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钱钟书先生除了才高八斗之外，最出名的乃是其顽皮毒舌。
他形容老师吴宓的长相：“脑袋如一颗炸弹”、“眼睛像两只火红的煤球”，憨厚的吴宓被他描写得像童话书里的怪兽。
他笔下的《围城》就是一本毒舌段子大全：
“有鸡鸭的地方：粪多；有年轻女人的地方：话多。”
“对于丑人，细看是一种残忍。”
“老年人恋爱，就像老房子着火，没得救。”
幽默到刻薄，让人又气又笑。
▲ 杨绛和钱钟书。
可是，这样的钱钟书偏偏被一位奇女子──杨绛给“降”住了。
到底是什么特质，让这位狂生对她如此钟情？美貌，博学，家务全能？
也许都不是。
能和钱钟书“对等玩”的人，骨子里必然有一股与他势均力敌的聪明劲儿──杨绛正是如此。她不止聪明，而且幽默，她懂他的毒舌，与他棋逢对手。
今天，是杨绛先生去世一周年。在人们心中，她是“最贤的妻，最才的女”，淡泊、优雅。可世间才女千千万，论幽默，我却只服她。
要知道这世间，聪明千篇一律，幽默却万里挑一。
幽默是一种才能
“你的问题在于读书太少，而想得太多。”
杨绛从小生活在风气开明的家庭里。
其父杨荫杭，是个喝洋墨水的饱学之士，性格开朗爱说俏皮话。杨绛在姊妹中排行老四，个头最矮，爱猫的父亲也是个有趣的人，常说：“猫以矮脚短身者为良。”
意思是女儿像一只矮脚小猫，看似缺陷，其实品相好得不行。
小杨绛平时迷恋读书，中英文的都要拿来啃。
父亲问这小书虫：“阿季（杨绛本名杨季康），三天不让你看书，你怎么样？”
她说：“不好过。”“一星期不让你看呢？”
她答：“一星期都白活了！”
有一天上街，杨绛看见两个满族妇女穿着“高底鞋”，走起路来前倾后仰，婀娜多姿，盯着移不开眼。
父亲问：“你长大了要不要穿这种高底鞋？”爱美的杨绛想了一会儿，说：“要！”
当时已是民国时期，穿高底鞋多少和进步思想不符。但在父亲看来，童言无忌，最重要是鼓励女儿大胆说出自己的想法。
▲ 母亲唐须嫈抱着一岁的杨绛，在上海。
幽默，说到底，是一种知世故的表达。读100本书，就是活了100遍人生，爱读书的杨绛早就练就了毒辣的观察能力，又在父亲营造环境中培养出了敢讲敢说的聪敏个性。
读书多，脑筋好的人，未必幽默；但幽默的人，却必然智慧。因为他们对生活中的人和事有着敏锐的洞察，对自身则有充足的自信和颖悟。
老舍先生说，幽默是一种才能，不是人人都有。
而杨绛，早早地就显出了这股子灵气。
▲ 1927年冬，摄于苏州庙堂巷老宅的一张全家福。
幽默是一种善意
“人毕竟是血肉之躯，带些缺点，更富有人情味！”
后来，杨绛出落成大家闺秀，霎时追求者甚众，其中就包括后来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
可杨绛对一众热烈追求的富贵子弟不感兴趣，偏偏钟情于锋芒毕露的狂生钱钟书。
老实说，狂傲如他，还真不是一个寻常女子能驾驭得了的。
有趣的是，钱钟书桀骜不驯的眉眼，在杨绛看来却是“蔚然深秀”；而在杨绛面前，骄傲的大才子竟也从“熊孩子”奇迹般地变成一个乖小孩儿。
以前，钱钟书总嫌弃天下人都没他聪明，如今却忙不迭地找杨绛一起看书做功课。
异地不能相见，他就天天给杨绛写信以解相思，还把落款写成“奏章”，说是“禀明圣上”……
书信的内容细节，旁人不得而知，但倘若杨绛“段位不足”，又怎能和言辞机敏有趣到极的钱大才子书来信往谈足3年恋爱，天天聊不厌，越打越火热呢？
确实，让一对情人真正相称的，是智慧与性情上的门当户对。幽默的人，自然会吸引同样有趣的人。
1935年，钱钟书和杨绛在苏州举行婚礼。这个常人看来十分浪漫隆重的场面，多年后杨绛也不忘拿来自我揶揄一番：
“《围城》里，结婚穿黑色礼服、白硬领圈给汗水浸得又黄又软的那位新郎，不是别人，正是钟书自己。
我们结婚的黄道吉日是一年里最热的日子，结婚照上，新人、伴娘、提花篮的女孩子、提纱的男孩子，一个个都像刚被警察拿获的扒手。”
▲ 1936年， 钱钟书杨绛夫妇摄于牛津大学公园。
中国的女性写作里，似乎很少有人愿意把自己的经历拿来调侃的，更不用说是一个书香门第的大小姐，杨绛却毫不介意自嘲，透着一股“处处皆可幽默”的精气神儿。
她的幽默，和钱钟书也有些不同。钱钟书像个棱角，孩子气，说话毒舌又任性；而杨绛像个圆，包容钱钟书的棱角，并用自己的风趣去“感化”他的痴傻。
有次，钱家的猫和邻居林徽因家的猫打架，钱钟书在旁边看得气不过，竟拿起棍子就要为自家猫咪助威。
杨绛听见动静出来一看，又气又笑，急中生智说：徽因的猫是她们家“爱的焦点”，打猫要看主人面呀！这才避免了一场人猫大战。
这样的幽默，就像一道润滑剂，让人们既能在小世界中自得其乐，又能融洽地与外界相处。它是从容，是善意，也是入世的智慧。
幽默是一种乐观
“人其实很了不起，天堂就在人的心里。”
杨绛很有喜剧方面的才华。
1942年，也就是31岁那年，杨绛创作了第一部喜剧《称心如意》。
故事的女主角是一个穷画家和富家小姐的女儿，父母双亡后，不得以投奔亲戚，却被舅舅们当做皮球一样踢来踢去，过着寄人篱下、颠沛流离的生活，最后却被老舅公认作孙女，继承遗产，皆大欢喜。
这部剧被搬上了上海的舞台。灯光之下，上流社会的家长里短、世态人情，每个人物的嬉笑怒骂、各怀鬼胎，在杨绛的剧本下表现得淋漓尽致，公演之后，一炮而红。
剧场上演之时，正处于抗战时期。当时上海沦陷，人心彷徨，包括杨绛在内的所有百姓，都过着窘迫而沉重的生活。
杨绛创作喜剧的初衷，一部分是为了谋生，但更重要的，是为了用自己的力量，让百姓多几分乐观的精神，不愁苦、不丧气。所以，在《称心如意》大获成功后，她又一鼓作气，创作出第二部喜剧《弄假成真》。
她在《喜剧二种》的后记中写道：“如果说，沦陷在日寇铁蹄下的老百姓，不妥协、不屈服就算反抗，不愁苦、不丧气就算顽强，
那么这两个喜剧里的几声笑，也算我们在漫漫长夜的黑暗里始终没丧失信心，在艰苦的生活里始终保持着乐观的精神。”
幽默不是妥协，不是糊弄，也不是一笑置之，而是深藏在心中的信念和斗志。
面对黑暗还要放声笑，是最大无畏的幽默。
幽默是一种看透
“我甘心当个‘零’，人家不把我当个东西，我正好可以把看不起我的人看个透。”
幽默，对大时代来说是一种鼓舞，而对个人来说，也是一种超越苦难的法宝。
文革时期，很多知识分子被下放进行改造，钱钟书配派去扫大院，杨绛则负责扫厕所。
“上任”不到10天，她就把两个肮脏的瓷坑、一个垢污重重的洗手瓷盆和厕所的门窗墙壁都擦洗得焕然一新。
她还十分诙谐幽默地总结了“收拾厕所有意想不到的好处”：
我自从做了“扫厕所的”，就乐得放肆。其一，可以躲避红卫兵的“造反”；其二，可以销毁“会生麻烦的字纸”；其三，可以享到向所未识的“自由”，摆脱“多礼”的习惯，看见我不喜欢的人干脆呆着脸都不理，甚至瞪着眼睛看人，绝没有谁会责备我目中无人。
当时负责监督她工作的小兵，把全部工具、全部活儿都扔给她，杨绛看得明白，笑称：这位同志真是大方，二话不说就把所有东西都让给了我。
上台搞批斗的时候，群众总会高喊：低头，低头！杨绛就自己发明了一套“戴高帽站着睡觉”的方法骗过小兵：
她把帽子尽量戴得垂直于地面，这样只要稍稍低头，视觉上就显得低下了许多。
说起那时的经历，她竟还能用一系列比喻耍幽默：“我把帽子往额上一按，紧紧扣住，眉眼都罩在帽子里，我就站在舞台边上，学马那样站着睡觉。谁也不知我这个跑龙套的正在学马睡觉。”
无论是怎样可怕的窘境，如果一个人还懂得“幽自己一默”，那就证明他的心还积蓄着能量，存留着希望，并且懂得从精神上跳出命运的沼泽，从更高处参悟人生的悲喜。
每个人总有对命运无可奈何的时刻，
但幽默，总能够帮我们超越苦难。
幽默是一种超脱
“保持知足常乐的心态，是淬炼心智，净化心灵的最佳途径。”
晚年的杨绛，在丈夫和女儿相继离世之后，在一处安静的小寓所里过着隐士的生活。
她把这间寓所称为“人生的客栈”，世事悲喜皆为过客。每日，杨绛独自一人，全身心整理钱钟书留下的几麻袋天书般的中外文书稿，有7万几页之多。
谈起这件苦差事，杨绛笑着说：“我现在是‘绝代家人’，不是‘绝代佳人’，我没有后代，我不去做就没人可做了。”
无论历经多少年风雨坎坷，杨绛对生活依旧保有着一份幽默风趣。
一次她出门散步，偶遇儿时好友，杨绛伸出手，朋友走近一看，只见杨绛食指和中指互相交叠。
朋友问这是何意？杨绛笑说：“小蚂蚁见面的时候，就是这样互相碰碰触角。咱们这样就算打招呼啦！”
2013年，即是杨绛102岁生日的前一天，商务印书馆的总经理带着新出的第六版《现代汉语辞典》找她。得知新版词典收录了“宅男”、“宅女”这些新词时，杨绛还不忘打趣：“我老呆在家中，就是‘宅女’了，你们说对不对？”
当时，杨绛已经被查出患有心衰，可她依旧乐观豁达，每天读书写作，安然生活，偶尔开开自己的玩笑，开开人生的玩笑。
当生命的尽头越来越近，对她来说，却反而像是一场喜剧的尾声──终于渐渐迎来一个好的结局。
她说：
“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我是慢慢地，往来的路上走回去。”
年轻时不懂什么叫“幽默”，以为幽默就是说笑话，要生冷不忌、大腥大辣，逗得大家狂笑。
但杨绛和钱钟书让我们知道，真正的幽默，是人生多少悲欢，都不强求、不怨怼，甚至当作身外事，都付笑谈中。他们懂得彼此，才得以携手走向圆满。
去年今日，杨绛先生平静地回到天堂，与丈夫和女儿团聚。
而她的那份令人莞尔、令人钦佩的幽默才情，则永远地留在人间的记忆里。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