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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断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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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蜀之地,自古有“天府之国”的美称。这块丰沃的红土盆地,尤如一美丽的地母,用灵川秀水为汁,以厚土茂林为食,孕育出极其悠久灿烂的历史文明。远在周时就建有巴子国,而后秦灭巴设立三郡,并责李冰父子修筑都江堰,此后,巴蜀文化经济日益繁荣发达。到三国时期,诸葛亮平蜀定川,辅作刘备在此建立大蜀政权,三分天下。自此,巴蜀文化开始渐成气候,独树一帜,名扬天下。
记得《三国演义》里有一出司马懿与诸葛亮斗智的故事。说是懿派人送给亮一套妇人衣,饥笑他空有妇人之仁。不管司马懿当初真意如何,他倒是一针见血地揭示了传统读书人的文化表征:阴柔有余,而刚气不足。众所周知,诸葛亮是坐着轮椅,摇着羽毛扇来行军打仗的。这个POSE,以传统的美学观点来看,很飘逸,很潇洒。但从行伍出身的司马将军看来,就未免太娇气了。
在三国志的群英谱里,无论横槊赋诗,壮心不已的奸曹操,还是雄姿英发,心高气傲的帅公瑾;无论赤面美须,夜观春秋的忠关羽,还是豹眼虬髯,粗中有细的猛张飞,个个都算得上人格茁壮,性情勃发,可爱至极。我独不喜欢的便是那整天哭哭涕涕的“大耳儿”刘玄德和这个“智几近乎妖”的诸葛亮了。因为他们太压抑了,太“完美”了,考虑着一切,为一切活着,独独忘了自己。躲避或刻意消蚀自我的人,必然没有平常心,最终的结果便是在自觉不自觉中被抽象、模糊成一大堆事件或象征符号来。至今我们说起刘备来,除了记得他长得怪模怪样外,便不外乎“三顾茅庐”及“假摔阿斗”的故事。而今人引用,也是看重故事背后礼贤下士、收买人心的政治智慧,至于这个人物的真性情,却被捂得严严实实,不知其可。他活着好象就是为“恢复汉室”, 立不世之业的。纵观他的一辈子,诚惶诚恐,瞻前顾后,左右权衡,步步为营,活脱脱一个“政治动物”罢了。我对他唯一佩服的就是“政治心理学”学得好,简直到了出神入化,登峰造极的地步。
那位高智商的军师诸葛亮,自然比他的“老板”聪明得多,只可惜有个“正统”、“报恩”的心理死结,为了一个人的最后“指示”,把大半辈子的精力与才华都用在徒劳无功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频频战事上。这样的忠臣,统治者喜欢得紧,而普通老百姓,也多是惊叹其“呼风唤雨”的神奇本领,并继而以“神”崇拜。至于这仗值不值得打,自己的小命要不要紧,就算不上个事了。反正丞相要打,自然有打的道理。便是至今,还有许多人从各种角度,论证“七出祁山”的必要性及正当性。这个话题留给好事人继续辩论去吧。我更在意的其神化背后的“非人性”悲剧。自出茅庐以后,诸葛亮便一直处在焦虑与哀叹中。他殚精竭虑地盘算着,小心翼翼地筹划着。高度紧张的生活,使这样一位具有高度才华的读书人,竟没时间或心情写几首诗。留传后世的竟是他公文性质的前后《出师表》,便就这样的公文,也足以傲视文林,但愈是如此,愈令人感叹万千。我们都知道诸葛亮的儿子不太争气,“子不教,父之过”矣。他是个好丞相,却绝对不是好丈夫,好父亲。唯一能责怪的便是他太“爱国”了,把过多的精力放在政务上。牺牲家庭和孩子,好像也是在所难免的事。
然而,我总以为,“多情从来真豪杰,怜子何如不丈夫?”他同时代的曹操就比他练达得多。戎马倥偬,把玩权术之际,即兴饮酒,恣意赋诗,竟也拣了个文学家的称号。老曹更懂得享受家庭生活,他疼老婆爱孩子,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读史你会发现,在许多细节方面,曹操更具人情味。《让县自明本志令》中,他曾对妻妾说:“顾我万年之后,汝曹皆当出嫁。”这是何等胸怀,何等气魄,此等英雄本色,令人不禁肃然起敬。与他的潇洒豁达相比,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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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程度上讲,正是刘备、诸葛亮这两个“非常”人,奠定了巴蜀文化的精神气质及人格走向。刘玄德长于政治智慧,喜欢心理暗示,从而影响造就了川人“耽溺论争,酷爱雄辩”的群体特征。他们往往以“卫道士”或“激先锋”自居,在两个极端上自由徘徊,引经据典,以滔滔之势压人以哑言,冷嘲暗讽,以妙语佳趣伤人于无形。无论行文志趣,还是人文作派,都是典型的政客风格。按
诸葛亮则以行动来影响人。他以文人特有的细心及难得的耐心,对当时的土著居民,授之以技,示之以义,驯服其野性,改造其文明。如今,蜀锦、蜀绣、蜀笺,都以精细绮丽,典雅秀致著称,这自然都与这位精致的老先生的努力分不开。这种“精致”文化,已经深深植入川人的日常生活中。无论是街头店面招牌,堂内家居摆设,还是菜肴精做细切,女子施脂摸粉,都能领略这一“精妙”的千古遗风。
川人对于美有着特殊的品位及喜好。他们大多喜欢鲜丽、明快、对比强烈的颜色,钟爱复杂精妙的图案。许多大红大绿的东西,在他们手中稍一摆弄,便洗尽俗气,变得极其可爱。那“花团锦簇”的繁琐,竟也成了智慧与技巧的象征。这种社会氛围派生出的“文化”,也随之平添了几份明快及亮色,多增了几许气势和底蕴。川人的文章,多以辞藻华丽,气势如虹取胜。读他们的文章,如游巴山蜀水,云缈雾绕,似食重庆火锅,畅快淋漓。若是细观,便如蜀绣,漂亮的字句令你眼花缭乱,俏致的文意让你一惊三叹。恕我不敬,这样的文章,我私下总以为有才情过剩,卖弄张扬之嫌。《北梦琐言》记载,唐朝有个叫符载的四川人,“有奇才”,一次长官叫他撰写斋词,他先喝几杯酒,然后“命小吏十二人捧砚,人分两题。缓步池间,各授口占。”敏速如此,自然厉害,只是如此“铺张声势”,未免有些太夸张了。
巴蜀文化,历来又以浓浓的鬼气著称。好好的人不做,竟要做鬼,我想是有原因的。
追溯其根源,一方面与当地的民间特质有关。众所周知,巴山蜀水,鬼斧神工,云雾缈缈,是很容易令人联想起鬼神来。千百年来,民间传说,楚辞汉章,多有类似记载。这样的地方是很容易对天地产生敬畏之心及宗教皈依情感的。偏远地带,多是盛行如傩一般的原始崇拜及鬼神文化,而在开化之区,历来佛道盛行。乐山市就有一座全国最大的石刻大佛。试想,当年没有特别的激情,是没办法完成这个巨大工程的。如此这般,各类文化混杂,相互影响,鬼神情结便在川人的心目中扎下根来。其精神脉络里也依然残留着原始的野性及派生出来的奇思妙想来。川剧中那些浓烈夸张的脸谱,便是这一精神特质的远古遗传。
另一方面,则与道教文化的心理显象有关。如你所知,诸葛亮就喜欢披头散发,装神弄鬼。你我也知道,他便是不摆祭坛,风照样会刮,雨照样会下。千百年来,诸葛亮在老百姓心目一直是个神化了的“智近乎妖”的偶像,而蜀人更是倍感骄傲,将其迎上精神的祭坛,顶礼摩拜。甚至有意无意间加以仿效。许多巴蜀人就痴迷易经八卦,喜欢事后分析详解,以给人料事如神的感觉。
我一直以为,道教在巴蜀文化里有着巨大的影响力。道教崇尚玄学,爱机辩,提倡及时行乐,追求空灵飘逸。四川文化界两个有名的人物代表:李白与苏东坡,都与道教有着分不开的机缘。这两个人的精神特质,都以旷达、风流、洒脱的道家风范著称。号为谪仙人的李太白,其诗作就多有飘飘欲仙之感。而
而巴蜀最具“鬼”气的人不是读书人,而是土皇帝张献忠。这小子杀人成瘾,极尽变态,真到了“杀人如麻”的地步。《明史纪事本末》上记载,他创造了许多杀人的名堂,譬如派遣将军们四面出击,“分屠各州县“,名曰“草杀“。上朝的时候,百官在下边跪着,他招呼数十只狗下殿,狗闻谁就把谁拉出去斩了,这叫“天杀“。他想杀读书人,就宣布开科取士,将数千四川学子骗来杀光。我想他绝对是个唯物论者,不怕鬼,要不早被恶鬼缠死了。如今,在成都绍成公园的亭子里,还有一块当年他所立的七杀碑,上面刻书:“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德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
这样的恶人,纵是与成千上万的鬼沾边,也与四川的读书人无关。蜀中秀才多自诩为鬼才,自然不是这个意义上的“鬼”。读书人的鬼气,是一种特别的文化气质,是与大师的仙气比而下之的自我界定。这种气质影响下的文章,求奇求险,求空灵求生动,求义理之绝妙,求回味之无穷。同时,它也影响了文人本身。巴蜀的文化人便多以特立独行,愤世嫉俗,狂傲不羁的形象著称。巴蜀的老百姓也认同,喜欢这种“鬼”气。赞汝为鬼,便是夸你与众不同。我们现在都知道文艺界有个四川的鬼才魏明伦,文章艳丽得很。而在他千年之前,蜀地便生活过五个如他这般的同乡,这就是有名的后蜀五鬼:欧阳炯,鹿虔(户衣),毛文锡、韩琮及阎选。
五代时期,文人词作多以香艳体著称。而最浓艳、最直露的文人群体,当属前后蜀。这些鬼才,自然也带着浓浓的脂粉气,成了不伦不类的胭脂鬼了。这些后蜀文人的作品,其香艳,其浓软,已到了无可复加的程度。这种文化现象自然与当时的“领导”品位有关。《五代史》记载,前蜀开国皇帝王建,“少无赖,以屠牛、盗驴、贩私盐为事,里人谓之‘“贼王八’”。这般人物,文学鉴赏水平自然可想而知。而他的儿子王衍,更不是个好鸟。一次游历青城山,命宫女衣着都画云霞,又令宫女穿着宽松的道袍,簪莲花冠,浓装艳抹,叫做“醉妆”,他自己跟随在后,夹着檀板哼哼唱唱:这边走,那边走,只是寻花柳;那边走,这边走,莫厌金杯酒。想想看,在这样的皇帝领导下,文坛之风能好到那里去?于是,宫庭民间,花下月前,处处充盈着欢致腻语,醉生梦死的香艳词作。
也许内容限定的贫乏,使得这些文人只能在表达形式上去较劲。他们讲究辞藻富丽,转承精妙,并美名曰“神艳骨清”。这种“除表写无可学”的形式主义风格,至今影响尤存。巴蜀文士,写东西多讲究谋篇布局,下笔也总是洋洋洒洒,读起来更是朗朗上口。然而,很多时候,你不知道他要说些什么,虽然他的态度看上去很鲜明。
这种脂粉气的另一个遗传影响,便是文化性格上爱端架子,使性子的“妇人心”。巴蜀文人历来就有强烈的表现欲及媚俗倾向。而这恰是极不自信的心态与强烈的自恋情结混合的矛盾产物。而四川文坛上的诸多事非,多是缘此而起,而发,而热,而闹的。
年前,有一位香港天王级的人物刘德华拜师学习川剧变脸艺术,一时全国新闻媒体竟相报道,传为美谈。这本是件好事,却不料一波三折。一方面巴蜀人心里极其欢喜,却又放不下“正统”的架子,便决定买买关子:“一会儿说变脸是国粹,应该大力发扬,让其走上世界。过一会儿又说那是川剧界的集体财富,要研究决定,此前的个人收徒无效。”真是莫名其妙。近日又听其新闻,说是聘请
鬼气阴柔与脂粉艳丽的交融混杂,地域偏狭及才情过剩的矛盾对抗,使得四川文士唯有冲出巴山蜀水,海阔天空里,才显风流才子真本色。若迷困在层峦叠嶂间,沉醉于芙蓉美酒里,血性难抑,郁气难出,自然就会变得爱撒泼逞强,装疯卖傻,便是狂傲,也是有天没地的,不象个成熟男人。这样说来,不免有打击面过宽之嫌。何况,四川的血性汉子也举不胜举。不谈宋玉,不说苏李,便是念天地之悠悠,独沧然而气下的陈子昂,睹枪眼的战斗英雄黄继光,就已经令我们对四川男人五体投地,肃然起敬。
当然,我对巴蜀的女子,抱有更大的好感。清山秀水不但赐予她们“冰肌玉骨”的俏丽容颜,而且也赋予她们柔中带刚,机敏聪慧,爱憎分明,敢作敢为的性格。最要紧的是,她们把“女人”二字描划得特别到家。
我想这自然与她们的精神偶象巫女有关。在巫山县东南,立有线条动人的神女峰,在那似隐似显的神秘面纱背后,有一个极其动人的爱情故事。相传战国时,有个叫楚襄王的,年青帅气,爱好文学,曾很浪漫地筑了一座精美楼阁:梦台馆。某日,馆中午睡,梦见一绝色丽人,自称是“朝为云,暮成雨”的巫山神女,二人极尽欢快之事。这个故事浪漫得紧,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故事中巫女竟是主动追求者。这个偶像自然给予巴蜀姑娘无穷的信心及力量,使她们比别的地方的女孩子更大胆,更开放,更热烈。然而,群体人格的形成,除了一定的精神坐标外,更多是与周围的环境影响分不开的。就巴蜀女子而言,如此大气性格的造就,绝对与她们长期在经济活动中占居主导地位的现实分不开的。
《诗·东山》云:蜎蜎者蜀。蜎,桑蚕也。从“蜀”的本义我们就完全可以判断出,四川天时地利,非常适合纺织业的发展,而且也必然在当地的经济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否则就不可能以此命名了。而如你所知,无论是采桑喂蚕,还是织布纺锦,女子都比男性要灵巧得多,贡献也必然大得多。因此我们可以大胆猜想,当时的巴蜀女子,无论家庭,还是社会,其地位都必然受到相应的尊重。经济上的主导地位,不但激发了女性自信,也促进构筑了女性强健的人格。巴蜀女子自主坚强,敢作敢为的性格特征,在追求爱情上的表现尤为突出。与中国传统女子自轻自艾、弱病幽怨的形象相比,她们更健康,更明朗,也更具浪漫色彩。
前蜀时的宰相韦庄就曾写过一首《思帝乡》,把巴蜀女子这般心态,这样性情描写得淋漓尽致,活灵活现。词里说到:“陌上谁家年少,足风流?妾拟将身与,一生休。纵被无情弃,不能羞!” 如此情有独钟,这般义无反顾,是何曾畅快,何曾大胆!被这样的姑娘所爱,真是羡煞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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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她近千年前,就有一位比她更大胆、更有名的同乡了。这就是文学史上传为佳话的当垆小酒娘
私奔,在当时是需要付出很大,很大勇气的,特别是像
带出来的钱自然有限,成都又是高消费,为了维持生计,小两口一商计,决定回到相如的老家临邛开一家小酒馆(如今,在四川的邛崃县,还有一口
由
这里需要补充一个细节。《史书》记载:“相如自著犊鼻裈,与保庸杂作”,而据服饰专家考证,这“犊鼻裈”相当于今天的三角裤。当然,相如兄这般打扮,并非追求性感,我想多是与蜀地湿热的气候有关,那时许多川地农夫都是这般打扮,图凉快,干活也方便。当然,另一个可能就是穷。如你所想,有钱有势的绝不会这付打扮。
读书人穿三角裤,坦胸露腚,可算是斯文扫地,但想想“生计是硬道理”,再想想漂亮的老婆,司马也随之释然了。据我考证,司马当时也有一袭
然而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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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蜀女子的优点还不单单如此,她们不但能下了厨房,做了帐房,上了庭堂,若要与男子比肩赛学问,也没有丝毫问题。才女薛涛的故事便足以为证。
这位美丽的姑娘,应算是地道的四川人了。父母因安史之乱从西安流落成都,后在那儿定居并生下她。薛姑娘自小便兰心蕙芷,冰雪聪明。不幸的是,父亲在她十四岁那年就早早离开她。迫于生计,无奈做了诗妓,就是那种陪酒陪歌陪玩不陪睡的高级“交际花”。
据说,当时的省部级官员(兼军区司令员)剑南节度使韦皋读了她的诗,大为折服,认为是稀世罕有的女才子。因为爱才,竟一时忘记尊贵的身份,很认真地准备奏报“中央”,请求让薛涛担任校书郎官职。但身边的秘书提醒,红裙入衙,有失官家体统,荐妓为官,自损领导形象。韦老头子转念一想,觉得不无道理,心渐渐涼了下来,这事也就不了了之。
如你所知,大唐是中国最开放的一个朝代,只可惜经过安史之乱,元气大伤,领导层做事自然缩手缩脚。若是老大妈武则天做女皇那阵子,出个女校书自然不在话下。可惜,薛姑娘生不逢时,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不过,韦皋曾赠诗道:万里桥边女校书,枇杷花下闭门居;扫眉才子知多少?管领春风总不如。就算是口头褒奖吧。
一经高级官员题诗称道,薛涛的名声不仅传遍了蜀中,而且很快就全国皆知。当时许多著名人士,如白居易、张籍、杜牧、刘禹锡等,都与她有诗文酬唱,薛涛也因此而名垂青史。作为一个诗人,她是成功了。但作为一个女人,她却很不快乐,有着难言的寂寞。按理说,如她这般以交际唱和为职业的人,是不应该相信爱情的。可惜的是,她是女人,所以她需要爱情。正如所有的川女子一般,一旦认定投入,便会义无反顾地在爱情的独木桥上一遭。那年,她因为官场应酬,碰上一个叫元稹的小白脸,并立马爱上了他。那时,她已经是四十好几的老姑娘了,而她的小情人比她足足小了十一岁。这样的结局自然可想而知。小白脸很快就找了新相好,把她抛弃了。对这样的结局能说些什么呢?巴蜀女子的词典里绝没有“后悔”二字。爱就爱了,散就散了。还需要说些什么吗?
后来,心死如灰的薛涛,披起道袍,在江畔的一座楼上过起隐居生活,洗尽铅华,抛却虚名,终日闲坐,看千帆竞过,看斜晖悠悠,爱不再来,肠也就不会断了。多年寂寞后,65岁的女道士终于安静地走完她的余生,去了另一个未知的世界。好友白居易题诗哀悼:“独坐黄昏谁作伴,怎教红粉不成灰?”这只是他的个人意测,我更情愿相信她生命的最后几年已经修成正果,心如止水,不再为情所恼,为爱所伤。
如今,锦江岸畔有一座为她而筑的望江楼。楼上有副楹联:古井冷斜阳,问几树批把,何处是校书门巷?大江横曲槛,占一楼烟雨,要平分工部草堂。小女子的诗才竟可与大诗人杜工部相提并论,可算莫大荣耀,那缕淡如青烟的寂寞孤魂,不知又作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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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好象永远摆脱不掉其性格的宿命,过多的情感不知释放何处。相夫教子是大多女子的理想境地,为一个男人活着,或为多个男人活着(相夫、教子、养老)也是千百年来大多女人的现实归宿。便是自由些,执着点的如薛涛辈,跳出这个怪圈,试着以男人的方式洒脱生活,苦撑多年,却在一个小小的诱惑下旋及又心甘情愿地跳回,等再挣扎地爬出来,竟将情欲一刀斩断,绝了是非,可也毁了自己。女人永远不能象男人那样生活。这是造物主的安排,谁也无法改变。
她们是绝对的现实主义者,只关注眼前,并以为看到的就是现实,看不到的就等于没有发生。多少爱情悲剧,不正是缘于女人太傻太痴的缘故么?然而,许多国家悲剧,民族遗恨,实在不应该把缘由全部推及“红颜祸水”。虽然他们的统治者也正是犯了这种“短视”的错误才导致亡国灭种的。祸水论者往往会理直气壮地列出一长串相对应的名单:纣王与妲己,周厉王与褒妃,唐明皇与杨贵妃,宋微宗与李师师,吴三桂与陈圆圆等等。当然,我们也不能完全说这些女人是无辜的。她们都是属猫的尤物,乖巧灵透,毛茸茸的温顺总是令人“见而怜之”。这种温顺会酥了你的骨,迷了你的眼,甚至能把一只野老虎驯化成一只大雄猫。对此,我们又能怪些什么呢?能怪,能恨的就是那些不是男人的“雄猫”君主了。
我最后要说的就是这样的一位“猫科”皇
孟昶最好的宝物自然不是溺器,而是“花不足以拟其色,蕊差堪状其容”的
在开封的大殿上,那姓赵的大汉以胜利者的姿态,命
君王城上树降旗,妾在深宫哪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
这首至今读起也叫巴蜀男人汗颜的诗作,令宋太祖大吃一惊,想不到弱女子竟有这般铮铮钢骨,继而肃然起敬,再而产生无穷爱意。后来,便纳这位夫人做了贵妃,很是宠爱。
这本是一个圆满的结局。公猫换成一头雄狮,倒也无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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