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是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革命重心已经由南方转移到北方的历史背景下、是在中华民族面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步步深入而出现空前危机之际、是在中国工农红军和中国共产党处于生死攸关的时刻，中国南方的各路红军被迫进行的一次战略大转移。1936年10月，各路红军会师西北和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潮的兴起，标志着长征的胜利。那么，在两年的光阴里，是什么使红军将士能够以劣势的兵力和装备冲破十几倍于己的国民党军堵截最终到达胜利的彼岸？是什么使各路红军能够在鸟尽人踪灭的恶劣自然环境中，克服饥饿、寒冷、伤病等超越人类生存极限的困难，闯出一条生路？又是什么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由颓势走向兴盛，并点燃起中华民族复兴和解放的熊熊火焰呢？是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毛泽东的英明统率，是全体红军坚定不移的共产主义信念和不怕牺牲、敢于胜利、充满乐观、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是由崇高的革命理想、深厚的阶级情谊和强烈的爱国精神所凝结起来的亲密团结。长征期间充溢于军民之间、官兵之间、全党上下和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亲密团结，乃至后来为抵御外侮在全社会各阶级和各阶层之间形成的同仇敌忾，是各路红军取得长征最终胜利的力量源泉。
全党的团结与统一是红军长征胜利的根本保证
长征开始时，中国革命处于最低谷，中国共产党人处于最困难的境地。面对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军事、政治和文化“围剿”，在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下，党在白区的力量几乎丧失了100%，在苏区损失了90%。残酷的现实迫使全党、全军上下苦苦思索新的出路。于是，有了遵义会议的酝酿和召开。
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内正确路线，在实事求是思想指引下运用民主集中制和“党指挥枪”原则的结果，是在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中断的情况下召开的。这一偶然的情况在客观上保证了党的领导人得以独立自主地解决自己的问题。会议首先解决当时最急迫的军事路线问题，重新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的主导权。同时，开始调整党的组织路线。会议补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后又以张闻天替代博古在党内负总责，成立新的“三人小组”指挥军事，逐步确立毛泽东对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
遵义会议开始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稳定的中央领导集体，实现了红军长征由被动到主动、中国革命由失败到胜利的伟大转折。为了维护党中央的统一和团结，会议极其策略地回避了对党的政治路线的是非争论，并一般地肯定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会议树立了正确的党内斗争原则，对于在会上坚持其错误主张的博古、凯丰和军事顾问李德，不是像“左”倾宗派主义者统治时期对待持不同意见的同志那样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而是贯彻批评与自我批评准则，进行耐心地批评帮助，并让他们继续参与中央的领导，从而有力地维护了党中央的权威和团结。这样，在党的历史上为害最严重的“左”倾教条主义——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得到纠正。
党中央的团结和统一，不仅保证了对中央红军战胜敌军围追堵截的坚强有力领导，而且在后来克服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的斗争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尤其是当张国焘扬言要“审查中央路线”，并借口统一指挥来“解决组织问题”时，博古、凯丰和李德等都坚决地站在毛泽东、张闻天等一边，维护党中央的团结和统一，使得张国焘没有可乘之机。
在同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行径进行斗争的过程中，毛泽东一是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虽然真理在握，但他并不以个人命令去强制别人执行，而是重大决定都由政治局会议做出，注重发挥党中央集体的坚强有力领导。二是注重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毛泽东在一些原则性问题上同张国焘进行坚决斗争的同时，为了维护全党和全军的团结，也对张国焘做了适当的妥协让步，比如让出红军总政委的职务，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等。特别是在张国焘公然抗拒中央，企图以武力威胁中央改变方针，党中央不得不率红一、三军团先行北上的严重情况下，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批判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行径的俄界会议上，还耐心地劝说一些要求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同志。他说，我们同张国焘的斗争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应采取党内斗争的方法处理，最后做组织结论是必要的，但现在还不要做，因为他关系到团结和争取整个红四方面军的干部，也关系到红一方面军在他那里的许多干部的安全。甚至在张国焘擅立第二中央，公开分裂党的严峻时刻，毛泽东仍冷静地说服其他同志不要开除张国焘的党籍，以便团结和争取整个红四方面军。张国焘的倒行逆施受到包括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在内的全党上下一致强烈的反对，加上其南下川康边的行动严重受挫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代表张浩，红二方面军领导人任弼时、贺龙，以及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等人的坚决斗争，张国焘被迫取消第二中央，并放弃其南下计划。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按照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正确方针，一同北上，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终于在甘肃会宁和宁夏将台堡地区大会师。这样，在党的历史上发展到极致的右倾机会主义——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也终于被克服。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在长征这危难时刻的风头浪尖上经受了锤炼，得到全党、全军的衷心拥护和信服，从而逐步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这是中国共产党由幼年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1945年党的七大选举产生的中央书记处五大书记，全部是经过长征磨练的。1956年党的八大后形成的由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和邓小平等组成的中央领导集体，也全部是从长征队伍里走出来的。历史选择了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在长征途中，由于形成了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核心，由于贯彻了独立自主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中国共产党不仅确立了正确的军事路线，而且树立了正确的组织路线，并在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上完成了党的政治路线的转变，从而在全国各路红军大迁徙的艰难过程中，最大程度地团结了全党和全军。随着全国各主力红军会师西北高原，中国共产党自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十年后，达到空前的团结和统一，这为迎接全面抗战的爆发和中国革命新高潮的到来提供了根本的思想指引与组织保证。
各路红军协力作战是红军长征胜利的战略法宝
国民党军发动的第五次“围剿”投入100万兵力。长征途中，为彻底消灭红军，蒋介石调动了各地的反动势力，可以说是举国之力，在红军所到之处布下天罗地网；而红军的长征也是全国各路红军相互配合的战略大转移。即使在中央红军开始长征之初，虽然是迫于无奈，但它当时就是一次有计划的战略行动。为了打破国民党军的军事“围剿”，1934年7月，寻淮洲、乐少华、粟裕、刘英率红七军团由瑞金出发，与在闽浙赣地区开展斗争的方志敏部会合，以抗日先遣队的名义先行远征；1934年8月，任弼时、萧克、王震率红六军团由湘赣根据地的遂川出发西征；1934年11月，徐宝珊、程子华、吴焕先、徐海东率领红二十五军由鄂豫皖根据地的罗山县向西北转战。这三支红军的突围远征是全国红军长征的先遣队，主要是为打破国民党军的第五次“围剿”和策应主力红军的长征起战略牵制敌军的作用。方志敏所部未能冲破敌人的重重包围，先是寻淮洲在作战中牺牲，不久方志敏、刘畴西（红十军团军团长）也在怀玉山中被捕后英勇就义；红六军团不仅为中央红军长征发挥了探路作用，而且成功地与贺龙领导的红二军团会师，并建立了湘鄂川黔根据地；红二十五军也是一路奋战，创建了鄂豫陕根据地，并率先与刘志丹领导的陕甘红军会师组成红十五军团，巩固和发展了陕北和陕甘根据地，为各路红军的大转移保留了唯一的落脚点。
三大主力红军之间的战略配合和战役合作，更是对红军夺取长征的胜利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和长征前各路红军分别在各自的根据地开展反“围剿”战争有所不同，长征开始后除在南方八省坚持游击战争掩护主力红军突围的后方部队之外，各路红军都投入到战略大转移之中。这在客观上为各主力红军间的战略配合造成了非常有利的态势。在著名的四渡赤水之战中，毛泽东正是利用这一有利条件，把打破敌人围追堵截的现实任务和重建新根据地的既定目标，有机地统一起来。他时而指挥中央红军向北摆出同红四方面军会师的态势，时而又回头显露出要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趋向，巧妙地与强敌周旋，反复地调动敌人，将包袱甩给敌人，从而争得了战场主动，在惊涛骇浪中杀出一条生路。与此同时，坚持在湘鄂川黔根据地和川陕根据地斗争的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以及在鄂豫陕根据地的红二十五军，也积极地配合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他们主动出击，消灭和牵制了大量的敌军。
在战略转移中的各路红军共有过七次会师，如红七军团和红十军（方志敏所部）的会师，红六军团与红二军团的会师，红二十五军与陕甘红军的会师，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的会师，陕甘支队（红一方面军一部）与红十五军团的会师，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的会师，以及最后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和宁夏将台堡地区的大会师等。每一次会师，对来自不同根据地的红军将士来说，都是精神上的相互声援，也是战术上的学习和交流，更是阶级兄弟的情谊交融；每一次会师，都壮大了红军的力量，创造了有利的战机，取得了一次次的辉煌战绩，鼓舞了红军的斗志，从而将必胜的信念化作挡不住的铁流。毋庸讳言，长期在国民党军分隔包围下独立作战的各路红军，也形成了各自的特点和不尽相同的战斗作风与战术素养。乍一会合，也难免有分歧，甚至在少数人的头脑中不排除还有山头主义的影响作祟，以至于在长征路上出现了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造成的严重情况。但是，血脉相连的阶级基础，共同的革命理想和目标，普遍具有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觉悟和中国共产党人的组织原则，特别是在张国焘操纵下致使红四方面军的南下作战遭受惨重的牺牲，从正反两方面教育了全军。红军上下普遍认识到团结的弥足珍贵，维护团结成为红军全体将士的共识。从此之后，各路红军更加自觉地接受中央中共和中革军委的统一指挥，更加注重协同作战。先行北上到达陕北的陕甘支队，为策应红二、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北上，他们会同红十五军团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北根据地的“围剿”，并发动了东征和西征，建立了巩固的陕甘宁根据地；率领红二、六军团（不久即改编为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的贺龙、任弼时等，连同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等战胜了张国焘的阻挠，和红四方面军一道按照中革军委的指挥北上抗日，并取得了一系列战役的胜利。这样，自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陆续诞生的各支红军，终于齐聚西北，第一次纳于中央中共和中革军委的直接统一指挥之下，形成坚不可摧的钢铁力量。从而与中国革命中心北移的历史大趋势相呼应，完成了党中央和红军主要力量的北移。
军民携手、官兵一致
是红军长征胜利的力量源泉
被迫踏上长征路的红军指战员们，离开生活和战斗了多年的根据地，与朝夕相处的亲人分离，痛感缺少人民的支撑和没有根据地依托的失落与困难。基于人民军队的本质，同时也出于失去根据地人民支持的痛楚，全党和全军上下在长征路上，都更加重视对沿途群众的宣传和动员。尽管军情危急，戎马倥偬（红一方面军平均每天行军74华里），几乎每天都有一次战斗，但是各路红军在行军途中，每到一处，总是打垮反动势力，救助穷苦百姓，播撒革命火种，建立红色政权。特别是红军将士一路上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发自内心的对穷苦百姓的爱护与帮助，展示了文明之师、威武之师的精神风采，深深地打动了沿途的广大群众。沿途的黎民百姓箪食壶浆迎接红军，参军作战，送粮草，捐衣被，救伤员，当向导，不惜毁家舍命，赴汤蹈火。据统计，长征途中各路红军共补充新兵三万人以上。长征中红军途经的少数民族居住区和杂居区占长征途经地的50%以上，在近20个少数民族中播撒了民族平等的火种，谱写了“彝海结盟”这样万古流传的篇章。长征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少数民族工作的开端。毛泽东说：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的确，长征中，红军以自己的行动向14个省（按现在的区划为15个省区市）的两亿多人口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和过去在各个根据地有限区域里的孤军奋战不同，长征则是在更广阔的天地里动摇了反动统治的社会基础，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使共产主义的“福音”，由苏区一隅传向了全中国。
官兵一致是红军的本质特征。长征使人民军队的这一基本建军原则在这场最危险、最艰难的生死考验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和锤炼。在长征中，红军的领袖和各级指挥员承担了比普通战士更重的责任。条条湍急的河流，座座危耸的雪山，茫茫无边的草地，革命领袖和各级指挥员与普通的战士一样，凭借自己的双脚，一步一步地走完；敌人的枪弹和天上的飞机轰炸，并不因为谁的职务高而格外开恩。每一场战役展开，每一次战斗打响，从总司令到各级指挥员，都身先士卒（土城战役时，朱德就曾亲自端起机枪冲锋）。据不完全统计，红军在长征中牺牲的留下姓名的营级以上指挥员共432人。红军长征历经14个省，翻越了约40座大山，跋涉了近百条河流。许多险关、激流，都有敌人的重兵把守，用毛泽东的话讲，“天上每日有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红军一路斩关夺隘，大小战斗600余次，击溃和歼灭敌人数百个团的兵力，俘虏敌军两万余，攻占62个中小城镇。这些战斗形势之险恶，战事之激烈和红军将士之英勇，无法用言词来形容。正是红军将士上下一致、同仇敌忾，硬是走通了前人走不通的路，战胜了极其凶残的敌人，从许多被注定为覆灭之地杀出了一条生路。
红军长征所经过的地区，大多数是人烟稀少的贫困地区，甚至是没有人烟的原始森林和茫茫水草地。这些地方远离文明，缺少粮食，没有医药，而且地势险峻，气候变化无常。千年雪山，积雪终年不化，人烟绝迹。红军将士手拉手，甚至用绳子连在一起，不，是把生命绑在一起攀登跋涉。一支身着单衣、饥寒交迫的疲惫之师，凭着阶级的友爱，抱着必胜的信念，一步一步，艰难而又豪迈地征服了一座座雪山。茫茫草地，一望无边，时而雷雨风雹，时而烈日炎炎。许多人走着走着倒下了，就再也没有站起来，还有的人一脚踏入沼泽，别的同志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战友活生生地被泥潭吞没而无力救援。到后来，连掩埋战友遗体的力气也没有了，后续部队不是靠路标，而是循着烈士的尸骨辨别前进方向。有人估计，草地吞噬的红军将士的生命，相当于长征中各次战斗中牺牲人数之和。在过草地时，战士们互相推让干粮袋中最后一把青稞，把生的希望留给战友，自己宁愿选择饥饿和死亡。毛泽东把为自己准备的担架让给病号，周恩来把自己粮袋中最后一点青稞面煮成汤与战士共享，朱德亲自为部队寻找辨别可以吃的野菜，贺龙钓鱼为战士煮鱼汤……成为世代传颂的佳话。这种崇高的阶级友爱，激励和温暖着革命大家庭的每一个成员。生命跨越了时空，不再是自己的，而是成为一个大“我”，活着就是一切，走出草地就是胜利。支撑着红军英雄们身躯的，不只是食物，也不只是意志，而是阶级兄弟的情谊和对革命必胜的坚强信念。正是这种精神和情感，使红军终于战胜了生存极限的困难，成为绝境天兵。
北上抗日、共赴国难是红军长征胜利的旗帜
当全国各路红军被迫进行战略大转移时，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也在步步深入，中华民族陷入空前的生存危机。中国共产党人和各路红军一方面不得不同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发动的全面“围剿”进行殊死的阶级搏斗；另一方面还必须进行抵抗日军侵略的全民动员和准备，肩负起拯救民族危亡的历史责任。长征是英勇的红军将士冲破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征服万水千山奔赴抗日前线的过程，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指战员宣传抗日主张、动员全国民众共同拯救民族危亡的过程。1934年7月，第一个踏上长征路的红七军团就是以抗日先遣队的名义出征的（红二十五军是以第二抗日先遣队的名义出征的）。“北上抗日、共赴国难”是各路红军长征的动员令，也是他们一致的奋斗目标。在长征途中，各路红军大力宣传抗日救国主张，发动沿途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帮助组建抗日义勇军、抗日救国军、抗日大同盟等组织团体。例如，红二、六军团曾经组建了以周素园为司令的贵州抗日救国军，红四方面军一度将红三十二军改编为抗日救国军。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毛泽东在同张国焘争论应在何处建立根据地时，就把革命低潮时的退却（被迫寻找立足的新根据地）同迎接革命新高潮的进攻联系起来，提出北上抗日，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促进全国抗日高潮的正确方针。稍后，在共产国际七大精神的指导下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的《八一宣言》，对中国共产党确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1935年12月17日，刚刚抵达陕甘根据地不久，毛泽东就在中央中共政治局瓦窑堡会议上提出：战略方针应是坚决的民族革命战争。针对蒋介石集团为置红军于死地而发动的大规模“剿”共战争，他又提出首先把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相联系，一切战争都在民族战争的口号下进行。会后，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做《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首先从敌我力量的对比和蕴藏在中国各阶层人民中的巨大潜力与积极性，论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接着，分析了国民党阵营的分化，即民族资产阶级在民族危机时刻的动摇和转变，阐明同民族资产阶级在新的条件下重新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从而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切实地提出“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战略任务。为了纠正党内的关门主义倾向，中央中共政治局瓦窑堡会议决议特别明确党的性质：不仅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而且是中华民族解放的先锋队。这标志党的政治路线的转变。
北上抗日和建立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战略，顺应了民心，也切合红军和中国共产党人所面临的实际。正如斯诺当年所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心理因素，它有助于他们把一种有可能变成败坏士气的退却转变为斗志昂扬的胜利进军”。遵循这一战略，毛泽东和中央中共制定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如在党内和红军中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教育、调整国内阶级关系、改变对富农政策等。特别是在不得不继续和前来进犯的国民党军队进行激战的情况下，以民族大义为重，置十年的血海深仇于心外，积极与“围剿”自己的国民党军，甚至是蒋介石本人，进行联系，商谈停止内战和合作抗日。当时，中央中共和毛泽东制定和实施了创建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以此促成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和方针，适时地引导党的政策逐步实现了由“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的转变。通过这些战略、方针、政策和步骤，促成了三大主力红军会师西北，巩固和发展了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团结起全国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各阶层群众，掀起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从而使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转危为安，使中国革命由低潮走向高潮，并在更深远、更广泛的意义上为中国革命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长征成为中国革命的转折点。
总之，在危难之际人们出于求生存的本能每每能迸发出精诚团结之心，但同时也总伴有惊慌、涣散和屈服。源自求生本能的合作，往往只是直接相关者在局部环节上的短暂合作。而红军将士在万里长征的两年光阴中所呈现的军民之间、官兵之间、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生死与共的亲密团结，以及整个中华民族后来所结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则是用求生本能所无法解释的。长征的光辉历程表明，这种团结必须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的统率，必须有一大批经得起磨难考验的骨干力量去忘我奋斗，必须有崇高的理想和信念为支撑，还必须有现实的目标和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做引导；这种团结是有原则的团结，是在同有碍奋斗目标实现的各种力量和思想进行斗争中达成的团结。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长征这一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以高超的领导艺术和坚忍不拔的精神，克服千难万苦促成这种团结，从而形成了无坚不摧的钢铁力量，终于赢得长征的胜利，谱写了中华民族奋斗史上前无古人的英雄史诗。（编辑 潘 鹏）
（执笔人：蒋建农，中央中共党史研究室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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