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粤珍奇胜碧霞”之清代广东铜元
（GUANGDONG/KWANGTUNG)
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开制
清代轮隆年间，广东进士宋湘，为官清廉，勤政发民，才气豪迈，赋诗敏捷，曾经将当时广东各府州县的地名，集结写成了一首诗，其中以“东粤珍奇胜碧霞”描写广东的好山好水，令人印象深刻。清末中英爆发鸦片战争，1842年中国战败签订《南京条约》制让了香港，自此，由于香港的关系，广东成为受到西风影响的重要省份之一，很多“洋玩意儿”都是粤省开风气之先大胆使用的。
广东首创，铜元肇始
方孔铜钱是中国古来由政府发行的货币，以“文”为基本单位，具备货币的价值衡量、流通、储藏与支付等功能，是商民经济活动的基础。雍正十一年以后，限定以一钱二分（约为4.5克）为铸钱的标准重量，自此成为定制，故亦称“制钱”。但随着国力的衰弱，制钱减重的情况逐年加剧。此外，由于清末太平天国运动与云南农民起义等动乱，使得云南铜产锐减，铜价逐年上涨，造成清末许多铸钱局关闭，奸商囤积制钱私毁牟利，因而更加重各地钱荒，导致钱价逐年高升。为了解决制钱缺乏的问题，两广总督张之洞奏准成立广东造币厂，光绪十三年（1887年）四月与英商伯明翰造币厂签订合同，订购可日产“机造制钱”260万枚，兼造银钱10万枚的造币机器，于广州择地建厂。广东造币厂十三年七月兴工，十五年二月落成，四月廿六日开制机造制钱，拥有造币机器90台，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造币厂［01].
广东造币厂初期用机器制造重一钱的黄铜“光绪通宝／库平一钱，满汉文广”方孔制钱，后来为了降低成本，改制重八分的“光绪通宝／满文宝广”，光绪二十年因亏损甚巨而停造，其间粤厂曾试制了少数“光绪重宝当十”方孔样钱，探讨发行大值铜元的可行性，后可能因未被核准而没有发行。光绪三十二年再因制钱缺乏，生产重三分二厘的黄铜圆孔机造制钱，度支部（原户部）也曾一度要求各省仿效粤厂制作。宣统二年粤厂收归总厂后，地方钱币一律停产，总计清末广东造币厂共生产机造制钱约52.5亿枚【02].
GDQ01
中国第一枚有记载的机制方孔钱，英商伯明翰造币厂样币，级别3级
GDQ02
光绪重宝／宝广当十，机制币，级别3级
由于广东的机造制钱亏损严重，时造时停。钱荒日甚，民计愈困，“银贱钱贵，物价剧增”的现象更行严峻。此时，香港政府趁机大量制造铜仙输往广东，获利颇丰。于是，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两广总督李鸿章拟仿香港铜仙，以机器制造“每枚重二钱”的铜币，开始时以“每百枚换一圆”（即铜重二百钱约可换银七钱二分）为银圆、铜元的法定兑换比，行情远远超过制钱千枚换银一两（即铜重一千钱约可换银一两），除补钱荒，也因而得利。当时海关负责编纂《贸易情形总论》册处税务司马士（H.B.Morse)即指出“各厂无暇铸造银圆之故，即为赶铸铜元”，认为铜元兴起在于：“并非百姓厌故喜新乐于使用，实因制钱大缺，无处兑换，不得不用铜元以便流行”，所以，铜元的出现适足以成为制钱的有效代用品。
广东首先推行的ONE CENT铜元（“CENT”应译成“分”，广东、香港等地音译成“仙”），钱币面版书写为“光绪元宝每百枚换一圆”，背版设计为“ONE CENT飞龙”图案，在同年六月面世，开我国发行西式铜元的先河。然而，粤省开始时发行的铜元是以银圆为换算基准的，和中国传统社会以制钱为单位的用钱习惯不合，当时民众平日生活的工资、杂费、民生物品价格等皆以“文”为计价基础，因此造成日常使用铜元的不便。
此外，国际银价长期的滑落，也是造成铜元当作银圆辅币无法顺利推行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古代的货币制度，没有类似西方国家的货币本位制度，也无主辅币之分，有学者说清代货币制度是“铜制钱”与“称重银两”的双轨制，两种货币同时在市场上流通，具有同等合法性，也各自有不同的使用范围。制钱以文为单位，清代初期法定一千文为一串，合银一两，但在实际流通中，银、钱比价随着市场需求变化而频繁波动，银两和铜钱不仅是两种货币，而且也是两类金属商品，银和铜自身的商品价格，决定了货币的价值。18、19世纪间，由于墨西哥等拉美地区的新银矿的大量开采、技术的改良、政府的补贴等因素，使全球银产量逐年递增，国际银价呈现长期下跌的趋势，因此，自19世纪70年代以后，印度、日本、俄国等也先后放弃银本位制而采用金本位制。
在“银贱钱贵”造成钱荒的情况下，广东当局开始以公信力规定铜元作为银圆的辅币，使得铜元发行初期大为畅旺，常以高出“法定价值”来行用。如前述，后来因银价下跌与银、铜比价不稳定等因素，以银圆作价的“每百枚换一（银）圆背ONE CENT”铜元（简称仙币）推行不顺，造成民众日常使用的不便与困扰。因此，粤省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改成以制钱作价的“每元当制钱十文背TEN CASH”铜元（简称文币），这才顺利通行无碍，从此，广东铜元才真正开始蓬勃发展。据钦差考查铜币大臣陈璧的统计资料，粤厂自光绪二十六年开办至光绪三十二年底共造当十铜币近9.6亿枚，规模应仅次于湖北与江宁两厂。此外，参考其他资料，粤厂在光绪三十年生产了近1.5亿枚，光绪三十一年生产了约4亿枚［02],由此得知广东铜元文币的数量要比仙币来得多。
GDQ03
每百枚换一圆／ONE CENT飞龙，中国第一枚机制铜元，
伍（周）谱编号A-1(KT.02),级别C(10级）
GDQ04
广东高宝／TEN CASH飞龙，广东文币早期混配版，伍（周）谱编号B-3(KT.05),级别S(8级）
GDQ05
广东低宝／TEN CASH飞龙，广东文币中期版，伍（周）谱编号C-3(KT.07);级别C(10级）
追寻伍谱广东混配的轨迹
广东“仙文”混配铜元
所谓“铜元混配”现象在清未各省局普遍存在，也饶富铜元收藏的独特趣味。广东造币厂在“仙文”版别转换的过渡时期，也发生了而背版混配情况，笔者多年追寻伍谱记载的三种广东光绪元宝的铜元混版，先后有幸得自张璜的旧藏。
GDQ06
广东“仙面文背”混配。每百枚换一圆混配TEN CASH飞龙，面为“粗头一”，仙币晚期版。币背英文H一般所见都是断开的，此枚完整好品少见，应为十文龙早期版，张璜旧藏，伍（周）谱编号A-3(KT.03),级别ER(5级）.
GDQ07
广东高宝“文面仙背”混配。高宝版混配ONE CENT飞龙，张璜旧藏，伍（周）谱编号B-1(KT.06),级别ER(6级）
GDQ08
广东低宝“文面仙背”混配。低宝版混配ONE CENT飞龙，张璜旧藏，伍（周）谱编号C-1(KT.09),级别ER(5级）
广东小字肥绪铜元
今人称为广东“肥绪”铜元，前人名曰“广东小字”，很早就为收藏家们所重视，此枚广东小字肥绪的包浆为典型张璜（或汉南）藏品，币面上隐约有铅笔书写“E4”的痕迹。新中国成立前，当时有位德籍的铜元收藏家汉南，侨居上海，也应是伍德华的“粉丝”。此君有个收藏习惯，喜欢将伍谱的编号用铅笔写在币面上。汉南与张璜的私交甚好，以常常讨论铜元而成为好友。“二战”结束，德国侨民要被遣返，汉南在回国前将所有藏品转交张璜。所以现今所谓“张璜旧藏”铜元应大都来自汉南。其藏品特色以版别全且品相好著称，此外也有珍稀的名誉品，包括大名鼎鼎的“哈尔滨军舰”铜元（后来张璜带到香港，可能即笔者的现藏品）与广西十文（现藏于上海博物馆）等。
GDQ09
广东小字肥绪，又称异绪，从龙版推算，应是广东光绪元宝铜元的后期版，张璜／汉南旧藏，伍（周）谱编号E-4(KT.10),级别ER(5级）
有名的中国机制币钱币商张璜，祖籍杭州，后移居上海，早年以收藏铜元为主，由于与马定祥有同乡和同好的渊源，后来成为莫逆之交。张璜的英文流利，和当时在上海的洋人钱币收藏圈颇为热络。民国35年（1946年）在上海开设“金海钱币店”，以经营机制币为主，并且主持了中国首次钱币拍卖会，吸引了许多中外藏家。1950年离沪赴港前，张璜将大部分铜元留给了上海家人，到香港后从事高档机制币买卖，当时海外收藏大家的珍品，很多皆由其经手。1981年，张璜出版了《中国银圆及银两币目录》，该书迄今仍是中国银币收藏者的重要参考依据。
清末铜元时代生活史
广东始制铜元，初期绩效良好，后清廷命沿江沿海各督抚仿办，于是各省纷纷仿效筹办开厂，铜元余利主要用于该省练兵与学堂新政之用。此后，由于各省利之所趋且中央也未即时立法管制，各地铜元滥造情形逐年加剧，尤其南方各省如粤、闽、宁（苏）、浙、鄂等更是大量制造铜元倾销他省，造成铜元价值逐年降低。此外，国际银价虽在19世纪末呈现下降的趋势，但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的历史低点起逐渐呈现反弹回升的趋势，一圆银圆兑得的制钱数逐年上升，一改光绪元宝铜元前期所谓“银贱钱贵”的现象。
方孔铜钱是中国几千年以来，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农民经济活动的计价基础，如宣统元年（1909年）六月三日《申报》所言：“吾国以农立国，四民之中农占多数······然其副产品如柴薪、蔬菜、鸡鸭之类，其佣工如春米、插秧、耘草之类，皆以钱计值。”所以当银价上涨，相对于基本计值单位“文”就涨价，而实际上当时制钱缺乏，取代制钱行用的是每枚重二钱（7.4克）的虚值大钱“十文铜元”，所以上述的“银贵钱贱”就是“银贵铜元贱”，民众虽然日常生活以“文”来计价，但是买卖大宗物资或交税都以银圆（两）来计算，基于铜元滥造与银价上涨等因素，人民生活日益艰困，造成社会的动荡不安。同年六月，上海的《东方杂志》记载：“松江华亭县亭林、叶榭两镇各商家，因铜元充斥，洋价（大洋银圆的市价）飞涨，决议于四月初一日起将铜元每枚折当制钱八文，乡民大哗，同时捣毁店肆数家，以致罢市。”
此外，再从政府官员的角度来看紫铜块（铜元材料）价格变化对铜元制造成本的影响。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两江总督周馥《各省倾销两江铜元贬值请予禁止》的奏折中说：“（铜元）开办之初，铜贱钱贵，获利颇巨。”参考张家骧的《中华币制史》附录“紫铜锭块每担值关平银平均值”的记录中发现：紫铜锭块相对于银价从19世纪末呈现稳定上涨的趋势，刚好在光绪二十八年达到历史的高点，次年暴跌，不过，从光绪二十九年到光绪三十三年重拾升势，逐年上涨。
笔者解读周馥的“开办之初，铜贱钱贵”论点：在光绪二十八年底以前的粤、闽、苏三省开制铜元，国际紫铜块价格虽然在高点，但是各厂没有过去的可比性，且当时铜元产量不大，铜元兑换制钱的比价稳定，所以此时如前所述在“银贱钱贵”之下，产生了周馥所说的“铜贱钱贵”的情形，此“铜”指的是制作铜元的紫铜块。我们可如此解读：此时相对于制钱的基础，以较“贱”的银两来买较“贱”的紫铜块，所以制作铜元“本低利厚”。光绪二十九年间国际紫铜价暴跌，为五年间新低，相比前几年，此时“铜贱钱贵”的现象就更为明显，这可能也是引发后来中国各省竞相设厂，疯狂滥造铜元的重要原因之一［03].
但从光绪二十九年到三十二年国际银价与紫铜块稳定齐涨之下，也就是形成了“银贵铜贵”的情况，导致了光绪元宝铜元后期的“银贵铜贵，但钱贱”的社会现象，此时“当十”铜元已取代制钱使用，所以“钱贱”意即“铜元贱”。故如周馥在该奏折后面所说：“近来又因铜贵钱贱，余利遽减。”此时由于紫铜块上涨、银价上涨与铜元滥造等因素，造成铜元逐年贬值，各省铜元制造利润逐年降低，甚至达到亏损的局面。
从光绪二十六年广东始造铜元起，各省就纷纷仿效，以致造成后来铜元“滥造成灾”，到民国2年（1913年）底统计全国各厂造额，已达三百多亿枚02].为了能更清楚了解清末民初的铜元贬值情况，笔者找出一份民国15年9月发表的铜元上海价格统计表，从表中可看出法价原本定一圆银圆兑换十文铜元100枚，初时还可以低于法价，获利颇丰，随着各省滥造，贬值每况愈下，民国时期此情形更加严重，铜元在上海市场的兑换价格，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时的88枚至民国15年（192),一十多年间，铜元价值仅为原来的三分之一[04].
为了解决上述的各省滥造铜元造成贬值的情况，清政府不得不进行大力整顿，逐步对各省设厂造币采取限制的措施。
光绪三十一年五月，户部造币总厂开制后逐步收回各地造币权。首先于同年五月户部限制各省设立铜元厂，十月限制各省铜元产量，后各省大员虽纷纷呈请勿限，也皆被驳回。此外，户部更要求各省现有的厂不得沿用旧名，应统名户部造币分厂并冠某省字样，过去所用的祖模一律废止，以户部总厂的大清铜币为标准，颁定统一的祖模，由各分厂派员至总厂承领祖模，各省局须在币面中心加刻省名一字，以便查考。更名后的“广东户部造币分厂”也依令从光绪三十二年起逐年制造了中心“粤”大清铜币，币面左右标示“户部”，标志着地方厂归属中央的时代来临了。同年七月后，户部合并了其他小分厂，留存了九处分厂。九月，户部改组成度支部，并将财政处归属于度支部。
GDQ10
戊申粤错配宣统龙，伍德华定为仅见品，品相带光更是稀少，马定祥旧藏，伍（周）谱编号H-8(KT.17),级别U(3级）
GDQ11
己酉粤错配光绪龙，马定祥旧藏，伍（周）谱编号J-7(KT.19),级别ER(4级）
GDQ12
丙午粤弯头清／部颁龙，光绪三十一年底按部颁祖模开制中心粤大清铜币，伍（周）谱编号F-6(KT.11),级别C(9级）
GDQ13
丁未粤／光绪细云龙，品相带光者较少，伍（周）谱编号G-7（KT.15),级别C(10级）
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度支部为了更严格管理圜法，根据考查铜币大臣陈璧的整理建议，推行统一章程十六条，为下一步整并成清廷所能完全控制的分厂做准备，此时广东分厂再度更名为“度支部造币粤厂”。光绪三十四年二月，清廷下令各省均停造铜元，后虽经由各省的力争，仅同意四川因偏远的关系暂缓停产，其他省局一律将已（订）购之铜斤，各按该厂原来每日产量，尽数生产铜元，直到库存原料用完，即行停产103].所以，光绪三十四年（岁次戊申）至宣统元年（岁次己酉）期间，除四川省外，其他各省的铜元产量都相对较少，上述停产令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有别于他省，粤厂是唯一在大清铜币时代（光绪三十二年至宣统元年），逐年都以新干支模具来造币的造币厂，虽广东铜元产量很大，但由于该厂制度完善且制作规范，所以版别相对较少，年号混配也较为少见。中心粤大清铜币，由于中央的停产命令，戊申与己酉年份的产量相对较少，相比之下存在的“干支混配”也比光绪元宝时代的“仙文混配”来得稀少，品相好的更是难得，为广东铜元难得的珍品。
宣统二年四月，度支部再度大刀阔斧裁撤各省造币厂，考虑中国幅员辽阔，仅将汉口（武昌）、广州、成都、云南、江宁与奉天六处改为分厂，统归天津总厂管理，此时粤厂第三度更名为“度支部广州造币分厂”，五月，度支部指派各分厂总帮办（厂长），以总厂副监督锡廉为广州造币分厂的总帮办，并稽核其余各五分厂。从以上粤厂名称的改变，似乎也透露出清代各省局从原本“诸侯割据”的地方造币厂，逐渐转变为中央度支部造币总厂所控制的分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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