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史如看山。历史的看点不在盛世，而在乱世。朝代更迭时，就是社会动荡时，也是英雄辈出时。所以，春秋战国、三国、南北朝、五代十国、民国，既是史家的着眼点，也是作家的着墨点。请看北魏史，一座绵延起伏的山，一片波涛汹涌的海。
北魏王朝：一路走来，一路融合
谷培生
两千二百年前的荀子尚且明白，长江之源，可以滥觞，逐步壮大，载舟载船。我以为，欲成大江大河，不仅在源远流长，主要在容纳众流。此由鲜卑人随着民族大迁徙的历史步伐和民族大杂居的历史洪流，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创造辉煌，可以知之矣。
弃嘎仙洞，一迁大泽
据《魏书·序纪》记载，鲜卑拓跋部的历史序幕是从西汉后期的拓跋毛开始的。拓跋氏族在大鲜卑山繁衍生息了69代，到拓跋毛做部族首领时，威震白山黑水，鲜卑族“远近所推，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威振北方，莫不率服”。
拓跋毛以后，部族首领（《魏书》按皇帝记载）依次是拓跋贷、拓跋观、拓跋楼、拓跋越、拓跋推演。拓跋推演时，正值东汉初年，拓跋氏开始从原居地向南方迁徙，“南迁大泽，方千余里，厥土昏冥沮洳（rù）”。
“鲜卑石室”嘎仙洞告诉我们：公元1世纪，居住在大鲜卑山的人，在部族首领拓跋推演的带领下，走出大鲜卑山嘎仙洞，走出森林，“南迁大泽”，在呼伦贝尔草原上的海拉尔河、伊敏河、根河和呼伦湖一带安家落户，“逐水草而居”。他们来自大鲜卑山，被称为鲜卑人。
北魏太平真君四年（公元443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在统一了北方的时候，又得喜讯。前来平城敬献贡品的乌洛候国使节称，在乌洛候国西北的大鲜卑山，发现鲜卑先祖的嘎仙洞，石室南北九十步，东西四十步，高七十尺，室有神灵，民多祈请，香火很盛。拓跋焘用祖传的羊皮卷绘图比对，确认是鲜卑祖先居住的嘎仙洞。
拓跋焘派中书侍郎李敞为特使，代表他这个魏国三世天子自平城起身，远赴四千里外的大鲜卑山嘎仙洞问祖寻宗，祭祀鲜卑先祖。
李敞特使秉承圣意，风尘仆仆赶赴大鲜卑山嘎仙洞，并且举行了盛大的祭祀活动。他们诚惶诚恐地敬献三牲，焚香祷告，让随行工匠在洞穴石壁上镌刻祝文：“启辟之初，佑我皇祖，于彼土田，历载亿年。聿来南迁，应受多福。光宅中原，惟祖惟父。拓定四边、庆流后胤。延及冲人，阐扬玄风。增构崇堂、克揃凶丑，威暨四荒，幽人忘遐。稽首来王，始闻旧墟，爰在彼方。悠悠之怀，希仰余光。王业之兴，起自皇祖。绵绵瓜瓞，时惟多祜。归以谢施，推以配天，子子孙孙，福禄永延。”
嘎仙洞位于今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北约10公里、大兴安岭北段顶峰东端。其地峰峦层叠，树木参天，松桦蔽日。洞在峭壁之上，高出平地约5米，洞口西南向，南北长90多米，东西宽27米许，高20余米。洞内西壁距洞口15米处，有公元443年的摩崖铭刻。——现存铭刻的文字共201字，与《魏书》记载的祝文基本相符，证实为北魏王朝承认的拓跋鲜卑发祥地。洞内堆积有较丰富的文化层，对于研究拓跋鲜卑的早期历史，具有重要科学价值。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二迁漠北，三迁云中
拓跋推演带领部族走出大鲜卑山嘎仙洞到大泽（今内蒙古呼伦贝尔湖）之后，鲜卑人又经过了6位部族首领，即拓跋利、拓跋俟、拓跋肆、拓跋机、拓跋盖、拓跋侩，传到拓跋邻。
《魏书·序记》记载：拓跋邻在位时，有神人建议迁徙部族，拓跋邻觉得自己年老，传位于拓跋诘汾。
拓跋洁汾受命南迁。拓跋洁汾带领部族，翻阅崇山峻岭，穿越原始森林，“山谷高深，九难八阻，于是欲止。有神兽，其形似马，其声类牛，先行导引，历年乃出，始居匈奴之故地。”进入原来北匈奴驻地，即漠北地区，开始了新的生活。
拓跋诘汾逝世后，其子拓跋力微即位。
拓跋力微率领拓跋部南下游牧于云中一带，后又迁居到盛乐。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古城乡）位于土默特平原上，地势平坦，有荒干水（今大黑河）、武泉水（今小黑河）、白渠水（今宝贝河）流过，土地肥沃，水草丰美，是块宜农宜牧的好地方，战国时期最著名的武将之一李牧就曾在此驻防。公元前234年，秦国在此设立了云中郡，秦始皇划分天下为三十六郡，云中郡为其一。云中城是蒙古高原上的第一座史载城市，使用时间长达九百余年。盛乐城（今内蒙和林格尔县北土城子）南接东西摩天岭群山，北连土默川平原，西南有金河(今宝贝河)环绕，依山傍水，是连接关内至阴山南北的要冲之地，历代王朝在此驻兵设治。拓跋人历代祖宗的陵寝地。此时，拓跋部与曹魏、西晋发生往来，但仍处于氏族部落联盟阶段。
《魏书·序纪》的记载中，拓跋力微被称为鲜卑拓拔氏的真正始祖。315年，拓跋力微之孙拓跋猗卢因帮助西晋并州刺史刘琨与匈奴族刘聪、羯族石勒相对抗有功，被西晋封为代公，进而封为代王。以代郡、常山郡作为食邑。
代国在拓跋猗卢后，曾一度内乱，部众离散，七传到拓跋什翼犍。
公元338年，拓跋什翼犍建立代国，都于盛乐，迈入奴隶主占有制的阶级社会。376年，前秦天王苻坚攻代，拓跋什翼犍战败，不久被其子拓跋寔君所杀。消息传到秦军，秦将李柔、张蚝即刻发兵攻至云中，代国部众纷纷逃散，代国灭亡。
农牧并举，四迁平城
晋孝武帝太元十一年（公元386年）正月戊申，拓跋什翼犍的孙子、拓跋寔的儿子，不满16岁的拓跋珪趁东晋四分五裂之际，在舅舅、贺兰部首领贺讷的支持下，于蒙古草原锡拉木林河畔的牛川召开部落大会，“西向设祭，告天成礼”，即代王位。代国的中央机构和权力中枢基本形成，一个复兴的奴隶制国家在漠南草原重新崛起了。
拓跋珪新建的联盟主要由三部分人组成：所谓“宗室八姓”是联盟的核心。这八姓是拓跋邻时形成的拓跋氏和它的七个血缘部族；其次是宗室八姓以外的其他部族，力量比较强的有贺兰部、丘穆陵部等；第三是一些汉人，其中张衮（gǔn）、许谦等人较有影响。
拓跋珪“由代为魏”颁布的诏书，有八个字，值得我们重视，那就是“民俗虽殊，扶之在德。”
在占有黄河以北广大领土后，拓跋珪感到盛乐已不适应发展，必须到长城内建都。
公元398年七月，也就是北魏天兴元年七月，道武帝拓跋珪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大同盆地，内长城蜿蜒其南，外长城横卧其北，东连太行，西临黄河，天高云阔，山关相雄，自古以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塞北重镇。平城位于大同盆地中央，周围河流纵横，土地广袤，物产丰富，可称是一座福地宝城。
民族融合，五迁洛阳
公元493年（北魏太和十七年）秋，孝文帝拓跋宏亲自率领步骑兵三十多万，从平城到了洛阳。借口雨季，驻扎洛阳。作势冒雨南征，迫使大臣同意迁都。
公元494年（北魏太和十八年)，北魏迁都洛阳。
史书把孝文帝迁都洛阳的改革称为“汉化”，我不以为然。我以为，迁都洛阳，乃形势之迫，与所谓的“汉化”关系不大。难不成迁都洛阳就是“汉”，建都平城即为“胡”焉？
孝文帝迁都洛阳的改革，使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融进了汉族，同时也让汉族融入了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的血统（基因）。两个不同民族的男女结合，生下来的孩子就是混血儿，如果说这个混血儿是汉人，那也是新的汉人。所以，我以为这种民族融合的过程，不应该叫“汉化”，应该叫“互化”——民族大融合，不仅是血统的融合（通婚混血），也是文化的融合（移风易俗）。
再者，不能认为汉化就是进步，欧洲没有汉化，也没落后。用汉民族的理念、认知、文化做标准，是大汉族主义的自高自大自以为是的观念和思维，这种观念和思维，在清末已经被四万万人的血泪证明是极端错误的。
我借此机会，顺便谈一谈自己的一点浅见：史书上大力褒奖的孝文帝改革即“太和改制”，有一多半功劳是冯太后的。
史书有记载，从公元476年冯太后二次临朝，到公元490年（太和十四年）冯太后去世，冯太后其实是北魏的实际执政者，也是“太和改制”真正的主持人。且看：拓跋宏皇兴五年（公元471年）八月丙午日，受父禅即帝位，改年号为延兴。时年仅5岁，朝政在太上皇拓跋弘和冯太后的手上，拓跋宏这个皇上就是个摆设。公元476年，太上皇拓跋弘被毒死，冯太后二次临朝，拓跋宏还是个摆设。公元486年（太和十年）正月初一，孝文帝拓跋宏才“始服衮冕，朝飨万国”，但几乎事无巨细都要去皇信堂与冯太后商量。公元490年（太和十四年）九月，49岁的冯太后卒于平城皇宫的太和殿，24岁的拓跋宏才成为说了算的皇帝。
冯太后第二次临朝称制达十四年，史书上褒奖的孝文帝改革，都是这期间完成的：公元484年（太和八年）六月，下达“班俸禄”诏书；公元484年（太和八年）九月间，肃贪处死孝文帝的舅舅、秦益二州刺史的李洪之，北魏吏治大有改观，贪赃受贿者也大有收敛；公元485年（太和九年）十月，颁布“均田令”； 公元486年（太和十年），推行“三长制”。
《魏书》记载：“自太后临朝专政，高祖雅性孝谨，不欲参决，事无巨细，一禀于太后。太后多智略，猜忍，能行大事，生杀赏罚，决之俄顷，多有不关高祖者。”由此可知，“孝文帝改革”实际上是冯太后改革。
皇权社会，一切功劳归功于皇上，祸事归罪于臣工。
男性社会，一切功劳归功于男人，祸事归罪于女人。
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名垂青史，得益于冯太后。冯太后临朝，“孝文帝改革”得以流芳千年；冯太后去世，孝文帝几乎乏善可陈。史家把冯太后主政的改革，统统称之为“孝文帝改革”，是史家重男轻女、重君轻臣的观念作祟。
言归正传。
南北朝时期出现的中国历史上第二次空前的民族大融合，得益于民族大迁徙和民族大杂居。
看史如看山。历史的看点不仅在盛世，重在乱世。朝代更迭时，就是社会动荡时，也是英雄辈出时。所以，春秋战国、三国、南北朝、五代十国、民国，既是史家的着眼点，也是作家的着墨点。然而千百年来，史家、作家的墨迹多汉而少“胡”。其实，被遗忘的、阉割的“胡”史，是中华民族不可或缺的另一半历史、另一种文明。
请看北魏王朝，一座绵延起伏的山，一片波涛汹涌的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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