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德华
重庆是一座美丽的山城，这里有美食、美景和美人；重庆是一座英雄的城市，抗战时重庆人民面对日军的狂轰滥炸而宁死不屈；重庆还是一座红色的城市，歌乐山下的白公馆、渣滓洞上演了一幕幕“忠诚与背叛”的斗争史篇，烈士们用生命和鲜血诠释了什么叫“永不叛党”。
一本小说《红岩》、一部电影《烈日中永生》，让江姐的原型江竹筠的名字响遍大江南北，教育了几代国人。我们不竟要问，出卖江姐的叛徒“蒲志高”到底是谁？
在渣滓洞监狱二楼男牢房的墙上，有一张叛徒名单，共7人。他们分别是：刘国定（重庆市工委书记）、冉益智（重庆市工委书记）、李忠良（无职务）、李文祥（重庆市城区区委书记）、任达哉（无职务）、涂孝文（川东临委副书记，下川东地工委书记）、蒲华辅（川康特委书记）、骆安靖（上川东地工委委员兼第五工委书记）。堡垒是被特务从内部攻破的。我曾以为出卖江姐的是蒲华辅，而历史记载是重庆地下党二号人物冉益智。
江姐作为一个艺术形象，身上还有杨汉秀、胡其芬、左绍英和李青林等一批女共产党的影子。其实，蒲志高作为一个艺术形象，也是众多叛徒的集合体。
重庆市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冉益智叛变，供出大批共产党员。他还“现身说法”劝说下川东地委书记涂孝文叛变，使江竹筠、李青林、雷震等数十名中共党员被捕。
正是由于党内一号和二号人物的叛变，将党组织名单全盘供出，重庆地下党在解放前夕于是遭受灭顶之灾。据解放初期的粗略统计，由“《挺进报》事件”直接或间接影响被捕的共133人中，被敌人杀害的53人，脱险和释放的25人，叛变后当了特务的8人；其余的或脱险或自首后仍被敌人枪杀。涂孝文叛变后也被敌人枪杀。
涂孝文是一个复杂的人物，属于“先软后硬”。他被捕之后，受不了皮肉之苦，交出了川西地下党组织。特务逮捕了数十名地下党员并杀害。在白公馆关押的300多天里，受到其它地下党的影响，却再也没有向敌人招供，再没有出卖同志，但是特务逃跑前并没有放过他，一名特务头子说，“委座才不相信投诚过来的共党分子真心跟老子们一条心”。
1949年10月28日，涂孝文被押到刑场枪杀时，与其它烈士一起，高唱《国歌》和《国际歌》，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等口号，表现得“非常共产党”。十几天后，江姐等一批烈士也被敌人杀害。不管是真心悔过还是内心表达，涂孝文人生高潮的大戏并不能改变他叛徒的身份。他的名字，永远不能录入红岩“革命烈士”纪念碑上，这让人希嘘不已。
在这些叛徒中，李文祥最具典型，而渣滓洞的讲解员会向每一位游客提到他。渣滓洞院子里的墙上，有特务们为了软化革命者意志刻的标语，“青春一去不复还,细细想想,此时此地,切莫执迷”。李文祥被捕后遭受了各种酷刑。他关在二楼天天能看到这幅标语，被捕8个月后心理防线完全崩溃，主动找到特务“坦白”。他先后供出16名地下党，其中3人殉难于“11.27”大屠杀。
李文祥，原名李太儒，又名李楚康，1922年出生，重庆市巴县长生乡人。他在巴县中学读初中时，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于1939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初中毕业后即成为职业革命者。1948年4月22日晚上，被叛徒李忠良带领的特务逮捕。
李文祥一直认为自己当过县委书记，有10年以上的党龄；苦了这么多年，一点享受和报酬都没有，结果还被捕了，真是太不值得。他于1948年12月14日叛变时，还宣布了他的“三大理由”：一是他被捕是由于刘国定叛变供出了他，他还坚持了8个月；与他有关的上线和下线，应该都转移了。如果还没有转移，被捕不能怪他。二是苦了这么多年，眼看胜利了，自己却看不胜利，太惨了。即使死了，对革命也没有帮助。参加特务组织，也不会影响革命的胜利。组织已经完了，他只能帮个人打算。第三，太太的身体太差，一定会拖死在牢里。为她着想，只好“工作”。
李文祥参加军统后，被授予上尉军衔。1951年2月，重庆市人民法庭判处其死刑，执行枪决。
“人在屋檐下，哪能不低头”、“识时务者为俊杰”、“活麻雀比死老鹰强”等等，李文祥的“叛徒理论”在我们的社会大行其道。今天看，唯有发扬“我渴望自由，但我深深的知道人的身躯怎能从狗的洞子爬出！”的烈士精神，才能冲破种种过于精细的利益考量，彰显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做人的品德与生命的尊严。精细入微的利益算计，丢掉的恰恰是国家民族的品德和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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