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和西方的意识形态源于截然不同的历史事件和传统。在两种文化的生命价值体系、时间导向和各自的思维过程中，可以明显看到这些差异。如果要理解两种文化所认可的优势，以及追求和达成积极生命成果的方法，这些文化差异可以提供很多信息。
价值体系
文化的价值体系对于优势与弱点的判定有明显影响。尽管多数西方文化是个人主义取向，多数东方文化（日本、中国、越南、印度等）受集体主义引导（见第 18 章）。在个人主义文化中，主要的焦点是个人，个体的重要性高于群体。这些文化强调竞争和个人成就。但是，在集体主义文化中，群体重于个体，强调合作。群体与个体孰轻孰重这一文化差异，决定了在每种文化下优势的特征。例如，西方文化高度重视个人自由和自主。因此，在这种世界观下，“独立自主”的个体就拥有优势。另一方面，在东方文化下，这种对自我的过分自信不会被看成优点，因为社会寻求在群体内部培养互相依赖。
在集体主义文化中，与互相依赖密切相关的分享和对群体的责任受到重视。此外，东方思维还看重避免冲突和“随大流”。日本故事“桃太郎”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表明了日本文化中互相依赖、避免冲突和对群体的责任等特质的重要性。故事从一对老夫妇开始，他们一直希望有个孩子，但总是无法怀孕。一天，老婆婆在小河边洗衣服时，一个巨大的桃子漂到了她身边，打开这个桃子后出现了一个孩子！老婆婆把桃太郎带回了家，她和老公公把他抚养长大。桃太郎长成了一个优秀的年轻人，在他 15 岁时，他告诉父母，附近村子有一群怪物困扰了人们很长时间。他决定去打败怪物，把宝物带回村子，这让他父母非常骄傲。
一路上，桃太郎结交了许多动物朋友。动物们想要与它们遇到的每个新动物打架，但是在桃太郎的推动下，“小狗、猴子和野鸡，原本彼此憎恨，后来都变成了好朋友，并忠诚地追随桃太郎”。在故事结束时，桃太郎和他的朋友们一起努力打败了怪物，把财宝带回了村子，所有人分享了这些财宝。作为英雄，桃太郎具备了日本和其他亚洲文化重视的优势：（ 1 ）他为群体利益努力，尽管这样做需要冒个人受伤的危险（集体主义）；（ 2 ）在途中，他阻止其他人的小争吵（促进和谐）；（ 3 ）他与其他人一起努力达到目标（互相依赖和合作）；（ 4 ）他把财宝带回来与群体一起分享（互相依赖和分享）。与桃太郎的故事相比，西方英雄的故事可能在几点上有所不同，特别是在英雄需要他人帮助这方面，因为个人成就在西方往往看得比集体成就重要。因此，文化导向决定了哪些优势能得到重视并传达给其成员。
时间导向
东方和西方在时间导向上也存在差异。在西方文化中，例如美国，我们经常展望未来（见第 2 章和第 9 章）。事实上，我们最重视的一些优势（例如希望、乐观、自我效能；见第 9 章）反映了未来导向的思维。但是，在东方文化下，更多关注过去。这种过去导向的焦点反映在中国古代谚语中，“欲知前方事，且问过来人”。因此，可能会根据某些人格特征与特定时间导向的相容性而将它们定义为优势。例如，某些问题解决方案可能被人认为比另一些更有效。在一个著名的中国寓言“老马识途”中，一群士兵在山谷中行军，他们迷路了，试图找到回家的路。一名士兵想到一个办法：“我们可以利用老马的智慧。放开一匹老马并跟着它，就能找到正确的路。”东方文化重视“回头看”这一优势，认可老年人的智慧。
思维过程
考虑西方和东方思维的独特性时，我们经常侧重具体观点的性质，而没有反思联结和整合这些观点的过程。事实上，研究者注意到，西方人和东方人的思维过程存在很大差异，这造成了世界观和意义建构方法的明显分歧。密歇根大学研究社会心理学和认知的一位教授理查德·尼斯比特，讲述了与一名来自中国的学生交谈时，他觉察到的思维差异。尼斯比特回忆道：
几年前，一名来自中国的优秀学生开始与我一起从事社会心理学和推理问题的研究。在我们认识不久之后的一天，他说，“你知道，你和我之间的差异是，我认为世界是一个圆，你认为世界是一条直线……中国人相信不断的变化，但是事物总是会回到先前的状态。他们注意多种多样的事件；他们搜寻事物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不理解整体就不能理解部分。西方人生活在一个较为简单和确定的世界；他们关注突出的物或人，而不是更大的画面；他们认为他们能够控制事件，因为他们知道支配事物行为的规律。”
如尼斯比特的故事所示，中国学生的思维方式与尼斯比特有很大的不同，而不仅仅是观点本身。循环的思维方式可以由道教的阴阳图形说明。多数人都熟悉阴阳符号。这个图形表现了东方人眼中的世界本质：循环往复，不断变化。符号的黑暗部分表示阴性和消极面，光亮部分表示阳性和积极面。根据道教信念，每个部分都因另一部分而存在，无法单独存在。当体验到一种状态时，另一种也就不远了；如果处于困难时期，美好时期也就不远了。这种循环的思维模式影响了东方思想家的生活规划，因此可能会影响个体在寻找祥和时所做的决定。
比较西方人与东方人的生命追求，可以看到此种不同思维方式的影响。在美国，我们优先考虑“生命、自由和幸福”的权利，而东方人的目标焦点有所不同。以积极心理学中的幸福概念为例（见第 7 章）。研究者假设，幸福（不管是群体还是个体）是东方人和西方人都追求的一种状态。但是，人生哲学的不同可能让幸福追求看上去差异很大。例如，西方人要追求幸福目标，可能朝他的目标画一条直线，认真查看障碍，并找到绕开障碍的可能方法。他的目标是达成永久的幸福。但是，对于信奉阴和阳的东方人，这种幸福目标可能没有意义。在东方思维模式中，如果一个人追求幸福并获得了幸福，这只是意味着苦恼会紧随而来。东方人的目标可能是平衡或中庸，相信一个事实，即尽管生命中可能存在很多的不幸或苦难，它最终会被极大的幸福所抵消。这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明显会导致达成美好生活目标的方式截然不同。
书 名： 《积极心理学：探索人类优势的科学与实践》
作 者： C. R. 斯奈德 （ 1944 ~2006 ），生前为美国堪萨斯大学临床心理学杰出教授，临床、社会、人格、健康等心理学领域国际著名的学者。他是积极心理学领域的开创者之一，与沙恩·洛佩斯合作，撰写了该领域的第一本教科书，即本书。他最为著名的研究是关于希望和宽恕，此外还建立了解释人们应对个人挫折、独特性的人类需求以及宽恕的相关理论。他曾获得多达 31 个研究类奖项和 27 个教学类奖项，包括两次获得美国杰出进步主义教育家奖，以及巴弗尔·杰弗里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成就奖。
沙恩·洛佩斯 ，克利夫顿优势学院研究主任和盖洛普咨询公司资深科学家，他创建了盖洛普学生民意调查，用于测量美国学生的希望、参与度和幸福感。他的研究领域是希望、优势发展、学业成功与整体幸福感之间的联系，迄今已发表了 100 多篇研究论文，撰写了 7 部积极心理学著作中的章节，包括《积极心理学百科全书》《积极心理学手册》等。
出 版： 人民邮电出版社2013年10月出版
鸣 谢： 北京新曲线出版咨询有限公司提供书稿并授权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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