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由于脾胃在整个脏腑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它和机体内外的关系，非常 密切，不仅和五脏有密切的联系，而且和躯体各部分如：“开窍于口”、“其荣在 唇”、“大腹属脾”、“脾主肌肉”、“脾主四肢”，这些《内经》中的记载，都是说明 脾和躯体各部分的关系。
| 脾胃学说何处来？ |
养胃▲
脾胃学说是中医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调治脾胃是中医临床上的一个 重要措施。“脾胃”一门，在宋代即设有专科，当时，虽然没有脾胃的专著,但 已可见脾胃这个脏腑的疾病和治疗，早已被人所重视。金元时代的李东垣 (1180 - 1251，河北省保定人)在《内经》“胃气为本”，“得谷者昌，失谷者亡”， “五脏六腑皆禀气于胃”等理论基础上，同时又师承了张洁古“养胃气”的方 法，还接受了他“师古方,裁新方”的革新思想，创作了著名的《脾胃论》，奠定 了“脾胃学说”的基础。他认为内在的元气是人身最重要的健康因素，元气的 产生则全在脾胃。同时,他又肯定地说，如果没有脾胃虚弱的内在因素，则虽 有外邪，也不能侵人人体而发病。他根据这些论点,创立了许多调治脾胃疾病 的方法与方药，如:补中益气法和补中益气汤;升阳益胃法和升阳益胃汤等。 李东垣的这些论点和方药，得到了后世许多人的赞同，并不断发展，如明代张景岳(1563 ~ 1640)在脾胃病的治疗方法方面,有了新的见解，李东垣只强调 五脏有病，当治脾胃，而张景岳认为“安五脏即所以治脾胃”，扩大了脾胃病治 疗方法方面的境界。到了清代，脾冑学说又有了新的进展，如叶天士(1666 ~ 1745)创立了滋养胃阴法，他认为李东垣的脾胃论，只重视了脾而忽略了胃; 重视了温补而忽略了滋补。脾为脏而属阴，胃为腑而属阳。脾喜燥而恶润 (湿);胃喜润(湿)而恶燥。李东垣的补中益气、升阳益胃等法，只可用之于脾 的阳虚气弱、寒湿犯中等证，而不可用之于胃，不仅无益，而且有害。叶天士的 滋养胃阴法，为脾胃学说增添了一个新的篇章。
脾胃在临床上被人重视，以及脾胃学说的形成,不是没有经过斗争的。在 李东垣的“脾胃论”创立之后，虽然得到不少人的赞同，但也有些人反对，由于 前人有“肾为先天”、“脾为后天”之说，因此有人主张先天的肾更重于后天的 脾,他们认为“补脾不如补肾”，赵献可在他著的《医贯》中说饮食入胃，犹水 谷在釜中,非火不熟，脾能化食，全借相火之无形者，在下焦蒸腐，始能运化 也。”其说也曾取得某些人的同意，形成了以“先天说”为基础的“补脾不如补肾”学派。但在不断实践中，许多事实批判了“先天说”，张景岳对此曾有精 辟的论断，他说水谷之海，本赖先天为之主，而精血之海，又必赖后天为 之资。……凡先天有不足者，但得后天培养之功，亦可居其强半。”清人石寿 棠(芾南，著《医原》)更具体的阐述了这个论点：“胎为薄弱，先天不足者，人不 得而主之,又恃调摄后天，以补先天之不足，若是者胃气不尤重哉。重胃气非 即所以重肾气哉。”这些话充实了脾胃在人身重要性的理论，为“脾胃学说”又 进一步巩固了基础。
近年来，大家对脾胃学说更为重视。中西医几乎一致认为调治脾胃是中医体系中的一个独特的重要环节。因此,脾胃学说及其在临床上的应用这个 问题,有具体讨论的必要。必须说明的是，本题所讨论的范围，不仅仅局限于 李东垣的“脾胃论”以及叶天士的滋养胃阴。个人认为李东垣的补气升提及 叶天士的滋养胃阴，大都偏重于补虚，而未及治实,其实脾胃的虚证,多半由实 证转化而来，其间关系非常密切。固然，调补脾胃是脾胃学说的特点，但在临 床上只言治虚而不言治实，是不够全面的。因此,本题所讨论的脾胃学说是以 藏象学说为基础,首先讨论中医学中脾胃的生理病理，以及脾胃和其他脏腑与 机体的各种关系，并阐述其在临床上的意义;其次则讨论有关脾胃疾病临床上 常见的主要症状的证治要点。在治法中既介绍李东垣、叶天士等人的补虚诸 法,同时也谈谈治实诸法。因为脾胃以及和脾胃有关的疾病，在临床上最为常 见，调治脾胃的方法在临床上应用也最为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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