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夏秋之际，西安已是山雨欲来。
某天的半夜时分，黎天才忽然接到张学良的电话，召他前去。他赶到时，院子里的卡车上满载全副武装的士兵，领命待发。张学良气愤地对黎天才说，准备屠杀几个中国国民党山西省党部的特工，手令已下，要听一听黎天才的表态。
黎天才冷静地说，张学良如有更伟大的计划，借此搞政变反对中央，实行抗战，杀几个人也无妨；如尚无下一步计划，则不必发兵，小不忍则乱大谋。
张学良听后，收回了手令。
10月22日，蒋委员长由南京飞抵西安。12月11日，他忽然召见黎天才。蒋公说：'数年来，我一直把你看作是我的同志，是我的学生。'接着，他严厉谴责张学良反对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你知道张副司令究竟是何居心，要干什么？'
他们谈话长达一个半小时。黎天才离开临潼时，已是晚上8点多。
刚回到家中，黎天才就接到张学良的电话。他赶到张公馆，张学良说：'你不是劝我要做狮子、不要做绵羊吗？我现在回答你，从今天起，我要做狮子了。'张学良授权黎天才负责整个行动的宣传工作，动手起草通电。黎天才成竹在胸，迅速完成了通电的草稿。这就是关于救国八项主张的'张杨通电'，西安事变当天便向全国发出。
事变后赶来西安的中共方面的周恩来，赞许通电显示了西安事变的历史意义-'如果没有这种内容的通电及其八项主张，事变的意义，将来在历史上更混沌了。'据黎天才自述，当周恩来得知他是起草者后，说：'很好很好，幸好你在这里。'
12月25日下午，张学良亲自陪同蒋委员长乘飞机离开西安。12月30日，黎天才不顾危险飞往南京，代表西北三方探视张学良，随即被戴笠将军软禁，成为东北军阀中继张学良后被南京方面软禁的又一人。
戴笠曾就扣押黎天才之举做过解释，“天才兄恢复自由……一时尚不能办到”，“主要原因”乃“最高当局”怀疑西安事变的发生，黎天才“颇有暗中鼓动之嫌”。不久，蒋发表了《西安半月记》，开篇“痛切诫斥”的第一人又是黎天才：
十二月十一日
早起在院中散步，见骊山上有二人，向余对立者约十分钟，心颇异之。及回厅前，望见西安至临潼道上，有军用汽车多辆向东行进，以其时已届余每日治事之时间，即入室办公，未暇深究。黎天才等忽来求见，事前未约定，殊觉突兀。黎谈话时，对剿匪方针表示怀疑，与汉卿昨日所言者如出一辙；知其受毒已深，痛切诫斥之。是晚招张、杨、于与各将领来行辕会餐，商议进剿计划。杨、于均未到。询之张汉卿，则知彼亦于今晚宴来陕之中央军政长官，杨、于先在西安招待，俟此间餐毕，将邀诸人同往也。汉卿今日形色匆遽，精神恍惚，余甚以为异。殆以彼昨来见时受余责斥，因而不快欤？或彼已闻余训责黎天才之言而不安欤？临睡思之，终不明其故。以时迟，亦遂置之。
此后的十余年间，蒋介石的那部“日记”被选入民国的中小学生读本，黎天才几乎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2]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黎天才获国民政府保外就医的许可，恢复自由。
此后他坚持不西撤，留居上海，化名王文德，无正式职业，亦脱离政治。抗战胜利后，黎重新介入社会事务：初为某造纸企业顾问，后经营小店，1948年应周伟龙（后去台湾，以通共罪被处置）之邀，兼任上海交警局顾问；是年秋开始与中共地下党人员接触，工作积极无误；次年上海解放前夕，陪同地下党人员面见他的老关系，时任原市政府秘书长的茅以升（桥梁专家），布置保证水、电、交通及保存档案等大事；共产党得天下，黎天才选择留居上海，“工作关系由市公安局转交华东联络局”，数年间任某公司董事长，继为经理，还被特邀为静安区人民代表，任区抗美援朝支会副主席。
1955年5月，黎天才被捕入狱，沪市检察院批准逮捕的罪名是“叛徒、反革命”，实质是受潘汉年案株连，审讯的重点是同汪伪的关系，1958年被判无期徒刑，1961年8月7日病毙于狱中；1981年上海市地方法院撤销原判，予以平反。（改判书的大意为：根据中央文件精神，对李渤海历史上的问题按“既往不咎”的政策对待，重新审理判决，改为撤销原判，按起义投诚人员对待。[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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