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的今天，清华的南北主干道上飘起了一千只纸鹤，一位立志要「横扫清华图书馆」的狂人——钱钟书，因病离世了。
有人说，论小说钱钟书也许不是最好的；论思想，他也不是最深邃的。但他却是最有趣且独特的，狂狷才子、深情丈夫两个“人设”在他身上完美融合。
在二十世纪文化史上，钱钟书是用来爱的，不是用来学的，他是一个孤本, 最大的价值就是“后继无人”。
钱老先生的魅力究竟在哪？也许只有最深爱并且懂他的人才能说清楚，这个人非其妻杨绛莫属。读懂了杨绛眼中的钱钟书，或许你会更懂得何为相濡以沫，何为一生炽热。
要认识作者，还是得认识他本人，最好还是从小时候起。
钱钟书一出世就由他伯父抱去抚养，因为伯父没有儿子。据钱家的“坟上风水”，不旺长房旺小房；长房往往没有子息，便有，也没出息。伯父就是“没出息”的长子。
钟书自小在大家庭长大，和堂兄弟的感情不输亲兄弟。亲的、堂的兄弟共十人 ，钟书居长。众兄弟间，他比较稚钝，孜孜读书的时候，对什么都没个计较，放下书本，又全没正经，好像有大量多余的兴致没处寄放，专爱胡说乱道。
钱家人爱说他吃了痴姆妈的奶，有“痴气”。我们无锡人所谓“痴”，包括很多意义：疯、傻、憨、稚气、淘气等等。他确也不像他母亲那样沉默寡言、严肃谨慎，也不像他父亲那样一本正经。
钟书周岁“抓周”，抓了一本书，因此取名“钟书”。他出世那天，恰有人送来一部《常州先哲丛书》，伯父已为他取名“仰先”，字“哲良”。伯父去世后，他父亲因钟书爱胡说乱道，为他改字“默存”，叫他少说话的意思。
钟书对我说：“其实我喜欢『哲良』，又哲又良——我闭上眼睛，还能看到伯伯给我写在练习簿上的『哲良』。”这也许因为他思念伯父的缘故。我觉得他确是又哲又良，不过他“痴气”盎然的胡说乱道，常使他不哲不良——假如淘气也可算不良。“默存”这 个号显然没有起克制作用。
钟书十四岁和钟韩同考上苏州桃坞中学（美国圣公会办的学校）。父母为他置备了行装、学费书费之外，还有零用钱。他和钟韩同往苏州上学，他功课都还不错，只算术不行。
钟书二十岁伯母去世。那年他考上清华大学，秋季就到北京上学。他父亲收藏的“先儿家书”是那时候开始的。他父亲身后，钟书才知道父亲把他每一封信都贴在本子上珍藏。信写得非常有趣，对老师、同学都有生动的描写。可惜钟书所有的家书（包括写给我的），都由“回禄君”收集去了。
钟书在清华的同班同学饶馀威一九八六年在新加坡或台湾写了一篇《清华的回忆》，有一节提到钟书：“同学中我们受钱钟书的影响最大。他的中英文造诣很深，又精于哲学及心理学，终日博览中西新旧书籍，最怪的是上课时从不记笔记，只带一本和课堂无关的闲书，一面听讲一面看自己的书，但是考试时总是第一，他自己喜欢读书，也鼓励别人读书......”
据钟书告诉我，他上课也带笔记本，只是不作笔记，却在本子上乱画。现在美国的许振德君和钟书是同系同班。他最初因钟书夺去了班上的第一名，曾想揍他一顿出气，因为他和钟书同学之前，经常是班上第一的。
一次偶有个不能解决的问题，钟书向他讲解了，他很感激，两人成了好朋友 ，上课常同时坐在最后一排。许君上课时注意一个女同学，钟书就在笔记本上画了一系列的《许眼变化图》，在同班同学里颇为流传，钟书曾得意地画给我看。一年前许君由美国回来，听钟书说起《许眼变化图》还忍不住大笑。
钟书在他父亲的教导下“发愤用功”，其实他读书还是出于喜好，只似馋嘴佬贪吃美食：食肠很大，不择精粗，甜咸杂进。极俗的书他也能看的哈哈大笑。戏曲里的插科打诨，他不仅且看且笑，还一再搬演，笑得打跌。精微深奥的哲学、美学、文艺理论等大部著作，他象小儿吃零食那样吃了又吃，厚厚的书一本本渐次吃完 。
诗歌更是他喜好的读物。重得拿不动的大字典、词典、百科全书等，他不仅挨着字母逐条细读，见了新版本，还不嫌其烦的把新条目增补在旧书上。他看书常做些笔记。
钟书的“痴气”书本里灌注不下，还洋溢出来。我们在牛津时，他午睡，我临帖，可是一个人写写字困上来，便睡着了。他醒来见我睡了，就饱蘸浓墨，想给我画个花脸。可是他刚落笔我就醒了。
他没想到我的脸皮比宣纸还吃墨，洗尽墨痕， 脸皮象纸一样快洗破了，以后他不在恶作剧，只给我画了一幅肖像，上面再添上眼镜和胡子，聊以过瘾。
回国后他暑假回上海，大热天女儿熟睡（女儿还是娃娃呢），他在她肚子上画一个大脸，挨他母亲一顿训斥，他不敢再画。沦陷在上海的时候 ，他多余的“痴气”往往发泄在叔父的小儿小女、孙儿孙女和自己女儿阿圆身上。
这一串孩子挨肩儿都相差两岁，常在一起玩。有些语言在“不文明”或“臭”的边缘上，他们很懂事似的注意避忌。钟书变着法儿，或作手势，或用切口，诱他们说出来，就赖他们说“坏话”。于是一群孩子围着他吵呀，打呀，闹个没完。他虽然挨了围攻，还俨然以胜利者自居。
他逗女儿玩，每天临睡在她的被窝里埋置“地雷”，埋得一层深入一层，把大大小小的各种玩具、镜子、刷子，甚至砚台或大把的毛笔都埋进去，等女儿惊叫，他得意大乐。女儿临睡前必定小心搜查一遍，把被里的东西一一取出。钟书恨不得把扫帚、畚箕都塞入女儿被窝，博取一遭意外的胜利。这种玩意儿天天玩也没多大意思，可是钟书百玩不厌。
他对女儿说，《围城》里有个丑孩子，就是她。阿圆信以为真，却也并不计较。他写了一个开头的《百合心》里，有个女孩子穿一件紫红毛衣，钟书告诉阿圆那是个最讨厌的孩子，也就是她。
阿圆大上心事，怕爸爸冤枉她，每天找他的稿子偷看，钟书就把稿子每天换个地方藏起来。一个藏，一个找，成了捉迷藏式的游戏。后来连我都不知道稿子藏到哪里去了。
钟书的“痴气”也怪别致的。他很认真地跟我说：“假如我们再生一个孩子，说不定比阿圆好，我们就要喜欢那个孩子了，那我们怎么对得起阿圆呢。”提倡一对父母生一个孩子的理论，还从未讲到父母为了用情专一而只生一个。
解放后，我们在清华养过一只很聪明的猫。小猫初次上树，不敢下来，钟书设法把它救下。小猫下来后，用爪子轻轻软软地在钟书腕上一搭，表示感谢。我们常爱引用西方谚语：“地狱里尽是不知感激的人。”小猫知感，钟书说它有灵性，特别宝贝。
猫儿长大了，半夜和别的猫儿打架。钟书特备长竹竿一枝，倚在门口，不管多冷的天，听见猫儿叫闹，就急忙从热被窝里出来，拿了竹竿，赶出去帮自己的猫儿打架。和我们家那猫儿争风打架的情敌之一是紧邻林徽因女士的宝贝猫，她称为她一家人的“爱的焦点”。
我常怕钟书为猫而伤了两家和气，引用他自己的话说：“打狗要看主人的面，那么，打猫要看主妇面了！”（《猫》的第一句），他笑说 ：“理论总是不实践的人制定的。”
钱家人常说钟书“痴人有痴福”。他作为书痴，倒真是有点痴福。供他阅读的书，好比富人“命中的禄食”那样丰足，会从各方面源源供应。（除了下放期间，他只好“反刍”似的读读自己的笔记，和携带的字典。）新书总会从意外的途径到他手里。他只要有书可读，别无营求。这又是家人所谓“痴气”的另一表现。
钟书和我父亲诗文上有同好，有许多共同的语言。钟书常和我父亲说些精致典雅的淘气话，相与笑乐。一次我父亲问我：“钟书常那么高兴吗？”“高兴”也是钱家所谓“痴气”的表现。
我自己觉得年纪老了；有些事，除了我们俩，没有别人知道。我要趁我们夫妇都健在，一一记下。如有错误，他可以指出，我可以改正。《围城》里写的全是捏造，我所记的却是事实。
节选自杨绛《记钱钟书和他的<围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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