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 文：​在《挺进报》事件中众叛徒的最后结局

在《挺进报》事件中

众叛徒的最后结局

文/胡 文

一九四八年初，在重庆发生的中共地下党《挺进报》事件中，因为数名地下党领导人的叛变，使重庆地下党组织遭受了惨重的损失。

《挺进报》简陋的印刷工具

首先来了解一下，当时重庆地区的地下党组织的组织构成情况。

中共川东临时工作委员会（这是重庆地区地下党的领导机构。）

委员会组成:

书记:王璞（领导武装起义时牺牲）

副书记:涂孝文（叛徒）

委员:刘国定（叛徒）、肖泽宽、彭咏梧（领导武装起义时牺牲）

“中共川东临时工作委员会”下属三个工作委员会:

一. 上川东（现四川东部地区）地方工作委员会:

书记:王璞（兼任）

委员:骆安靖（叛徒）、曾霖等三人组成。

二、下川东（现重庆东部地区）

地方工作委员会:

书记:涂孝文（兼任）

副书记:彭咏梧（兼任）委员:杨虞裳（烈士）、唐

虚谷（烈士）等四人组成。

三、重庆市工作委员会:

书记 :刘国定（兼任）

副书记:冉益智（叛徒）

委员 :李维嘉、许建业（烈士）等四人组成。

《挺进报》是重庆地下党秘密发行的报纸。国民党特务部门为了侦破《挺进报》，采取了“打进去拉出来”的办法，派特务伪装成进步青年靠近地下党组织，使少数党员不幸暴露，但真正让重庆地下党遭遇灭顶之灾的还是出现了多位叛徒。

《挺进报》书影

应该说明的是这些叛徒的叛变过程以及心路经历都是各不相同的，所以每个人最后的结局也不尽相同。

《挺进报》事件中被捕叛变的人员，他们最后的人生结局大致分为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

叛变彻底，叛变后成了特务的帮凶。这类叛徒对革命的危害最大。重庆解放后这类叛徒绝大多数被人民政府镇压。

任达哉，他是《挺进报》事件中第一个叛变的共产党员。他供出了自己的直接上级，重庆市工委委员许建业。许建业被捕后坚贞不屈。但从他的住处找到了二三十份党员入党申请书，致使余祖胜（烈士）等十几名党员被捕。刘国定去找许建业也被守候的特务逮捕。只是刘国定避重就轻，暂时没有暴露身份。

任达哉在政治上很善变，他早期加入民盟，后被军统发展为情报员，但是他没有“成绩”，军统上线特务就疏远了他。一九四七年初，他隐瞒历史加入中共地下党组织。特务们看到这位“双面双料”叛徒没有什么用处了，就将任达哉关押到渣滓洞监狱。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他死于集体大屠杀中。

李忠良，他是被刘国定出卖的。他被捕后，很快供出了领导过上川东武装起义的邓兴风（烈士）以及邓兴峰在重庆的联系人余永安。

李忠良叛变后，就死心塌地充当特务的鹰犬。他当上了侦防大队上尉谍报组员，带特务到处抓人。

重庆解放后，李忠良混入巴县的一所中学当老师，一九五一年被重庆市人民法院判处死刑。

冉益智，重庆市工委副书记。李忠良出卖的余永安（非党人士）被捕后，受刑不过，就供出了自己的上级联系人冉益智，致使冉益智被捕。

冉益智被捕后贪生怕死，特务一用刑，他就交代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并且指认已被捕的刘国定就是中共重庆市工委书记，他还亲笔写了一封信，让特务拿着这封信去骗抓了沙磁学运特支书记刘国鋕（烈士）。

冉益智是《挺进报》事件中给中共重庆地下党组织造成危害最严重的叛徒之一。他帮助特务破坏了《挺进报》机关；又带领特务到万县，抓捕了下川东地方工委书记涂孝文。后来他又出卖了川西特委地下党负责人蒲华辅等人。

国民党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看到冉益智叛变的很彻底，就委任冉益智为保密局西南特区少校专员，以后又晋升为中校。

重庆解放后冉益智被人民政府逮捕。一九五一年二月五日，重庆市人民法院判处冉益智死刑。

刘国定，中共重庆市工委书记，冉益智叛变后指认了他的身份。在酷刑面前他屈服了，当了叛徒。

特务头子徐远举后来说:“刘国定的叛变让中共地下党组织完全暴露了”。

刘国定将重庆及四川省地下党组织机构及相关人员和盘托出给了特务。因为他的出卖，使得重庆城区区委书记李文祥；上川东地方工委委员骆安靖；川康特委负责人华健（烈士）《挺进报》特别支部负责人陈然（烈士）、成善谋（烈士）；地下党员罗广斌等人被捕。因此，保密局称刘国定为“反共英雄”，并任命他为保密局西南特区中校专员，以后又将他晋升为上校。

一九五零年刘国定向成都军管会自首，后被押回重庆。一九五一年二月五日被重庆市人民法院判处死刑。

李文祥，中共重庆市工委城区区委书记。被刘国定出卖，与同为共产党员的妻子一同被捕。特务将李文祥关押在白公馆，而将他的妻子关押在渣滓洞。

李文祥被捕之后表现还是可以的，没有让特务得到有价值的情报。但特务利用他对妻子感情很深，儿女情长严重的弱点，软硬兼施最终让他就范。李文祥在狱中坚持了八个月后叛变了。

李文祥叛变后，参加了特务组织。由于他的出卖使得何柏梁（烈士）等多名地下党员被捕牺牲。

一九五零年，李文祥被捕归案。一九五一年，重庆市人民法院判处李文祥死刑。

第二种情况:

在《挺进报》事件中被捕叛变后，受到其他革命者的影响，停止了继续出卖组织的行为，拒绝参加特务组织，最后被特务杀害。

涂孝文，中共川东临委副书记兼下川东地方工委书记。他是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他在党内的职务高于刘国定，他是被冉益智出卖的，在万县被捕。

刘国定、冉益智叛变后，组织上就通知他转移，但他麻痹大意，没有转移。当冉益智带着特务找到他时，他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显得惊慌失措。特务将枪顶住他头时，他精神垮了，交待了下川东地方工委两位委员杨虞裳和唐虚谷的住址。又出卖了江竹筠（烈士）、李青林（烈士）雷震（烈士）等十多位下川东地方工委领导下的地下党员。

中共万县县委书记李青林，是涂孝文亲手培养成长起来的年轻女干部。她在万县受审时，被“老虎凳”弄断了一条腿，但她毫不动摇，甚至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到了重庆后，特务只好把涂孝文找来和她对质。

李青林烈士

李青林怒目而视，盯着涂孝文。她编了一段说词来应付特务，说自己认识涂孝文，抗战时期同在一所小学里教书，当时涂孝文追求过自己，自己没答应，还打过他一耳光，现在涂孝文是报复自己，像疯狗一样乱咬人，让自己坐牢，简直不是个东西。

李青林说的话活灵活现，真假难辨。特务愣住了。涂孝文更是目瞪口呆，他没想到受了重刑的李青林还这样大义凛然，这样机智顽强。而自己一被捕就惊慌失措，在生死关头经不住考验而叛变。在这个被自己出卖的昔日下级女同志面前，涂孝文羞愧的无地自容。

经过这次对质，让涂孝文内心受到很大震撼。他开始悔恨自己的叛变。此后，他不再与特务合作，当徐远举强迫他参加特务工作时，也被他拒绝了。

涂孝文的转变受到了狱中革命者的认可，大家鼓励他，照顾他，让他顶住了压力。徐远举对涂孝文不抱任何幻想了。

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八日，涂孝文与陈然、王朴等十人被特务公开枪杀于大坪刑场。

蒲华辅，中共川康特委书记。中共川康特委与中共川东临委在组织系统上是平行关系。他的被捕是刘国定和冉益智共同出卖造成的。

蒲华辅在成都被捕后叛变，他出卖了川西地下党系统的数十名党员，其中韩子重（烈士），齐亮（烈士）等几名党员被送到白公馆，渣滓洞关押，后被杀害。

蒲华辅是所有叛徒中党内职务最高的。特务将他和妻子，还有两个小孩儿一起关进了白公馆。

蒲华辅被关进白公馆后，他的表现与涂孝文相似，也是“先软后硬”，他没有进一步出卖组织，他还拒绝了徐远举让他参加特务工作的要求。

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八日，蒲华辅、涂孝文与陈然（烈士）等十人一起被公开枪杀于大坪刑场。

在走向刑场时，蒲华辅、涂孝文与其他八名宁死不屈的共产党员一起高唱《国际歌》高喊“共产党万岁”等口号。他们两人被捕初期的畏惧和赴死时的表现确实让人唏嘘不已。

第三种情况:

在《挺进报》事件中被捕叛变后，没有被特务处死，解放后也没有被人民政府镇压。

骆安靖，中共上川东地方工委委员兼上川东第五工委书记。他是被刘国定出卖的。

刘国定、冉益智叛变后，按地下党规定，他应该马上转移。但他有侥幸心理，认为广安离重庆较远，暂时不会有危险。结果特务悄悄来到广安将他逮捕。

渣滓洞行刑室

特务对骆安靖用刑时，他的意志开始崩溃了，但他又不想出卖组织，就编了一套真真假假的说词。即说远不说近，说死不说活，说虚不说实。当特务带他到广安南门外的一个地下党用作接头地点的茶馆守候时，他见到认识的地下党员，就东张西望，装着不认识，对方马上会意走开了。

特务在广安忙了一个月，没什么收获，只好把骆安靖押回了重庆。

白公馆

特务头子徐远举亲自审问骆安靖，又指使叛徒刘国定去说服他。在特务的威逼下，骆安靖出卖了丰伟光（烈士）、段定陶（烈士）等几名地下党员，他还供出了王璞在广安的住址，但他留了一手，没有说出王璞已经离开了广安，而他知道王璞的新地址。

骆安靖叛变后，徐元举安排他到保密局西南特区专员室工作，领“少校级薪水”。

一九四九年三月，特务通知他“准予自行就业，停止支薪”。骆安靖大喜过望，带领家人躲到了乡下。

重庆解放后，骆安靖主动向人民政府交代自己的罪行。他还积极检举，协助公安机关抓捕特务，立了功。所以被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一九五三年改判无期徒刑，以后又改判有期徒刑。

骆安靖，上世纪七十年代刑满释放。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去世。

骆安靖是重庆地下党里，因《挺进报》事件，被捕叛变后，唯一一位既没被特务处死，也没被人民政府镇压，最终寿终正寝的。

在《挺进报》事件中，因为叛徒的出卖，在重庆以及川康等地，有一百三十多人被捕，其中大部分人被杀害。

作者简介：胡文，重庆市涪陵人，原四川省涪陵地委党史研究室干部，后调四川省地方志编篡办公室，研究员职称，川东地区地方史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