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敦康先生的易学研究成就

余敦康先生长期从事中国哲学史、思想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魏晋玄学、宋明理学、宗教文化等领域。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余先生的学术兴趣转移到易学研究方面，一直笔耕不辍，撰有《内圣外王的贯通——北宋易学的现代阐释》《易学今昔》《汉宋易学解读》《周易现代解读》等著作，在学术界及社会各界产生了广泛影响。余先生的易学研究摒弃传统的门户之见和家派之争，伫立于现实以回应和解答时代课题，其中贯穿着明体以达用、知行合一的精神，展现了综合创新的学术自信和兼容并包的学术胸襟。我们拟从《周易》的学派归属、《周易》的核心价值、易学的理念方法以及易学的现代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等方面，对余先生的治易理念和易学成就以及相关的学术思想、学术风范进行学习、分析和探讨。

（一）肯定《易传》思想是各派学术融合的产物

众所周知，《周易》自汉代被确立为群经之首，从此《周易》思想属于儒家学派或者说《周易》思想以儒家为主干的说法在中国学术思想发展史上一直占据主流地位。近代以来，除了在《易传》是否为孔子所作的问题上有进一步争论外，学者一般仍倾向于《周易》经传的儒学属性。随着当代易学研究的逐步深入和不断丰富，《周易》思想的学派归属问题逐渐成为易学领域探讨的一个热点，其中反对“儒家主干说”的学者主张，《老子》自然观的形成，道家思想可上溯《易经》而下启《易传》，是《易传》哲学思想的主干，因而《周易》应属于道家系统之作。

《周易》究竟属于儒家还是属于道家？对于这一现代易学公案，余敦康先生从天人整体之学出发，认为“在先秦时期，易学并没有固定的学派属性，《周易》也不是专属于儒家的经典”，而是体现出一种儒道互补的格局。在余先生看来，中国思想最古老的源头是一种囊括天人的十分宏阔的整体之学，这种天人整体之学一方面援引天道来论证人道，另一方面又按照人道来塑造天道。这一循环论证的思路由西周时期的天命神学观首先确定下来，进而为后来儒、道、墨各家所普遍继承。但是，各家在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时均有所偏重。大致说来，道家思想偏重于“以人合天”，其重点是研究天道，极力使关于人道的主观理想符合天道自然无为的客观规律；儒、墨两家的思想偏重于“以天合人”，往往是根据关于人道的主观理想去塑造天道，将研究重点置于社会、政治、伦理领域。尽管儒、道、墨三家的思想各有所“蔽”，都不能算是一种完整的天人整体之学，但是儒、道、墨三家并没有完全摆脱天人关系这根主轴。就总体发展趋势而言，儒家往往要从道家那里汲取自然主义的养料以补己之所需，道家也需从儒家汲取人文主义的资源以弥补自身的缺陷，从而在中国思想的发展中逐渐形成了一种儒道互补的基本格局。这种儒道互补也是中国思想发展的普遍规律和必然归宿。只有把儒道两家各有所偏的倾向结合起来，相互补充，通过“以人合天”与“以天合人”的不断循环往复来把握天人整体，才能使“天人合一”的思路得到全面贯彻。基于此，余先生认为《周易》的思想模式代表了一种儒道互补的新型世界观，《周易》儒家主干说或道家主干说并不是完整意义上的表述。既然儒道互补的基本格局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形成，《周易》经传思想就不可避免地打上这一烙印。可以说，余先生以开阔的学术视野，从天人整体之学的视角出发，得出的这一结论，在很大程度上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不仅如此，余敦康先生认为，“《易传》的思想体系完全是围绕着'一阴一阳之谓道’这个命题展开的。这是一个合天人、通物我的命题，是自然主义与人文主义的有机结合，《易传》的思想精髓与价值理想集中体现在这个命题之中”。在余先生看来，《周易》经传思想是战国末年学术思想融合的产物，这一思想体系在形成过程中始终贯穿着一条宇宙自然与人文主义有机结合的清晰脉络，蕴涵了《易传》的思想精髓和价值理想。《周易》经传的思想体系既有儒家的内容，也受道家的影响，但又不同于儒家，与道家也迥异其趣，在先秦思想史上可谓独树一帜。就其研究对象和追求目标而言，《易传》的这种儒道互补思想，不仅与儒、道两家相通，同时也与其他各派息息相通。诚如余先生所言，先秦诸子在不同程度上都以天人整体作为共同的研究对象，力求用自身的体系把握这个天人整体的根本原理，来作为自己学术活动的最高依据。“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是《易传》对先秦各派思想总体认识，代表了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体现了中国思想的共同特征。

余敦康先生通过鞭辟入里的分析，揭示出“一阴一阳之谓道”这一命题的实质，即亦道亦儒，非道非儒，体现了天人合一整体之学，代表了一种儒道互补的新型世界观。立足于传统天人整体之学的宏大视野，从中国思想的源头来思考《周易》经传的学派归属，这是余先生通过长期努力探索出的正确方法和有效途径。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易学研究的不断拓展，余先生就上述问题的思考又有所深化，而对《易传》“是综合百家、超越百家的产物”的新观点不仅表示鼓励和认同，并就此作出了较高的学术评价。儒道互补且又综合超越，应该说余先生的观点对于思考中国哲学的起源和目标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启发意义。

（二）阐释天人整体和谐思想与政治智慧

我们知道，《周易》经传蕴涵有丰富的和谐思想。其中，尤以《乾卦·彖传》的论述最具代表性：“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周易》认为，由于乾道的变化，万物各得其性命之上，刚柔协调一致，相互配合，保持了高度和谐，所以万物生成、天下太平。先秦以降，不同历史时期的易学家都十分重视对《周易》太和思想的探索与研究。例如，汉代易学中的《京房易传》和《易纬》，就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儒家的文化价值理想以及对自然与社会整体和谐的追求。魏晋玄学思潮中易学家把传统的天人之际问题转化成为自然与名教的关系问题，使人们不再满足于现实的名教社会，而是憧憬一种合乎自然的名教社会。王弼生逢其时，根据这种时代课题的需要，作《周易注》，“乃全释人事”，以谋求社会和谐。宋代程颐易学把秩序与和谐的高度统一视为《周易·乾卦·彖传》所说的“保合太和”：“天地之道，常久而不已者，保合太和也。”在这里，程颐将差异与统一、秩序与和谐的完美结合称为“太和”，“太和”即最高的和谐。可以说，不同时期的易学家对《周易》整体和谐思想的充分论述，确实集中、鲜明地体现了中国文化的最高价值理想。

在总结前贤成果的基础上，余敦康先生立足于当代，对《周易》所体现出的中国文化最高价值的天人整体和谐思想，做出了系统阐释。余先生首先就“一阴一阳之谓道”展开立论，对《周易》中天人整体和谐思想的外延和内涵作了清晰而完整的论述。余先生指出：“一阴一阳之谓道”中的“这个道，合天人，通物我，既有深沉的宇宙意识，又有浓郁的人文情怀，就其前者而言之是极高明，就其后者而言之是道中庸，是自然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完美结合，可以使人得到理智的了解，也可以使人得到情感的满足，因而最能全面地代表中国哲学的精神而不陷于一偏”。诚如余先生所言，尽管分而论之，“道”包含三个维度，即天道、地道、人道，但无不归涉到自然与社会两个领域。若合而论之，这个“道”实际上就是天与人的整体和谐之道、自然与社会的整体和谐之道。而且，作为中国传统思想所普遍追求的那种道与人性的息息相通，不仅能够作为哲学家理性思辨的对象，同时也是普通民众“日用而不知”的内在生活依据，这既有理智的了解，也有情感的满足，思想精髓与价值理想、自然主义与人文主义紧密结合、圆融一体。据此，余先生进一步强调，就价值理想而言，“易道”致力于追求的是一种以“太和”为最高目标的天与人、自然与社会的整体和谐。一个以“太和”为天人和谐最高境界的“易道”，实质上就是《易传》思想体系中统贯天、地、人三才之道的整体之学。这样，《周易》自觉地接上了中国文化的发展源头，融会为一种代表中国文化根本精神的和谐之道，也最能全面体现中华民族的文化价值理想。

与此同时，余敦康先生还深刻揭示了《周易》和谐思想中所蕴涵的博大精深的政治智慧。余先生强调，《周易》倡导和谐，论述治乱兴衰的规律，实为拨乱反正之书，这与《周易》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根本主旨有着必然的联系。余先生对“推天道以明人事”作了如下分析：“《易传》把自然和社会看作一个整体，适用于自然界的原则同样也适用于人类社会，其根本主旨在于推天道以明人事，根据对支配着自然界的那种和谐规律的认识和理解，来谋划一种和谐的、自由的、舒畅的社会发展前景，使得社会领域的君臣、父子、夫妇的人际关系能够像天地万物那样调适畅达，各得其所。”余先生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是适用于自然和人类社会的一条总的原则。就天地万物的变化而言，阴与阳、刚与柔两大对立的势力相反相成。在相互推移激荡的过程中，呈现出一种“消息盈虚”的秩序，被称为“天行”。人类社会可以遵循“天行”的规律，谋求一种社会和谐，这就叫“推天道以明人事”。也就是说，通过对支配着自然界的和谐规律的认识和理解，以谋求人事社会的和谐。但是，就阴阳这两大势力的本性而言，由于现实处境在阴阳不测规律的支配下，有时和谐，有时冲突，如果斗争、冲突的一面占据上风，就破坏和谐，就社会来说，必将造成秩序的混乱。所以，余先生指出，《周易》把君臣、君民之间的关系看成刚柔相济、阴阳配合的统一体，强调君权的相对性而否定其绝对性，运用社会长期积淀形成的文化道德因素对君权进行某种程度的限制，其本身就是圣人怀着忧患意识写成的一部拨乱反正之书；历代有识之士为了治理乱世，使之恢复正常安定，往往抱着强烈的忧患意识，从《周易》经传中寻找拨乱反正的理论根据，这就在中国的政治文明中形成了一种以《易传》和谐思想为主导的传统。余先生立足于《周易》的和谐思想，从中国历史的规律和经验中抽绎出了具有深刻内涵的易学智慧。在余先生看来，这一易学智慧无论是回顾历史，还是关照现实，均力求克服现实与理想的背离，用理想来纠正现实，使现实符合于理想，自始至终都表现出一种经纶天下、建功立业的实践精神，对于当今社会极具启发和借鉴意义。

如前所述，余敦康先生认为《周易》中天人整体和谐思想非道非儒，亦道亦儒，代表了一种儒道互补的新型世界观。循此视角，余先生指出，《周易》的天人和谐与儒家、道家所追求的天人和谐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保合太和”虽是《周易》的核心思想，但对儒、道两家的和谐思想同样有所汲取。儒家侧重于追求社会人际关系的和谐，道家侧重于追求自然与人、自然与社会的和谐。《易传》的“太和”观是儒、道两家和谐思想的进一步整合和提升。就“元亨利贞”所表述的自然和谐而言，是与道家思想相通的。但也必须看到，《易传》自然和谐的思想毕竟与道家有异。道家虽然将自然视为一个和谐的统一体，但是“天地不仁”本身并不蕴涵任何与人的价值理想相关的伦理意义。《易传》与道家不同，它力求把自然主义与人文主义结合在一起，既要关乎天文，也要关乎人文，随时随地能够从自然的和谐中探寻其所蕴涵的伦理意义，谋划社会和谐。因此，《周易》重视发挥“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精神，与道家强调的那种无为的思想有着实质的不同。

余敦康先生认为，所谓和谐，在《周易》中就是对立统一，阴与阳、刚与柔的完美结合。在这种和谐境界中，一方面是万物各得其性命之正，至诚无妄，体现了天地之序；另一方面是刚柔相济，阴阳协调，体现了天地之和。当代中国在社会、政治、文化等领域确实需要开辟出一条和谐的变革之道。而余先生以《周易》的最高价值理想为主要标准，就《周易》“太和”思想所做的精辟论述，就社会治乱兴衰规律展开的深入分析，都有助于持续深入研究《周易》的政治智慧，更好地理解“易道”特质，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和理想追求。

（三）深入思考易学思想的时代功能

近30年来，众多学者通过各种全新理念和模式，从各种视角对《周易》进行了多学科、多角度、多层面的探索、研究，由此涌现出了大量的学术成果，使易学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对前人易学思想进行钩沉索隐、考镜源流的过程中，传统易学的一些核心思想和命题得到了全新的解读、诠释。余敦康先生早年的学术重心本在理学、玄学等领域，但之后却将主要精力投入易学研究，体现了一个学者在新时期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

在中国易学发展演变的历程中，曾出现过许多不同的流派，清代四库馆臣将其总结为“两派六宗”。清代朴学大盛，复兴汉易成为一个重要的学术热潮，其学术取向和治学理路对近代易学发展影响深远，以致民国以来许多易学大家虽对清儒的易学理论有所汲取和深化，但在一定程度上仍往往抱有一种贬斥宋易、崇尚汉易的倾向。传统易学研究中充斥着互相攻讦、党同伐异以及各自以为独得易学奥义而贬斥他人背离易学本义的门户乱象，对此余敦康先生并没有简单地加以批评和否定，而是别具慧眼地指出：“就宏观整体而言，却是彼此促进，相得益彰，各派各宗都从不同的侧面发展了易学的核心思想，在不同的程度上丰富了易学的宝库”。“我们今天研究汉易，究竟应该怎样超越前人的门户之见，着眼于易学发展的整体，恰如其分地估价其历史的地位，透过那些花样翻新而又繁琐荒诞的象数形式发掘其合理的内核？所有这些问题都涉及到对易学的本质及其演变规律的根本理解，每个研究者由于受到主客观条件的种种限制，很难作出全面准确的回答，但是为了把汉易的研究从描述的水平推进到一定的理论高度，这些看来似乎是大而无当的问题却是不能不认真思考的”。余先生所论主要谈及汉易，揭示出来的却是易学研究中一个不容回避的关键问题，即易学研究如何超越传统的“两派六宗”，由“描述的水平”向“理论的高度”提升。

随着自身易学研究的不断拓展和深化，余敦康先生已不再满足于对具有“理论的高度”的“大而无当的问题”的哲学思辨，转而对易学思想的时代功能选择展开了深入思考，这在其宋代易学研究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余先生指出：“所谓时代的选择，主要是一种功能性的选择。尽管从哲学思辨的角度看来，体不离用，用不离体，明体多于达用固然不好，达用多于明体也不值得赞许，二者难分轩轾，但是通观历史，每一个时代对学术思想的选择，并不是着眼于其哲学思辨程度的高低，而是着眼于其满足时代需要的功能的大小，这在社会发生急剧变革的时期尤其是如此。”余先生认为，相较于汉代易学，宋代易学的发展是与儒学复兴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当时具有不同倾向的思想家围绕着明体达用进行探索，不约而同地都选择了《周易》作为主要的经典依据，易学的繁荣就是由于这种具体的历史动因而促成的。既然明体达用成为当时人们所追求的共同目标，所以人们也就很自然地把是否做到明体达用树立为评判各派学术得失利弊的共同标准了”。在余先生看来，由于受到“具体的历史动因”的影响，易学中的象数派和义理派在明体与达用方面有时并不能保持一种平衡，“由于象数派'多参天象’，在明体方面可以作出贡献，但在达用方面就未免显得欠缺，义理派'全释人事’，可以'急乎天下国家之用’，但对大化流行的道体则研究得不够充分，因而这两派必须互补，走合流的道路”。

余敦康先生坚定地认为，中国传统易学本身始终存在着一个核心思想、内在精髓——《周易》所蕴涵的“中和”理念。如果从“易尚中和”的核心思想透视历代易学家著述背后的社会政治关怀和文化价值理念，就会使我们在看待易学史上的重大问题时有着豁然开朗之感。例如，传统意义上谈及汉代易学时，人们往往纠结于其庞大繁复的象数体系，常常沉浸于汉易所囊括的天文、历法、音律、地理等知识，甚至为汉易中不同流派的高下、短长而争论不休，但汉代学者热衷于如此复杂的解《易》方式的原因并没有得到合理的解释。究其原因，在于人们对汉代象数派易学定位还处于模糊状态。为此，余先生指出，虽然汉代的象数易学从形式上来看是阴阳术数与儒家经义相结合的产物，“一般而言，阴阳术数与儒家经义相结合，应该尽可能地满足三个方面的要求，一是立足于儒家的文化价值思想，二是提供一个完整的世界图式，三是推断灾异有数理的根据，能以命中率高取得人们的信服”。基于此，诸如孟喜、京房的卦气理论，“实质上是按照儒家的价值标准所描绘的一幅理想的蓝图，体现了自然与社会和谐的思想，如果用之于实际政治，既是一种认知工具，也是一种决策依据，具有多方面的功能”。可见，只有摆脱象数、义理的严格畛域，从《周易》文化传统和汉代儒家士大夫价值理想的角度切入来看待汉代易学，才能够把握汉易的本质。而这一理念和方法，无疑是余先生对传统易学研究的重要突破。

余敦康先生的易学著作，往往并不是以哲学理论体系的的逻辑推衍来统贯和展开，而是依循思想文化史的视角，整合、分析不同时期的易学史料。余先生对于传统易学加以诠释的出发点，是力图描绘出经先秦积淀而形成的“易道”，即《周易》的思想精髓在不同历史时期外化发展的过程。这种“外化”主要表现为通过政治决策的合理化，实现儒家的文化价值理想，也就是由所谓“通经致用”“明体达用”，最终实现内圣外王的贯通。应该讲，这实质上是一种带有文化史色彩的解读。在具体的易学研究过程中，余先生做到了“我和经典构成一个'视界的融合’”，将思想阐释与史事考辨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避免了一般易学著作论证空疏、泛滥无归的弊端。例如，余先生在深度剖析京房的易学思想时，并没有拘泥于其易学理论本身以及后世诸学者的评论，反而别具慧眼，对京房易学的贡献做出了合乎历史真实的客观、公允的评价。余先生以《汉书·京房传》所载的京房三次上书的史料为基础，联系汉元帝一朝的政局走向，尽可能地详尽论述了京房易学背后所体现出的文化价值理想和现实的政治动机。在余先生看来，京房卦气说是“和他的政治活动结合为一体，密不可分的，他的政治活动始终是以卦气说作为理论基础，而卦气说也始终是与实际的政治相联系，总的目的则是为了克服危机，理顺关系”。所以，余先生认为，如果脱离了汉代文化思潮和实际政治来孤立地看待京房易学，则难以作出客观、公允的评价，也难以全面把握其易学思想的本质。窥一斑而知全豹，正是从这一角度来看，余先生的易学研究可以说是将历史实证与理论分析有机结合、相得益彰的学术范例。

（四）发掘易学经世济民的价值

众所周知，当今世界存在着一系列矛盾和冲突。就全球范围来说，有各种文明之间的冲突及各个地区之间的冲突；就一个国家内部而言，又有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冲突及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这些冲突是人们每日每时必须面对的生存困境和严峻现实。就当代中国而言，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也就是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轨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有各种各样的对立，除了从古代沿袭下来的对立、冲突之外，还有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对立、冲突，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对立、冲突。所有这些对立和冲突，综合凝聚为一种具有新的转型期特征的理想与现实的对立，造成了一系列精神的分裂、价值的失落以及文化的危机。

如何解决当代社会特别是文化方面的对立、冲突和危机，余敦康先生认为可以有两种不同的选择：一种是立足于斗争，一种是立足于和谐。从20世纪以来人类所积累的大量实践经验来看，前一种方法并不能有效地解决冲突，只能使之更加激化。因为立足于斗争，把冲突的双方看成你死我活的二元对立，采取激烈斗争的方法，进行强制性的控制，建立单向度的统治与服从的关系，结果只能是把国家、社会推向危机的边缘。这方面是有着深刻教训的，特别是我国在改革开放前的某一特殊时期。有鉴于此，唯有后一种方法才是解决我们国家处在转型时期矛盾冲突正确的选择。

秉持经世济民的理念，余敦康先生对于易学的当代价值格外重视。余先生认为，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应该是和谐共处的关系，中国不仅在国内应该构建和谐社会，在国际上也理应与所有国家一起来构建和谐世界。这是由中国五千年一脉相承的“道统”决定的，我们传统文化的“道统”并非专制，而是和谐。余先生就此强调，五四以来的近百年，中国的文化曾受到怀疑，这在当时是可以理解的一种现象，毕竟落后就要挨打，就需要以一种反传统的方式来促使中国复兴。反观当今时代，中国国力不断提升，和谐社会的提出就是要对世界有所贡献。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是和谐，而《周易》则是和谐价值的重要载体。尽管中国历史上很多典籍提到了和谐这一理念，但是将其提升到哲学这个高度的，最为主要的就是《周易》。中国的智慧在《周易》，《周易》的智慧在和谐，和谐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核心，同时也关乎世界文明未来发展的方向。余先生依据其对当代中国文化的思索和研究，明确指出：“只要我们抱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坚持不懈地去探寻，是可以找到一种有效的操作方法来克服传统与现代、现实与理想的对立，达到历代哲学家梦寐以求的理势合一、真际与实际交相辉映的太和境界的。而在这个有效的操作方法真正找到之日，也就是中国文化以前所未有的崭新姿态复兴之时。”这是颇有见地的宏论。

与此相联系，关于易学价值在当代社会的实践性和操作性，余敦康先生也高度重视。余先生认为，《周易》的智慧是一个发掘不尽的宝藏，对我们当代社会的各项事业能够起到关键的作用。在余先生看来，“《周易》这部书把认识客观规律和人们对这种规律的利用两者结合起来，指导人们根据形势的变化采取正确的决策，实质上是一部'开物成务’、'极深研几’之书，也就是一部关于决策管理之书”。《周易》的智慧就在于“涉世妙用”，具有强烈的实践功能，是一种指导人们正确行动的理论。不论是学《易》、研《易》还是用《易》，都应从“开物成务”“极深研几”着手，否则便往往流于神秘虚玄，脱离实际。早在20世纪90年代，余先生就注意到，学术界对于《周易》实践功能及其“涉世妙用”之智慧，尚缺乏较为深入的阐释。因此，余先生身体力行，主编了《易学与管理》一书，并对易学中的管理思想从“《易》为管理之书”“管理的最高目标”“管理的操作原则”等几个方面进行专题研究，揭示出了《周易》管理哲学的内涵，在当时产生了积极的反响。

余先生指出，“《周易》的阴阳哲学不仅是对客观世界的一种纯粹理性认识，而且与人们的决策管理活动紧密相连，具有强烈的实践功能”。在他看来，既然《周易》蕴藏着丰富的决策思想和管理思想，不仅提供了一个博大精深的哲学体系，而且系统研究了人们的行为，是一部关于决策和管理学的专门著作，那么，《周易》的宇宙论、本体论和辩证法作为对客观对象的一种纯粹理性认识，不应仅仅局限于学理层面的研究，而应与人们的实践行为紧密结合在一起，追求“保合太和”的最高目标，这样才是真正的“明体达用”。

此外，《周易》的价值理性如何与科学理性相协调，亦是余敦康先生研究《周易》管理哲学的基本着眼点。余先生认为，管理行为的实质是尽可能地在阴阳之分与阴阳之合的错综复杂关系中保持一种动态平衡，而《周易》经传思想恰恰包含了许多理想的管理模型，揭示了管理思想的本质所在，对于指导人们自觉地迁善改过极具借鉴意义。为此余先生指出，《周易》这样一部作为古代决策管理的专著，对于当代的指导作用大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深入发掘：一是“刚柔立本”的组织原则；二是“变通趣时”的达变原则；三是“圣人成能”的调控原则；四是“仁以守位”的用人原则；五是“崇德广业”的领导自身的修养。从上述原则出发，无论哪一领域，作为一个现代管理者，如果将易学用于现代经营管理，充分发掘主体意识，对组织目标的优化进行不懈的追求，那么所面临的实际问题自然会“化而裁之”，“推而行之”，“神而明之”。余先生把《周易》的性质归结为管理、决策，倡导学以致用，解决现实问题，不能不说，这是他在当代历史条件下继承明体以达用的精神，促使易学切合时代需要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一种最佳处置方式，体现了对传统的明体达用、知行合一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值得关注的是，近些年来，在中国传统文化强势回归的大背景下，余敦康先生对国学经典的普及、推广特别重视，试图“站在现代人的角度，适应现代人的需要，把艰深晦涩的《周易》变为人人都能读懂之书，把易学的智慧变为人人都能掌握的精神财富”。为此，余先生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学院派原有的思维定式和研究方式，“通过我的诠释，体现我的关怀，体现我的理解，使我整个人走进去”，沟通了传统与现代的时空距离，凸显了文本内在的哲理智慧，对通行的经传合一的《周易》文本进行逐字逐句的训释、解读，在面向社会大众、通俗易懂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应该承认，这是余先生开掘易学研究当代价值，力求中国传统文化现代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颇为有益、较为成功的实践。

各个时代有不同的时代课题，易学的面貌亦会随之呈现出不同的变化和发展。余敦康先生的易学研究着眼于历史的解读，同时又紧扣现实的关怀，特色极其鲜明：既有对《周易》和易学文本及其相关材料的具体而微的开掘和阐释，又有对易学史及其相关问题的宏观认识和总体把握；既不拘泥于传统的象数、义理的门户之见和学派壁垒，又始终注意将易学问题置于宏大的思想文化背景与流变中来系统考察和综合分析。余先生将易学研究建立在哲学史、学术思想史研究的基础之上，运用易学智慧来认识和解决面临的时代课题，其中始终贯穿了强烈的且洋溢着个人生命体验和文化情怀的问题意识，从而有所创获、有所发展。当然，余先生的易学研究特色，在余先生的其他研究领域也同样有所体现，只是形式不同而已。对于自己毕生的学术追求和文化理想，余先生做过如下总结：“树立精神上的和谐理念，陶铸现实的和谐生活，也许是对文化价值理想的最简明表述，正如文化的价值只能在生活中实现一样，生活的价值也正体现在追求理想的进程之中。”[72]恰恰是在“追求理想的进程之中”，易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走向未来可以凭借的一种重要资源，能够推动当代中国完成文化领域、精神领域的转型，最终熔铸成为一种崭新而旺盛的文化形态。对此，余先生深信不疑。可以说，余敦康先生的易学研究，不仅为他的学术旨趣、治学理念做出了与时偕行、合乎预期的学理诠释和逻辑推导，而且从一个侧面展示了他学术成就、治学风格的魅力和影响，而这本身又是对易学研究者以及中国哲学史、中国学术思想史研究者的一种沾溉和惠泽，需要我们进一步关注和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