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秀坟周围生长着上千棵古柏,密林间芳草萋萋,连翘飘香,幽趣悠然。与已成景区的刘秀坟相比,元宏长陵则更富野趣,这里僻静无人,路旁杂花缤纷,野鸟飞舞,墓冢更被茂密的植被严严实实地覆盖,我们试图走上去,但被层层植被挡住,别说路径,连个缝隙都找不到。正踌躇间,一个小刺猬不知从哪里钻了出来,对着我们探头探脑。吃惊之余,我们拿出相机给它留影,那小家伙对镜头瞪着眼睛,毫不畏惧。
刘秀、曹操、元宏,先后定策以洛阳为首都,曹操墓不在洛阳,而对葬于洛阳的这两位,这片土地似乎给予了特别的厚爱,令他们身后千余年,墓冢仍青葱茂盛,意趣盎然。
元宏的墓冢原本不会在洛阳,他曾在平城(今山西大同)文明太后永固陵附近,为自己预建了“寿宫”,迁都洛阳后,为了让鲜卑人安下心来,他下令不得归葬,他那个“寿宫”,自然成了“虚宫”,“号曰'万年堂’”。
对于元宏来说,放弃平城绝非易事,那里宫阙宏伟,城市繁华,是他从小生长的家乡。洛阳虽为旧都,却已荒废了近200年,营建为新都,是个浩大的工程。必然有种巨大的力量,推动着他走向洛阳。
在融合与敌视间摇摆
孝文帝迁都洛阳前,拓跋鲜卑已历两次南迁,一步步走近汉文化区域
。
在大兴安岭北段时,拓跋鲜卑相对封闭,“不交南夏”,与汉文化没有过接触;第一次南迁到呼伦池,仍地处偏远,山水阻隔,与汉文化没有交往;第二次南迁,他们翻越阴山,到达匈奴故地,与汉文化的接触再难以避免了。
不断迁徙的拓跋鲜卑,处于旺盛的民族成长期,翻越阴山后,他们与匈奴、丁零等族迅速融合,但面对汉文化,他们的态度显得迟疑了。
拓跋鲜卑的第二次南迁,适逢三国时期。三国末年,为了与曹魏和亲互市,拓跋力微送太子沙漠汗到洛阳,既做“质子”,又乘机“且观风土”。
沙漠汗先后在洛阳住了16年,深受汉文化影响,习惯了汉人的服装、礼仪。西晋初年,他回归草原时,竟然因此失宠,被拓跋力微下令杀害。
据《魏书》记载,晋武帝咸宁三年(277年),沙漠汗奉命回国,拓跋鲜卑诸部大人、酋长前往迎候。酒酣之时,有鸟从头顶飞过,沙漠汗对诸部大人说:“我为汝曹取之。”于是“援弹飞丸,应弦而落”。当时鲜卑人没见过弹丸,不懂的人还以为是空弓,所以他们私下议论纷纷:太子的服饰神态已与汉人相近,又学会了如此“奇术”,如果让他继承王位,势必改变旧俗,我们也会因此遭殃。于是相谋危害太子,并派人飞驰回报拓跋力微。拓跋力微问道:“我子既历他国,进德何如?”皆对曰:“太子才艺非常,引空弓而落飞鸟,似得晋人异法怪术,乱国害民之兆,惟愿察之。”
太子在洛阳时间太长,在家的兄弟们纷纷争宠,而力微这时年事已高,有些糊涂,听了诸部大人的话,“意乃有疑,因曰:'不可容者,便当除之。’”于是,诸部大人“乃矫害帝(指沙漠汗)”。
类似的事情,100多年后再次发生。公元386年,拓跋珪开创北魏,拓跋鲜卑日渐强大。拓跋珪曾派大将贺狄干为使者,前往长安迎娶后秦公主。后秦因故反悔拒婚,并软禁了贺狄干。在长安期间,贺狄干被汉文化深深吸引,“因习读书史,通《论语》、《尚书》诸经,举止风流,有似儒者”。
贺狄干被软禁后秦,拓跋珪并没忘记他,普封功臣时,“遥赐爵襄武侯,加秦兵将军”。但贺狄干回到北魏,拓跋珪“见其言语衣服类于中国,以为慕而习之”,异常愤怒,“既而杀之”。
与刚刚走出蒙昧的拓跋鲜卑相比,汉文化深邃如大海,令他们感到莫名恐惧。与其他民族交往,鲜卑人可以毫不介意,因为他们是主体,有足够的信心让别的民族鲜卑化。但面对汉文化,他们似乎很担心自己“被化”了。
但与汉文化完全绝缘是不可能的。拓跋珪定都平城,并不断向南开疆拓土,进入农耕文化区域,经济形态从狩猎到游牧,再从游牧到农耕,他们必须适应新的环境。从拓跋珪开始,北魏尝试重用一些汉族士人,
在继续发展畜牧业的同时,“务农息民”、“劝课农桑”、“计口授田”,在五原、云中、代郡等地(今内蒙古中西部和山西省部分地区)大兴农业,拓跋鲜卑内部也“离散诸部,分土定居”。
这时,拓跋鲜卑的社会形态也从部落发展到国家。要建立一个有模有样的国家,他们最好的老师,就是身边的汉文化。拓跋珪迁都大同后,仿中原封建制度营建宫室,制定各类典章制度、礼仪等。
对待汉族士人,拓跋珪的态度充满矛盾,他曾重用崔逞、张衮,但又借故将崔逞赐死,张衮贬职。
拓跋珪的继任者,明元帝拓跋嗣、太武帝拓跋焘等,对待汉文化和汉族士人的态度,同样游移不定,充满矛盾。与此匹配的是,他们的国家制度徘徊不前,呈现诸多矛盾。
直到公元484年前后,一位汉人太后主导的改制,才使得北魏政治制度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汉人太后主导北魏改制
“五胡十六国”时期,大部分国家是匈奴、鲜卑等民族所建立,但也有两个政权是汉族人建立的,其中之一就是北燕。后来被孝文帝尊为“文明太后”的冯氏,就是北燕皇族,她的爷爷冯文通一手创立了北燕。
北燕灭亡后,冯氏的父亲归附北魏,曾官至雍州刺史,后因罪被杀,冯氏受到牵连,被收入后宫为奴。
北燕灭亡前,冯文通曾将小女儿嫁给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成了拓跋焘的左昭仪。冯氏入宫为奴后,冯昭仪对这个侄女极为怜惜,向拓跋焘求情,让侄女与她同住,待她“雅有母德”。冯氏在姑母的悉心照料下,逐渐长大,终日耳濡目染,使她熟悉了深宫礼仪和种种微妙,这样的阅历,令她后来受益匪浅。
北魏文成帝登基后,冯氏因过人的聪慧和美丽,被选为贵人,这一年,她只有11岁。虽然年纪小,但言谈举止得体,深得皇帝喜爱,3年后,被立为皇后。
13年后,文成帝去世,年仅12岁的献文帝拓跋弘即位,24岁的冯氏成了皇太后。此时北魏“主幼国疑”,权臣乙浑密谋政变,冯太后当机立断,定策捕杀乙浑,随即宣布临朝称制,掌控大权,表现出了非凡的胆识和过人的政治才干,迅速稳定了北魏的政局,赢得了朝野一片喝彩。
一年半后,冯太后归政献文帝,但不久就与献文帝产生剧烈的矛盾。拓跋鲜卑没有男女大防之类的贞洁观念,冯太后正值妙龄,耐不住守寡的孤寂冷清,与不少英俊男人传出绯闻。
献文帝对此很介意,借故杀了冯太后最中意的情人李弈。太后非常不高兴,寻找借口,逼迫献文帝传位给不满五岁的太子拓跋宏,即后来著名的孝文帝。献文帝成了太上皇,这一年,他刚刚18岁,大概是历史上最年轻的太上皇。冯太后则成了太皇太后,再次出山,临朝听政,将北魏大权一手独揽,“杀戮赏罚,决之俄顷。是以威福兼作,震动内外”。
冯太后有着高超的政治智慧和钢铁般的手腕,她“性严明,对阉官虽假以恩信,待以亲宠,决不放纵自流。左右之人虽有纤介之愆,便遭棰楚杖责,多者至百余,少亦数十”。不过,她还有另一面:“生性宽豁仁裕,不计前嫌,事后仍待之如初,有的因此更加富贵。正因如此,人人怀于利欲,至死而不思退。”
冯太后颇有知人之明,扶植了一批贤能之士,组成一个效忠她的领导核心。
建立了绝对权威后,冯太后开始大力推行改革。这次改革被称为“太和改制”。“太和”是孝文帝的年号,有人因此把功劳算在孝文帝头上,但真正的主导者是冯太后。
改制的第一项内容,是仿效两汉魏晋,实行“班禄制”,就是给官员发工资。之前,北魏实行“班赏制”,各级官员都没有工资,靠朝廷不定期的赏赐过日子,平日靠贪污、掠夺过活。
作为一个游牧部落,这种状态很常见,但作为一个已统一北方的泱泱大国,再这么干就会带来很多问题。随着战事的减少,战争掠夺的机会有限,于是各级官吏公然盘剥、搜刮民脂民膏,导致社会矛盾激化,产生严重的危机。文成帝、献文帝都曾下诏禁贪,却收效不大。
太和八年(484年)六月,冯太后下达“班俸禄”诏书。规定在原来的户调之外,每户增调三匹、谷二斛九斗,作为发放百官俸禄的来源。内外百官,皆以品秩高下确定俸禄的等次。俸禄确定后,再贪赃满一匹者处死。此法的实施,对普通百姓虽有“一时之烦”,但终能得到“永逸之益”。
“班禄制”实行后,冯太后派人巡察各地,处置了一批贪官,北魏吏治,顿时走上正轨。
随后,冯太后又颁布“均田令”,由国家将无主荒地按人口分给农民,分“桑田”和“露田”两种形式,“桑田”可以继承,“露田”在年老或死去后,由国家收回。当时北方人口大量迁徙和死亡,土地荒芜,所有权和占有权十分混乱,均田令的实施,既提高了农民开荒的积极性,促进了北方农业的恢复和发展,又使大批农民摆脱豪强大族控制,转变为国家编户,增加了国家控制的人口和征税对象,增强了实力。
研究者认为,均田令的实施,使北魏迅速向先进的封建化经济结构过渡,标志着北魏统治者开始转向接受汉族的封建统治方式。这一制度历经北齐、北周、隋、唐,实行了约300年,不仅使北魏社会经济得到发展,也奠定了后来隋唐社会的经济基础。
冯太后主持的改革,改变了北魏社会的基本面貌,为后来孝文帝的改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前,拓跋鲜卑已经历数次南迁。由于没有文字记载,这几次迁徙的详细过程,已无法得知,但毋庸置疑,每次迁徙,都是一次艰难的抉择。
据央视《探索与发现·远去的鲜卑》报道,走出大兴安岭的想法,始自拓跋毛,这位部落首领最先意识到,狩猎养不活太多的人口,要想发展,必须走出去。尽管拓跋毛“聪明武略,远近所推”,但这次他没有说服任何人。拓跋毛一次次劝说,直至为此郁郁而终。
过了五代,嘎仙洞的族人才在拓跋推寅的带领下走出大山。
他们第一次的迁徙地,“方千余里,厥土昏冥沮洳”,并不是理想的居住地,拓跋推寅“谋更南徙,未行而崩”。又过了六七代,拓跋鲜卑才离开呼伦池,翻越阴山。据《魏书》所说,这次迁徙“九难八阻”,历尽艰辛。
迁徙,首先意味着放弃,放弃已熟悉的环境,放弃已技艺纯熟的谋生手段。而放弃之后,前方等待的是什么,充满不确定性,因此令人心生恐惧。
拒绝安逸、永远进取的精神,总能在拓跋氏的犹豫和矛盾中占到上风,所以他们一次次迁徙,一次次学会新的生存方式,因此走向更广阔的天地,拥有更宏大的舞台。
放弃,需要勇气,更需要智慧。学会放弃,才会到大境界,有大获得。
从这个意义上说,孝文帝拓跋宏不是拓跋鲜卑的背叛者,而是锐意进取的拓跋精神的最佳传人。
很多记载说,拓跋宏迁都洛阳,过程充满戏剧色彩,他是连哄带骗,完成了迁都。但有研究者认为,迁都事件是一场生死较量,并不带有任何戏剧性。
南伐演变为迁都
自古至今,女人当国的情况很少见,但当国的女人都是超级强人,如吕后,如武则天,再如北魏的冯太后。
这些超级女强人有两大特点:第一,干得超级好,在位期间国家快速发展,欣欣向荣;第二,手腕超级硬,完全掌控政局,绝对高高在上。
冯太后临朝期间,实施班禄制、均田令、三长制,动荡百年的广大农耕区安定下来,国民经济得以快速发展。在她临朝后期,孝文帝已长大成人,但冯太后并无归政的意思,直到公元490年她去世,孝文帝才得以亲政。
亲政后的孝文帝,仍生活在冯太后的身影中,她巨大的成就,她留下的亲信重臣,都成为新皇帝树立权威的障碍。
亲政的第四年,孝文帝谋划了一次大规模的南伐,征伐的对象是定都建康(今南京)的南齐。这次南伐走了一半便无疾而终,演变为更重大的事件——迁都洛阳。
据《魏书·高祖纪》记载,公元493年八月,孝文帝从平城(今大同)出发,“步骑百余万”,孝文帝沿路施恩,遇到“眇跛者”,“停驾亲问,赐衣食终身”,在一些地方,亲见高寿老人,“问所疾苦”。凡经过的地方,大军“伤民秋稼者,亩给谷五斛”,百岁以上的老人授予“荣誉县令”,七十岁以上者各有赏赐不同,“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帛二匹。”
这年九月,在一片祥和的气氛中,大军到达洛阳。孝文帝“周巡故宫基址”,“顾谓侍臣曰:晋德不修,早倾宗祀,荒毁至此,用伤朕怀。遂咏《黍离》之诗,为之流涕。”第二天,他又来到汉魏城南,“观洛桥,幸太学,观《石经》。”
数天后,孝文帝下令大军起程,他自己“戎服执鞭,御马而出”。这时候,戏剧性的场面出现了,“群臣稽颡于马前,请停南伐。帝乃止。仍定迁都之计。冬十月戊寅朔,幸金墉城。诏征司空穆亮与尚书李冲、将作大匠董爵经始洛京。”
《魏书》的这段记载太简略,迁都这么大的事,群臣拦住马一磕头就定下来了?
很多人结合其他史料解读这一事件:孝文帝的本意,不是南伐,而是迁都。但很多鲜卑贵族反对迁都,于是孝文帝假称南伐,率领大军来到洛阳。大军已走了一个月,人困马乏,更兼当时秋雨连绵,道路泥泞,行军困难,北魏大臣厌战情绪十分强烈。此时,孝文帝假意坚决南伐,诱大臣们劝阻,然后就坡下驴,让他们同意迁都。
在这样的描述中,北魏迁都洛阳,成了极具戏剧性的事件。
但略加思考,就会觉得这事不靠谱。孝文帝贵为皇帝,为何不能堂堂皇皇地定策迁都?这样连哄带骗,是不是有失王者风范?用一个小诡计,让鲜卑人放弃经营了近百年的平城,能让人心服口服吗?原本反对的人,会因为这样的原因,接受迁都行动吗?
武汉大学何德章教授研究认为,迁都事件其实是经过缜密安排,蕴含着命运攸关的军权争夺,事件本身并无任何戏剧色彩。
手握重兵威震守旧老臣
孝文帝亲政之初,并无迁都洛阳的任何迹象,相反,他在平城曾进行大规模营建活动,改建太庙,兴建明堂、太极殿,他甚至在冯太后永固陵附近,为自己营建了“寿宫”。
平城新建的太庙、明堂、太极殿等有一个共同特点:都仿照汉魏洛阳城原有同名建筑建造。太极殿本是魏晋皇宫正殿,规模极为宏大,南朝皇宫也仿其建造正殿,并沿袭旧名。孝文帝曾派长于建筑的蒋少游南下洛阳,“量准魏晋基址”,随后再派他出使南齐,观摩建康“宫殿楷式”。可以说,平城兴建的这些新建筑,都在尽力仿照魏晋制度。
有研究者指出,孝文帝“似乎有意从有形的建筑工程的拓建, 更进一步促进意识形态的转变。他最初的希望,只是利用平城现有的基础, 将它转变为一座典型的中国文化式的都城, 并没有积极南迁的意念”。
但孝文帝很快就发现,他的这一改革思路行不通。他要达到的改革目标,与冯太后不同,均田令、三长制、俸禄制等,不伤鲜卑贵族筋骨,而孝文帝要实行的政权体制和政治制度改革,必然触及到既得利益集团的根本。他改定历代先帝庙号,借此剥夺一批鲜卑旧贵族的政治特权,彻底摆脱部落遗俗;他重用南朝投奔来的王肃,制定九品官制,严禁只擅长马背上驰骋的武人出任文官,致使一大批鲜卑武人“下岗”。
平城对抗改革的敌意渐浓,“初,高祖(即孝文帝)将议革变旧风, 大臣并有难色,又每引刘芳、郭柞等密与规漠, 共论时政, 而国戚谓遂疏已, 怏怏有不平之色。'至尊但欲广知前事, 直当问其古式耳, 终无亲彼而相疏也。’国戚旧人意乃稍解” 。
在这样的氛围中,进一步的改革势必难以推行。孝文帝意识到这一点,平城的建设停顿下来,更大的行动开始酝酿,那就是迁都。
迁都的确是在“南伐”的名义下策划实施的。孝文帝知道“旧人怀土,多所不愿”,为了避免阻力,打出了南征的旗号。不过,这个事情绝非简单,这实际上是一揽子的缜密计划,孝文帝要确保迁都成功。
《魏书·高祖纪》说,南伐的人马“步骑百余万”,而在《魏书》其他人的传中,又说南伐的军队是三十多万。当时平城中央禁军不过一二十万,从平城出发的,不可能有百余万。但《高祖纪》的记载也不是空穴来风,孝文帝从平城带出来三十多万人,包括中央禁军和北方六镇中的精兵“突骑”,其余七十多万,则是从各地征集来的地方部队。这样,孝文帝南伐大军总数达到百余万,几乎是北魏帝国军队的全部精华。
在南伐名义下,孝文帝不动声色地征集了大军,又不动声色地安排各路将领,统领主要部队的将领,悄悄地换成了三种人:皇室子弟、亲信大臣、汉族才俊。另外,他又安排亲弟弟元羽为太尉,负责指挥平城留守部队。在南伐的名义下,他将帝国的军队全部抓在了自己手中。
这次南伐还有一个蹊跷之处。一般北方游牧民族向南进攻,都选择秋后马肥之时,他们不怕冷,怕热,怕下雨。而孝文帝选择八月驱军南下,结果秋雨连绵,道路泥泞,致使人困马乏。于是,孝文帝得到了他想要的效果,有人着急上火,磕头请他不要南伐了,宁愿迁都洛阳。看着跪在面前的人群,孝文帝一定脸上绷着,心中偷笑。
有了如此缜密的安排,孝文帝底气十足。他派人回平城,向留在那里的鲜卑贵族宣布此事,“众闻迁诏, 莫不惊骇”。孝文帝派去的元澄“援引古今, 徐以晓之”,遥望孝文帝的百万大军,那些旧贵族“众乃开伏”,无奈地低下了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