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之“学”学什么
孔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记录孔子及其门弟子言行的《论语》，开篇第一句话就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悦）乎”，后面又说他自己“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孔子这两句话中的“学”，过去学者多翻译为“学习”，这当然没错；问题是，孔子之“学”，学习的是什么？或者说，“学而时习之”的“之”，是指示代词“它”，它指代的是什么？
有学者说，“它”指代“知识”，孔子这里的“学”，就是指“求学问”、学习知识。我不同意这种说法。
李泽厚先生《论语今读》讲“学而时习之”是“学习‘为人’以及学习知识技能而实践之”；南怀瑾先生《论语别裁》讲孔子这个“学”不专指读书，而主要的是学习“作人、做事”；受二位贤哲启发，我思考论证：孔子这里的“学”并不只是指学习知识，而主要的是指学习如何做“士”做“君子”，学习君子待人处事的规范、修养。
孔子自己“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学而时习之”；学什么呢？《论语·子张》有一段记载：卫国的公孙朝问子贡，“孔子向谁学习的，学了些什么？”子贡回答道：“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子贡这个回答，或者是他听老师孔子说过，或者是他理解体会老师的思想学说；《论语》记载下来，应该是儒学的正宗，可以信从。
按照子贡这个说法，孔子主要学习的是周文王、周武王之“道”；所谓“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其中心主张应该是修身齐家、仁民爱物，而一切都要“止于至善”亦即恪守“中庸之道”。按照子贡的说法，周文王周武王虽然早已作古，但是他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并没有埋没到地下去，而仍然保存在人间；贤能的人记住了其中大的原则方法（比如相传周公整理制定了西周的人伦道德、礼乐制度），不够贤能的人也记住了其中枝节的、技术性的东西。那些文献记载以及身、口相传的礼乐文化，都有“文、武之道”蕴涵其中；我的老师孔子哪样没有学习过（相传孔子曾经向老子“问礼”、向苌弘“访乐”、向郯子“问官”、向师襄“学琴”）？这样一来他也就没有固定的老师了。
孔子自己这样学习和实践，他也这样教育和要求学生。所谓“子以四教，文、行、忠、信”，似乎把学习文献知识排在首位；可是我们要看到，所列四个方面的教育，伦理道德行为可就占了三个方面呢。并且，《论语·先进》评价和记录他的优秀学生，是“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把德行排在首位；第二表彰宰我、子贡的“言语”，也主要是指他俩从事政治、外交活动的言语；把从政理事排在第三，而把学习和传播文献知识做得好的子游、子夏排到了末尾。
再看，孔子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馀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可见孔夫子教育学生，首先注重的是要他们培养和实践“士”、“君子”应该具备的道德品行；待他们“行有馀力”了，再可以学习文化或者说是文献知识。所谓“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指的是：学习修养得有成果了，可以从政理事；从政理事有了余暇（也就是“行有馀力”），就可以再深入学习文献知识。
而孔子对于“好学”即热爱学习的定义是：“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论语·学而》）仍然是注重个人道德品行的修养和待人接物这方面处世言行的实践。
我们再来研究一个例子：“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子曰：‘贼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子曰：‘是故恶夫佞者。’”（《论语·先进》）；这一段，诸家解说不同。综合折中以后，我这样理解：
子路派他的同学子羔去做“费”那个地方的长官；孔子批评道：“害了那人的孩子”或者是“害了那人啊，小子！” 子路挨了批评不服气，就“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用孔子平素注重行为实践的教育思想来反驳说：“有老百姓在那里，有土地有庄稼在那里；何必一定要读书，那样才叫做学习？”孔子于是进一步批评道：“所以我讨厌那强词夺理来狡辩的人哪！”
子路手中有了权力，选派他的同学子羔去做官，这是“照顾”了同学啊；孔子为什么却要批评子路呢？据前贤研究，是由于孔子认为，子羔学习修养还不到家，还不够条件去从政。勉强去从政治民，就可能：一、由于学问未成，治理不好，害了费地的老百姓；二、由于从政吃力，无暇学习，耽误了子羔的学业，使他不能有所成就。所以责怪子路害了人家。
孔子为什么要再批评子路是“佞者”呢？这其中省略了一个逻辑推理过程。孔子的意思是：确实，我教你们注重行为实践；但是，我还教过一个重要前提，那就是要学习修养得富有成果了，才能去从政理事治民呀！子路你使子羔从政，是置我教的重要前提于不顾，很可能会害了同学；我批评你，你却引用我另一方面的正确思想来为你的错误行为辩护，以为能堵住我的嘴；你这就是狡辩，讨厌得很哪！
综合以上引述分析及《论语》中其他有关部分，含英咀华，融会贯通，我们应该可以了解，孔子之“学”，到底是学什么。
下面，我们再看看，孔子自述他求学、学而有成的过程，以及他最后的成就。
孔子回顾总结自己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
李泽厚先生《论语今读》翻译为：孔子自称“我十五岁下决心学习，三十岁建立起自我，四十岁不再迷惑，五十岁认同自己的命运，六十岁自然地容受各种批评，七十岁心想作什么便作什么，却不违反礼制规矩。”
十五岁以前他怎么样，孔子没有讲，那应该是他游戏玩耍和启蒙学习的阶段。从十五岁开始，他才立志学习，要做“理性”的人，要做“君子”。
“三十而立”，李泽厚先生认为是指建立起了自己成熟的人格。“立”，可以说是小有成果，这以后才能担当理事治民的责任。《史记·孔子世家》记载：鲁国大夫孟釐子临死嘱咐儿子说“今孔丘年少好礼”，是“达者”，要儿子孟懿子拜孔子为老师。张大可先生注释《史记》，考证这件事应该发生在孔子三十四岁的时候；可见孔子三十岁时的成就已经被当时人所认识称赞。
“四十而不惑”：世界上，声色犬马，经常有各种诱惑；思想意识方面，有异端邪说、有似是而非、有“二难推理”，推到底还有康德揭举的“二律背反”，稍不注意就可能钻入牛角尖、堕入云山雾罩之中；孔子四十岁就能够不再迷惑，了不起。
李泽厚先生讲解“五十而知天命”，说是“似可解释为到五十岁，自己对这偶然性的一生，算是有了个来龙去脉的理解和认同，一方面明确了自己的有限性，另一方面明确了自己的可能性。不再是青少年时代‘独上层楼望断天涯路’的前景茫茫，也不再是‘天下事舍我其谁’那种不自量力的空洞抱负了”；“总之，认识并安宁于一己存在之有限性，仍强自建立，并不悲观、焦虑，或作徒劳之无限追求”（均见《论语今读》）；这就叫做“知天命”。
“五十而知天命”，汤一介先生认为，这可以理解为孔子对“天”即有关宇宙人生的终极关切问题，有了一种认识和了解，属于“求真”并得到了“真”。
“六十而耳顺”，一般认为指能够听得进批评意见、逆耳之言了。杨伯峻先生在他的《白话论语》中解说为“一听别人言语，便可分别真假，判明是非”；汤一介先生引申说，“耳顺”可以解释为一种直觉的审美境界，它所得到的是一种超乎经验的直觉意象，也可以说是一种艺术的境界、“美”的境界。
“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汤一介先生认为，这是一种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境界，它是在“知真”、“得美”以后达到的圆满的“至善”境界。
汤一介先生《再论中国传统哲学的真善美问题》中有“孔子对人生境界的追求”一节（《当代学者自选文库·汤一介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阐述了他对孔子这段话的理解。他认为这是孔子对自己一生追求“真、善、美”的总结，“知天命”是开始向“天人合一”之路迈进，“耳顺”是能做到“情景合一”了，“从心所欲”是达到了“知行合一”的境界。这也可以理解为孔子“活到老，学到老”，一生努力，到老方成吧。
唐朝韩愈的《师说》，把老师的任务定位为“传道授业解惑”，是把握了孔子所定学习目的和教育思想的精髓。我们今天的教育，要求教师“教书育人”，也可以说是传承了孔子；每一位教师都应该了解和借鉴孔子的主要教育思想，教学生，要把引导学生健康成长放在首位，而不要满足于单纯做个“教书匠”！
二○○五年四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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