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股权质押和商誉减值酿成双重次生灾难

　　2018年报披露即将拉开序幕，股权质押和商誉减值有可能酿成防不胜防的双重次生灾难。这并不是危言耸听的恐赫，而很有可能就是无法回避的现实。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每日交易数据，未偿股权质押融资总额从2014年开始迅速增长，并在2017年第四季度达到1.7万亿元人民币的峰值，2018年第三季度已跌至1.5万亿元人民币，而年末的最终数据究竟还有多少，则至今语焉不详，难免让人产生扑朔迷离之惑。有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第三季度，中小板未偿股权质押融资总价值为1.3万亿元，创业板为0.7万亿元人民币。也就是说，为此而质押的股票已高达2.0万亿元人民币，占股市中质押股票总额的47.2%。若按中小企业和创业板上市公司的市值占全部A股上市公司的26%左右计算，则三季度末的质押股票总额无论如何也未必是1.5万亿所能打得住的。

　　俗话说，祸不单行。根据2018年上市公司三季报，商誉规模也已达1.45万亿元，创下历史新高。在当时的全部3550家公司中，共有2070家公司存在商誉，占比近60%;其中，558家公司的商誉对资产占比超过10%，149家公司的商誉对资产占比超30%，64家公司商誉占资产比重超40%，21家公司的商誉占比超50%，5家公司的商誉占比超60%。商誉占资产的比例越高，意味着商誉减值的压力就越大，潜在的风险就越大。商誉减值，就这样成为A股市场的一大黑天鹅，让人无法不对即将临近的2018年报不寒而栗。

　　商誉和股权质押融资同出一源，都是股权溢价估值的产物，其中有合理的，也有不合理的。问题在于，如果上市公司高溢价收购的钱最终是由投资者买单，上市公司在并购过程中慷投资者之慨，肆无忌惮地进行高溢价收购，由商誉的大幅度增加所带来的商誉减值风险，究竟是谁的责任呢?所以，没有对监管套利的追责，也就谈不上真正降低后续整体商誉减值规模风险。

　　近期，财政部针对“商誉及其减值”问题咨询了会计准则咨询委员的意见。大部分会计准则咨询委员认为随着企业合并利益的消耗应将外购商誉的账面价值减记至零。不过，会计准则委员会目前并没有采纳这个意见。证监会也主张上市公司加强对商誉减值测试，使商誉减值信息更加真实和及时。但这至多只能让市场对于上市公司商誉减值风险有所延缓并能有一定的预期，并不能真正降低后续整体商誉减值规模风险再次集中暴露的可能性。以往曾经靠商誉抬轿子的上市公司，一旦业绩承诺不能如期履行，那么，商誉减值一经确认，就要扣减当期利润，并在以后的会计期间不予转回，势必也会对二级市场的股价构成一定程度的影响。股权质押的问题更是如此。本该用于纾困的钱，还没有来得及帮陷于股权质押困境的企业脱困，反而先为大股东减持套现创造和提供了方便。动辄就数以亿万计的质押股权变动和解禁股减持，给上市公司所带来的究竟是稳定还是动荡?对此，谁又能一下子就说得清呢?

　　悬在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有可能会落下。这并不能就事论事地用上市公司钱紧来解释，过多的去责怪上市公司的股东老总们太急功近利显然也同样无济于事。要从根本上降低股权质押和商誉减值的风险，还是要在防止股权质押和商誉成为监管套利之利器的源头上下功夫。只有当资本市场直接融资的条件充分成熟，上市公司不再成为一种可以炒来炒去的稀缺性资源，股权质押以及由股权而引起的借壳重组也自然而然地有可能变得越来越少的时候，作为估值泡沫载体的商誉才不至于成为监管套利以及向投资者转嫁风险的工具。否则，说什么岂不都是一句空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