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文史精华》2012年第7期
作者：周军
一
从川南旅游名城宜宾市出发，再由盐李公路（盐坪坝——李庄）驱车40分钟，就到了位于城区东郊长江是游南岸的李庄。
“东有周庄，西有李庄”，此说不只是旅游界的招牌。这个村落，实在是历史悠久，春秋战国时即为古僰人聚居地，属古僰国、僰侯国地。从南北朝梁大同六年（540年）置南广县，治设今李庄。明末清初，兵乱四川，天府之国十室九空，后来才有了“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潮。李庄坐落在江边，应该是一个不错的移民点。慢慢地，这里就恢复了生气。
1940年秋天，抗日战争进入最为惨烈的阶段。南侵日军强渡汨水，突进长沙等城市，并从宜昌和长沙威逼陪都重庆，大后方岌岌可危。10月，日机疯狂轰炸昆明的西南联大（现云南师范大学），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在昆明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社会所和中央博物院等单位准备另迁他处，同济大学的建校计划也立刻停止，打算迁往四川腹地。
同济大学先向李庄试探，当地官员与乡绅（其中包括哥老会）紧急商议后发出了掷地有声的回电：“同大迁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给。”
同时，中研院总干事傅斯年也在为该院史语所、社会学所、体质人类学所等单位的搬迁而思虑，他要寻找一个“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很快，李庄以它的山川形势、民情民风，渐渐进入到傅斯年的眼帘。
这年秋天，国立同济大学、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央营造学社、中国大地测量所、文科研究所等十多家高等学府、研究机构等开始陆续迁驻李庄，直到抗战胜利后的1947年，才陆续回归原地。在路途险峻、交通工具简陋及难民如潮和战火纷飞的情况下，内迁的曲折艰险，不难想见。比如1940年11月，史语所140箱公物抵宜宾后，卸装一艘民生公司的驳船，从泸州转运宜宾时失重倾覆，书籍滑落长江。再比如1943年3月，一辆运输同济大学测量仪器的货车在贵州威宁附近翻滚到沟底，损失惨重。
因为日军侵华所导致的中国知识界一次群体性的南渡西迁，遂使李庄一度凸显为现代学术史上一个与重庆、昆明、成都并列为中国四大抗战文化中心的人文学术重镇。
正如李庄的“发现者”岱峻先生（本名陈代俊）所言：中国大地的广袤民间，永远像一处温情无限的林地，总能在艰难时世中为犹如惊弓之鸟的文化人撑起一方祥和的浓荫。同时，李庄在“读书种子”扎堆的这几年中，不仅经历了战火的洗礼，还经受了中国文化气息的熏染。从此，这个小村庄的社会、经济、文化都潜移默化地发生了变化。
进入初夏的李庄，江风习习，村民在寺前古树下打牌、喝茶、聊天，或者摆摊做小买卖，气定神闲，从容洒脱。谁能想象，70多年前的这个小村镇，曾经发生过如此悲壮而又富有戏剧性的一幕呢？
二
走进李庄的那一刻，笔者的心情相当复杂：这个如今游人如织、有如朝圣的古镇，十余年前，外人对此地了解有多少？李庄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似乎被故意遗忘，原因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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