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是从印度传入中国的，这是常识。但似乎没有更多人知道，在中国吸收佛学思想的过程中，也发生过中国佛学“倒传”印度的现象，汉文经典被翻译成梵文，在印度大地上广为流传！
今天我们就来探讨一下这个现象：为何中国人极大发扬了佛学“大乘”思想，并“倒传”印度？以佛学为媒介引发的中印两国文化交流，并非“单向”的，中华文化最起码有2次对印度造成了重要影响！
关于中华文化倒传印度有很多历史记载。宋朝的赞宁是一位得道高僧，著有《宋高僧传》。《高僧传》里记载：在梁武帝时期，吐谷浑夸吕可汗派遣使者来华，向梁武帝请求佛像和佛学经典。梁武帝便把自己创作的《涅槃》、《般若》、《金光明》等经书103卷，交给夸吕可汗的使者。使者回去后把汉文经典翻译成当地文字。当地也有很多僧侣，从青海西达岭北很多国家都如此，不久又传扬到五天竺。不仅梁武帝时期的佛学经典传到岭北诸国，汉人的《论语》、《毛诗》、《孝经》等儒家经典，也广泛传播到“西域”及岭北诸国。车师国更是把《论语》和《毛诗》列入官府子弟的学习教科书，与汉地是一样的。待至唐朝，西域很多属国又派遣使者来华求取《易经》和《道德经》，翻译华文为梵文。《旧唐书》一九八《天竺国》记载：
有咖没路国，其俗开东门以向日。王玄策至，其王发使贡以奇珍异物及地图，因请老子像，以及《道德经》。
《新唐书》二二一上《西域列传·天竺国》记载：
咖没路国献异物，并上地图，请老子像。
咖没路国是五天竺的一个邦国，新旧唐书都记载这个国家向唐朝请求《道德经》以及老子画像，可见在那时候，中华文化已经对印度有所影响。实际的情况是，中国的“求道”者到印度去，不仅把印度的佛学思想“拿来”中国，同时也把中华文化传播到印度去。玄奘取经的路线是经过西域岭北历经10多年才抵达印度，这是一条辽远的路。其实在当时有一条近路，那就是通过四川云南等地抵达印度，玄奘不知道这条路线！那时候很多求道者和商人，经过这条“便捷”的路线往来中印两国，因此在玄奘抵达印度后，在市面上见到了很多蜀布和竹器！
在玄奘所著的《大唐西域记》里，记载了这样一件事，玄奘奉戒日王的邀请，与拘摩罗王一起去参加佛学大会，戒日王对“摩柯至那”来的高僧非常好奇，两人谈到了唐太宗：“五天竺有很多人都会演唱《秦王破阵乐》，秦王真的有这么伟大么？”玄奘向戒日王解释道：“所谓的至那，是前一个王朝的名称，大唐，是现在皇帝的国号，皇帝没有继承皇位时称秦王，现在已经继承大统，成为天子！”戒日王道：“赞颂伟大的秦王！”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中印两国的文化交流是双向的：印度的佛学思想影响了中华文化，中华文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印度！
较早关于中国佛学思想传播到印度去的，是一首叫做《证道歌》的著作。
唐朝后期，佛学已经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学者们对佛学思想有了广泛认识，在学习的过程中，也不断把它加以“中国化”：禅宗的出现，就是唐朝佛学“中国化”的具体表现。
中国禅宗的祖师爷是来自五天竺的菩提达摩。菩提达摩是南印度人，属刹帝利种姓，相传是香至王的第三个儿子。他在梁朝普通年间乘坐商人的海船抵达广州，随后北上洛阳等地弘扬禅学。但真正把禅学发扬光大并完全“中国化”的，是禅宗的五祖弘忍和六祖慧能，实际上在后来，禅学的主要思想就与菩提达摩没有什么直接联系了，因为已经变成完全“中国化的思维”！
唐玄宗年间，永嘉玄觉禅师拜谒禅宗六祖慧能，在即将离开时与慧能耍开了“机锋”：慧能道：“你离开是不是太快了？”永嘉禅师道：“本来就没有行动，何谈太快？”慧能道：“谁能知道有行动没行动呢？”禅师道：“聪明的人自然会分别！”慧能道：“看来你非常善于辨别的意思！”禅师道：“辨别难道是意思吗？”慧能道：“没有意思谁会分别呢？”禅师道：“分别也不是意思！”慧能道：“好啊，好啊，你再在这里住一宿吧！”时人称之为“一宿觉”。永嘉禅师回去后，学徒们都知道他“开悟”了，争先跟他去学习！永嘉禅师创作了《证道歌》，说明自己得道的过程！当时在中原有不少印度僧人，听了《证道歌》后非常钦佩，后来他们回国，便把《证道歌》带了回去，印度的僧人都去学习《证道歌》，称之为来自中国的大乘佛经！
印度大乘佛学传到中国后，启发了中国佛学思想也既禅宗“顿门”的诞生！待至宋朝，禅宗已经是中华佛学的主流。有一次天台宗的宗学湛然禅师，与含光禅师相见，含光向湛然道：“有一位印度僧人，对佛学的空宗非常有研究，曾向智凯禅师请教，‘听说中华禅学能分辨善恶，通晓圆缺，明白行止，它的功德在佛学里公推第一！’印度僧人再三叮嘱含光禅师，一定要把禅学经典翻译成印度文字，我愿意拜在禅学门下。这位印度僧人认为：中国禅学的思想境界之高，已经超过了南印度的空宗大师土多行龙树！”由赞宁禅师在《含光传》里记载的这个史料，可以看出，宋朝时中国禅学思想的深度，已经超过印度本土佛学，印度僧人来华求道就是一个证明！
佛学能在五天竺诞生，由释迦摩尼创立，并非偶然，这与五天竺百姓的民族性格有很大关系：古代的天竺人擅长玄学思辨，不擅长面对客观现实，这一点与中国人是完全相反的：我们是既重视客观现实，也擅长玄学思辨，二者是中庸的，不可偏废！这就造成中国人对待历史极其重视，因此上下5000年积累的历史典籍“不计其数”，成为这个星球上历史记载最为丰富的国家！印度的“历史记载”则是一派“混沌”。即便我们翻开他们的古籍：《吠陀经》，《奥义书》，你看到的也不是历史记载，而是神话！不得不承认印度人的幻想天马行空，“天上地下吹得没棱没沿！”因此，通过《吠陀经》《奥义书》等印度古籍来了解印度历史，是非常不靠谱的！
印度可以说是一个没有准确历史记载的文明！
因此他们要了解自己的历史，就必须求助于外界！
在这里，我们必须提到4位中华的伟大人物，正是他们对印度历史进行了明确记载，那就是法显、玄奘、义净和马欢！
法显
法显本姓龚，是山西平阳人。他上有3个哥哥，都因为各种原因夭折。因此法显的父母从小把他施舍在寺庙里，3岁时就出家，20岁时受了大戒。晋安帝隆安3年，法显与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同仁，到天竺求取戒律！法显去天竺的理由很明确，就是求取“戒律”，以弥补中原各大寺院戒律的缺失！
法显西行的路线是陆路，当时他从长安出发，经过今天的甘肃兰州市，再至青海西宁、张掖、敦煌、若羌、和田、叶城，塔什库尔干，然后向西，经过今天的巴基斯坦，达尔德斯坦、旁遮普省北白沙瓦，再折向南，抵达北天竺……这与后来玄奘取经的路线是基本上一致的。
法显西行求取戒律的过程十分艰难，要穿过大沙漠、大雪山。法显跟随商队经过沙漠，有时候起了大风，道路迷失，他们只能通过辨认死人骨头来观察方向。在路上遇到去天竺的僧侣，结成伙伴的有接近10人，但半路上有人因为盘费缺失，只能折回去求取盘缠，法显只能和五六个同伴继续前进。有人在半路上就死去了。在翻越那竭国小雪山的时候，风雪大作，同行的慧景口吐白沫，对法显道：“我已经没有希望了，你们赶快走吧！不要大家都冻死在这里！”说完就停止了呼吸，法显抱着慧景放声大哭：“你的目的地还没有达到，就死在这里了，这都是命中注定的啊！”他们只能抛下慧景的尸体，翻过严寒的小雪山，继续向南天竺跋涉！
法显西行求取戒律的过程总共花费了15年时间，游历了天竺30多个大大小小的邦国。令人惊叹的是，法显还乘船渡过保克海峡，抵达狮子国——也既今天的斯里兰卡。并在狮子国居住了2年，寻求到多部中原没有的经书。这时候法显已经离开中原很多年了，他在天竺寻求的戒律、经书、佛像，十分丰富。同行的伙伴除了在半路上死去的，与法显抵达天竺的有4位伙伴，除了法显之外，其他3位都表示不再返回中原，他们要留在佛祖诞生的土地上，法显独自一人踏上返回中原的路！这一次他没有原路返回，而是在狮子国坐上商人的大船，大船的目的地是广州！
海上航行处处充满危险。法显的商船在半路上遇到大风暴，商船摇晃剧烈，船底被打破了一个洞，商人们纷纷跪在船板上祈求上天，很多人把财物扔进大海里，但风暴还是一连刮了13天才停歇，商船被吹到一个海岛边上，潮水褪去后，露出了船底，水手们把船底修补好，商船又可以继续航行了。但是商人们认为，大船之所以遇上风暴，是因为有法显这个和尚的缘故，应该把和尚扔进大海，海神才会息怒。幸亏法显的施主向众人求情，才赦免了法显的“罪”！由于遭遇风暴，商船迷失航向，竟然越过广州的海岸，一直航行到北方，靠岸后，水手们上岸打探，才知道已经抵达晋朝，这里是青州的地界，青州刺史把法显等人迎接上岸！
法显归国后本来想去长安，但最后到了南京，在这里翻译佛经，主要有《六卷泥洹》、《摩柯僧律例》等。后来他在荆州去世，享年82岁！
玄奘
玄奘西天取经的故事经过《西游记》的渲染后，已经在中国家喻户晓。他8岁读《孝经》，11岁跟随兄长读《法华经》，很早表现出对经典的领悟能力。28岁那年他游历长安，感叹佛经众说纷纭，议论各异，便萌发了到天竺寻求佛经真意的想法，他上表唐太宗，没有得到批准，但此时的玄奘意已决，便想“偷渡”出去，在边境上几次被巡逻的箭手射中，幸而没有死去！逃出箭手的追捕后，慌乱中失去道路，口渴难耐，好不容易看到一条大河，结果在喝水时把行李掉进河里，千里之资全都丢失了，但玄奘发了誓愿，宁可向西而死，也绝不向东而死！
3年后，玄奘抵达咖湿弥罗国，并在这里学习佛经。贞观六年至贞观十年，30多岁的玄奘抵达那烂陀寺，师从戒贤学习《瑜伽地师论》、《顺正理论》和因明学、声明学、婆罗门的理论。37岁那年，玄奘辞别戒贤大师，到五天竺各国去游学，他到了中印度、南印度、东印度等地。贞观十七年，44岁的玄奘开始返回祖国，两年后抵达长安，带回佛经657部，以及众多舍利、佛像等。
义净
与所有取得极大成就的高僧一样，义净也从小表现出对经典的领悟能力，7岁时就进入齐州城西的土窟寺学习。义净与玄奘是同一时代的人，玄奘49岁归国的时候，义净才11岁，这时候他也有到天竺求取佛典的志向。37岁那年，义净乘坐波斯商船南行，抵达印度。41岁那年，义净也到了印度佛学的最高学府——那烂陀寺学习经典！与玄奘抵达那烂陀寺的时候不同，义净在这里遇到了很多唐朝来的和尚，有玄照、佛陀达摩、僧哲、慧伦、道琳、无行等人，义净受师于宝师子，跟他学习佛典！义净在那烂陀寺学习了10年，55岁那年回到广州！
马欢
马欢不是佛教徒。他是浙江绍兴人。通晓阿拉伯语。因此在永乐十一年、十九年，宣德六年，三次跟随郑和下西洋，访问了西洋2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他参与下西洋开始，就着手记录自己的所见所闻，于景泰二年创作完成《瀛涯胜览》一书。其中对印度洋周边国家的记载，尤为周详！
法显归国后，撰写了《佛国记》一书，详细记载了在印度游历的过程，以及各个邦国的风土人情。玄奘归国后撰写了《大唐西域记》一书，也记载了印度大陆上的许多个邦国和各地的风土人情；义净也是如此，他归国后撰写了《大唐西域高僧传》和《南海寄归传》二书，对印度各地的记载也很周详！
1978年，印度著名历史学家、史学大会主席阿里（Ali）教授，给季羡林先生来了一封信，说道：
如果没有法显、玄奘和马欢的著作，重建印度史是完全不可能的！
这说明，印度本土最权威的历史学家都承认，没有中国人在其著作里对印度历史的记载，印度人是很难搞清楚自己历史的！
文化交流自古以来就非单向的。印度佛学对中华文化的影响很深，从最早的汉朝开始，就有很多人研究佛学，也不断向西域以及葱岭各国求取佛典。唐宋时期中印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变得日益繁盛，中国不断有僧人到印度去游学，印度的高僧也不断到中原来，如菩提达摩，实叉难陀、鸠摩罗什等人！在很大程度上，中国僧人到印度去是有去有回，印度僧人来中国则是有来无回！佛学影响了中国后来的儒家学说和道家学说，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尤其是发展到宋代，佛学逐渐被中国化，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重要的是禅宗和顿门的出现，其深刻程度已经超过印度本土的佛学！颇有意思的一个现象是，佛学后来在印度逐渐式微，在中国却日益成长，成为一种唯理论的大学问，变枝叶为根杆，并又开枝散叶，影响了东南亚很多地区！
在这里有一个疑问：佛学影响世界的范围很广泛，为何独独中国人发展出来的“新大乘佛学”——也既禅宗和顿门，能够“倒传”印度，成为“超越”印度本土佛学的“大学问”呢？
在赞宁所著《高僧传·含光传》一篇里，有这样的解释：“中国人的思维敏捷，从哪里知道呢？中国人喜欢简洁，是因为我们的语言少而解决问题的方法多；西方人淳朴，从哪里知道呢？印度人喜欢繁复，他们只有经过不断重复的语言，才能最终觉悟。因此，西方人有‘执念’的性格，东方人有善于‘解析执念’的性格！”这个解释可以说非常精辟，通过佛经可以看出，印度人对同一个问题的解释连篇累牍，动辄几十万字甚至几百万字，佛陀说佛学不执着于名相，但卷帙浩繁的经典恰恰执着了名相。中国人则不同，禅宗的一部《六祖坛经》不足十万字，解决了全部问题！就像庖丁解牛，哗哗然，喟然堕地，牛还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这也是我们在很短时间内，就紧紧抓住佛学的本质，并把这个高深的认识“倒传”到印度的原因！
我们可以骄傲地说，中华文化最起码有两次影响了印度：一次是禅宗“顿门”思想的倒传，一举解决了印度佛教徒千百年来纠缠不清“空相”问题，这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印度佛学的式微，因为问题已经透彻地解决，他们的思考已经没有多大意义了；另一次是取经人对印度历史的记载，准确还原了印度历史,让印度由神话状态进入信史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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