想，事实上，真正使它过时的，就是它的提出者——张之洞。
为什么？
甲午战败除了导致晚清各派势力的大洗牌外，还引发了中国精英阶层的思想大危机，如果说之前和西方交手屡战屡败的战绩对他们来说，算是口服心不服，这时候已经变成了口服心服。
何况这次对手还是日本，一个属于“中华文化圈”的东方国家，维新变法学习西方不到几十年就能打败中国。
于是在1896年，清政府便派遣了13名中国学生去日本留学，这也掀开了中国人留学日本的第一次高潮，鲁迅就是那个时候到日本的。
当然，甲午战败的后续余波中最大的还是戊戌变法，这个大家都知道：1895年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公车上书要求清廷改革，此后维新派诸人在北京、天津和湖南等地办报宣传维新思想。
1898年，光绪帝接见了康有为，并任命了一些维新派人士以官职，6月11日，光绪帝颁布了《定国是昭》，正式开启维新变法，经历103天，慈禧太后发动政变，维新派被杀的被杀，逃走的逃走，变法最终以失败收场。
如此看来，维新变法的主要参与者是以康梁为首的维新派，而“后党”是反对派，然而历史事实果真是这样吗？
历史学家陈寅恪曾经写过一段关于戊戌变法的文字：
“当时之言变法者，盖有不同之两源，未可混一论之也。咸丰之世，先祖亦应进士举，居京师。亲见圆明园干之火，痛哭南归。其后治军治民，益知中国旧法之不可不变。
后交湘阴郭筠仙侍郎嵩焘，极相倾服，许为孤忠闳识。先君亦从郭公论文论学，而郭公者，亦颂美西法，当时士大夫目为汉奸国贼，群欲得杀之而甘心者也。至南海康先生治今文公羊之学，附会孔子改制以言变法。
其与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者，本自不同。故先祖先君见义乌朱鼎甫先生一新《无邪堂答问》驳斥南海公羊春秋之说，深以为然。据是可知余家之主变法，其思想源流之所在矣。”
陈寅恪这里说的“先祖”，就是他的祖父陈宝箴。陈宝箴是什么人呢？他是清末重臣，在1894年的时候任直隶布政使，也就是管民政的，后来担任湖南巡抚，和张之洞有很深的关系，算是张之洞这一派系的人。并且，张之洞、陈宝箴这一派也是当时清政府内部最大的政治派系之一，同时也是最为主张革新的团体。
但他们之间关于维新的问题，看法分歧很大。
提到改革，我们就会想到历史上的王安石和张居正的改革，它们相同的点都是以失败告终，可见改革的困难，参与维新变法而被杀的谭嗣同说：“各国变法，无不以流血牺牲为始”，为什么呢？因为改革意味着权力的重新划分，必然会触动一部分人的蛋糕。
而对于像“戊戌变法”这样大规模的改革，触动的利益群体会更大，这其中不仅仅是“后党”，还有很多不通时务的官员。怎么用手段服从目的，大概是所有改革者都要面临的问题，看样子张之洞应该能成为康有为的支持者。
其实在康有为为维新变法造势的时候，他曾经见过张之洞，维新派在直隶和湖南办报纸，没有当地官员的默许，怕是不可能的。康有为在和张之洞对谈后回去之后写日记，觉得见面非常成功，但张之洞却对他的印象不佳，认为他的维新变法理论有问题。
这也就是陈寅恪说的“治今文公羊之学，附会孔子改制以言变法”，翻译成大白话就是康有为有点牵强附会，故弄玄虚，而朝内的维新官员因为更知道怎么治理国家，经受过更严酷的政治波浪，维新的手段会更加温和而有效果。
事实是这样的吗？还真是。
张之洞在维新变法期间总体的姿态是趋新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在1898年5月5日发表了《劝学篇》。
如果你检索《劝学篇》的话，会出来三个不一样的作者，一个是荀子，一个是日本人，人称“日本近代教育之父”的福泽谕吉，还有就是张之洞，听到前面两个作者的名字，大概就知道为什么张之洞也要取这个书名了。
关于张之洞为什么选择在5月份发表《劝学篇》，历来说法不一，有人说他是想向慈禧示好的，也有说他想争夺维新话语权的，还有说他想推行稳健的改革的。
大家都知道历史学讲究史料，历史学家孔祥吉就根据此前学者没有接触到的档案，得出结论，说张之洞是清王朝上层敦促慈禧推行立宪政治的重要人物。
最有意思的还是《劝学篇》发表之后的情况，它在10日之内再版三次，同时得到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的赞赏，可谓是平衡术高手了。
戊戌变法失败，张之洞的地位依然很稳固，甚至联合慈禧太后，成为清末新政改革的推手。
同时《劝学篇》的很多思想，则主导了清末新政的改革措施的制定，其中最重要的是废除科举的政策，这一措施，彻底摧毁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
怎么做到的？
不管怎样，甲午战败后，中国人都认识到“西学”不能不学，维新派靠办报纸，革命党人靠暗杀和炸药，但最核心的还是在教育，在于清政府的教育政策。
这其中关键处有两个：废八股改试策论、废科举；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由这些改革措施培养起来的新式人才成为知识阶层的主体部分，才算是一步步完成梁启超所说的“过渡时期”。
而这一切的主持者，其实都是来自统治阶级，具体而言就是张之洞、孙家鼐、严修、徐世昌等人。
这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徐世昌，他在清政府倒台后，还担任过民国大总统。而后来成为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在1906年就曾在京师译学馆这一官方开办的新式学堂里教授了一个学期的国文和西洋史。
等到了武昌枪响，清政府随之轰然倒塌，并没有发生像明亡时士大夫纷纷殉国、效忠的景象，这里面的原因很多，但其中非常关键的一条，就是中国精英阶层的思维结构已经发生了重大的改变。
这一切都和张之洞与《劝学篇》有着莫大关系。1901年，越来越恶化的局势让慈禧太后也觉得要想保住宝座和大清朝的统治，不变法看来是不行了，于是轰轰烈烈的“新政”开始了。
为了搞好新政，慈禧太后让官员建言献策，这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江总督刘坤一联名上书的奏折，总共三折，合称《江楚会奏变法三折》。
系统地提出了兴办学校，练新军，奖励工商实业和裁撤冗员等改革措施，可以算是新政的蓝图了，这个奏折是由张之洞主稿的，你叫他总工程师也不过分。
仔细对比“三折”和《劝学篇》，你就会发现，“三折”中27条变法措施，有21条可以在张之洞的《劝学篇》及其他他所上奏的奏折电报中找到相同或相近的表述，可以说，清末新政是建立在《劝学篇》的基础之上的。
清末新政的改革力度非常大，对于教育领域来说，除了兴办新学和派遣留学生，就是废除了科举，而这一条，彻底的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送进了坟墓。
为什么？
在张之洞看来，虽然“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希望在转折点中的中国维持儒家文化的核心地位，维持住“道统”，在认同它的慈禧太后等保守派势力眼中，则是维持清政府的统治地位，但这以理想其实附着在非常现实的环境之中，那就是科举制度。
传统的中国人讲究“学而优则仕”，读圣贤书，考科举，考上了当官，这是一条明明白白的“阶级跃迁之路”，妥妥的为稻粱谋，有这一条路在，自然培养出来的都是认同儒家文化的人，现在这条路因为废除科举关上了。
新的路又打开了，那就是去新式学堂当教员，拿国外文凭进入政府、军队以及各行各样，考试也不再考四书五经，诗词歌赋，而是数理化，外语还有各种专业知识。除此之外，社会上对新式学问的需求也在增加，一些知识分子开始做起了翻译，写起了新式教科书，办报纸等等，再也不是吟诗作对了。
旧的土壤就这样消失了，新的种子在新的土壤上萌芽，并且很快的长成大树，曾经引起激烈讨论乃至政治斗争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就这么悄无声息的失去了市场。
1909年，张之洞去世，两年之后，辛亥革命爆发，而导火索，则是清政府亲手培养的新军，地点则是在张之洞主政二十几年的武昌。
不知道这算不算得上是历史的玩笑。
参考资料
茅海建：《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201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
茅海建：《大清怎么就亡了？》，2015年11月在澳门大学历史系主办的“晚清的重新审视”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2016年1月修改。
茅海建：《张之洞与陈宝箴及湖南维新运动》，《中华文史论丛》，2011年第3期。
茅海建：《张之洞、康有为的初识与上海强学会、<强学报>》，《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
冯天瑜、何晓明：《张之洞从清流派到洋务派的思想转变》，《历史研究》，1991年第3期
辜鸿铭：《辜鸿铭谈张之洞：张文襄幕府纪闻》，新锐文创，2018年。
王天桥、金凤：《荀子、福泽谕吉、张之洞同名作<劝学篇>之学习观论析》，《太原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6月。
郭道平：《“群学”与“道统”：严复和张之洞的思想交锋——从两种<劝学篇>说起》，《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
陈钧、任放：《张之洞与辛亥武昌首义——兼论政治家成为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六期。
李细珠：《《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增订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3。
陈寅恪：《寒柳堂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
石泉：《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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