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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清朝康乾年间，可以说是盛世。就是这样国富民强的时期。从朝鲜派往中国的学者笔记看，也有不同的声音。
一个叫做金锺厚的人，给曾经出使过清帝国的洪大容写信说：“所思者在乎明朝后无中国耳，仆非责彼（指中国人）之不思明朝，而责其不思中国耳。”并且相当激烈地说，朝鲜对于中国，“所贵乎中华者，为其居耶？为其世耶？以居则虏隆亦然矣，以世则吴楚蛮戎鲜有非圣贤之后者矣”。
在他们心目中，中国就应当是中华，中华原本是文明的意思，如果中华文明并不在清国，那么，我“宁甘为东夷之贱，而不愿为彼之贵也”。这个时候的朝鲜人，早已不再把清帝国作为“中国”，更不把清帝国看作“中华”了。
朝鲜人对于自己仍然坚持穿着明朝衣冠，特别感到自豪，也对清帝国人改易服色，顺从了蛮夷衣冠相当蔑视，他们穿着能够引起关于汉族历史记忆的明朝衣冠，在心理上对满清人就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在他们笔下，似乎汉族士人在他们面前，常常有一种自惭形秽，这使被迫朝贡的他们，在心理上得到补偿。
朝鲜人觉得，清帝国的风俗已经不再纯然“华夏”了，因为本来是儒家发明并很自以为正宗的礼仪，在中国的保存却反不如朝鲜纯粹，而正统儒家礼仪的破坏，以及朱子学风气的崩坏，更让他们存了一种不认同清国的心理，在看透了清帝国的这些民风与学风之后，从一开始就视满清为蛮夷的朝鲜使者，就更存了对清国的轻蔑之心。
2、
到了近代，万尼瓦尔·布什发表了一篇《科学：无尽的前沿》的报告，科学、技术和工程概念体系就起源于这篇报告。
在这份报告中，万尼瓦尔·布什提出了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工程学相互区隔、前后引致的线性创新模式，并认为应该采取差异化的支持政策。
这份报告是1945年发布的。跟随分科治之的原则，伴随着社会化大分工的推进，对战后的科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以说是科技政策的基石。
但创新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分科治之，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上促进了创新。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实践的深入，人为把科学、技术、工程相互割裂的指导原则反而制约了创新的发展。
例如一个著名的例子：既受好奇心驱动又面向应用的基础研究，称为巴斯德象限，它是普林斯顿大学 Donald Stokes教授在其遗著《巴斯德象限：基础科学与技术创新》一书中提出的巴斯德象限模型。Stokes认为，纯基础研究（玻尔象限）与纯应用研究（爱迪生象限）是各自沿着自己的轨道发展的，而带有应用目的的基础研究（巴斯德象限）是连接上述两个轨道的枢纽。
传统上，我们把科学研究分为两类，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根据比较流行的说法，基础研究的目的是丰富人类的知识宝库，增加人类对自然的认识，研究问题的提出更多地来自于科学家自己的兴趣或者好奇心。其关键的一点，是现阶段看不到研究成果的商业价值。比如，对生命现象的探索，对宇宙起源的研究，对粒子结构的研究，天文观测，等等。而应用研究则是为了解决实际中的问题所开展的科学研究。虽然它的结果也丰富了人类对自然的认识，但应用研究的出发点是解决问题，是改善人类的生存状况。比如生物医药类的许多研究、能源技术领域的研究等等。
Stokes批评了上述关于基础科学与技术创新之间关系的流行观点。他认为，在基础科学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上，应该采取一种更接近事实图景的分类方法。就联邦政府与科学共同体之间的联系而言，在制定政策时，尽管传统的二分法（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在二战以来占据了统治地位，但是现实情况迫使我们不得不反思这个传统的观点。Stokes认为，从科学与技术互动的角度来考察，还有一类“应用启发的基础研究（use-inspired basic research）”更值得重视。为此，他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模型，给出了相应的科技政策建议。
2016年哈佛大学教授文卡希·那拉亚那穆提出版了《发明与发现：反思没有止境的边疆》，进一步批评线性模型，提出了发明—发现循环模型，认为基础研究（发现）和应用研究（发明）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循环往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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