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世祖忽必烈(1215-1294)是成吉思汗第四子拖雷的儿子。在忽必烈以前,成吉思汗、窝阔台汗(成吉思汗第三子)、贵由汗(窝阔台子)、蒙哥汗(拖雷子)四个君主,都叫做汗,国号都叫蒙古。忽必烈初即位,国号没有改,先照中原王朝的办法,使用年号,先称中统”。1264年,把中统五年改为至元元年。到了1271年,即至元八年,索性把国号改做“大元朝”。成吉思汗等的元太祖、元太宗、元定宗、元宪宗四个庙号,都是至元初年追谥加上的。
元世祖统一中国
另外一面,从唐朝衰落以后,中国长期没有完全统一。北宋时,有辽、宋、西夏、大理四国,还有分崩离析的吐蕃以及一些地方性政权。南宋时,金代替了辽,但是辽人在葱岭东西又建立了一个大国西辽。谁能完成统一的任务?宋朝日益衰弱,连保全自己也办不到,于是这个任务不能不落到新兴的蒙古贵族的身上。
这样说,是不是等于武力万能。不,统一当时不能不通过武力征服来实现,但是光靠武力征服决不能实现巩固的统一。蒙古征服者建立过四大汗国,东欧的钦察汗国和西亚的伊儿汗国,何尝不煊赫一时,一就完了;东方的察合台汗国和窝阔台汗国又何尝不如此。四大汗国都是松散的许多王、侯的领地的联合,他们被大汗的武力所压服,不能不俯首听命,只要大汗的实力发生了问题,这个联合就维持不下去了。
怎么办才能够巩固统一的局面?关键所在,还是西汉陆贾对汉高祖说的那句话,可以在马上取天下,不可能在马上治天下。蒙古贵族要懂得这道理,就必须虚心学习汉人封建社会的文明。从成吉思汗到蒙哥汗,他们都学了一点,但是都学得不系统,不深入,学习的态度也不见得很自觉。
只有元世祖忽必烈,学得最努力,也学得最成功,因此他能够把蒙古汗国的主要部分变成了元朝。从1276年灭南宋起,经过元、明、清三代,直到现在,七百多年,中国始终保持统一的局面。我们只要想到这一点,我们就不能不承认元世祖是对历史大有贡献的人物。
让我们来看看他是怎样取得成就的吧。
远征云南
蒙哥汗二年(1252年),蒙哥汗命皇弟忽必烈领兵取云南。据《元史·世祖本纪》所说,从甲辰年起,他就想大有作为,延请四方文学之士,向他们请教为政之道了。甲辰是1244年,忽必烈虚岁三十岁。从这一点看,他似乎已经觉察到,光靠蒙古汗国原来的一套,是不足以大有作为的了。他接到了远征的任务,就先向这些人请教。有一个徐世隆,是金朝的进士,他答道:
“孟子说过:'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君王不喜欢杀人,天下可定,何况区区的大理国!”
忽必烈听了,并不嫌他迂腐,欣然接然。还有一个姚枢,洛阳人,是个有名的理学家。他在晚间宴会时讲宋太祖派曹彬下江南,兵进金陵,不乱杀一人,市街秩序如常。忽必烈听了,当场没有做声,第二天行军时,在马上对姚枢说:
“你昨天讲的曹彬不杀人的事情,我办得到。”
姚枢在马上拱手道贺,说:“大王能够这样,百姓得以全胜,国家有福了。”
蒙古军所到,动辄屠杀。从耶律楚材起,为蒙古汗国工作的中原人,特别是其中的文官,多次提出少杀人的忠告。但是耶律楚材劝窝阔台不屠汴京,只能以杀了就得不到能工巧匠为理由,假使他也引孟子的话,讲曹彬的先例,显然不会有什么效果。只看这一点,忽必烈就比窝阔台进步多了。
取云南,在军事上是很困难的任务。难处不在于打,而在于走。当时蒙古早已占有四川以北各地,宋朝确保川东,川西的情形很混乱。1252年,一支蒙古军就掠成都,逼嘉定(今四川乐山),然后退去。这是向宋朝示威的行动。忽必烈军以临洮(今属甘肃)为出发点,向南到云南,必须穿过成都平原以西地形险阻、气候恶劣的荒凉地区。从古以来,没有过大部队在此行军成功的先例。
蒙哥汗三年(1253年),忽必烈于八月里在临洮集结部队,渡河到洮河西岸,长驱南下,在九月里到达忒刺。这地方在今四川宜宾以西,已在今四川、云南省界上了。蒙古军沿路并没有敌人,但是必须克服行军的困难。他们势必穿过今川西阿坝藏族自治州等地,也就是红军长征经过的地区。蒙古军行军路线的详情,因资料缺乏,无从确指,但从他们行军的方向来看,他们是不能不走过这一带的,当然,经过的具体地点不一定会与长征相同。
忽必烈在忒刺把全军分成三路,自己率领中路军,兀良合台率领西路军,抄合率领东路军。忽必烈军在十月里过大渡河,在山谷中跋涉二千余里,到金沙江,乘革囊和筏渡江。兀良合台军从旦当岭进入云南。旦当岭在今云南中甸,离大理还有四百多里。这一带的金沙江的流向从北而南。良合台到了旦当岭,还在江的东岸,要进攻大理,非渡江不可。他们用的器材,自然也只有革囊和筏。金沙江的水流非常湍急。那些从北方干燥的草原上来的将士和马,居然能够抱着吹足了气的革囊,伏在被急流冲得起伏不定的筏子上,胜利完成渡江的任务。他们的精神毅力确实很了不起。
战斗是没有什么值得讲的。十二月,中路军占领大理城,西路军也继之而至。第二年,蒙古军兀良合台部推进到押赤城(今滇池旁),擒获大理国王段智兴。唐朝天宝年间云南脱离中原政府管辖的局面结束了。
开府关中
蒙古统治者初期常用把土地人户分给贵族的办法,这其实就是分封诸侯。几个大的汗国就是这样产生的。不仅如此,在蒙古本部和中原,也有诸王的封地,甚至有几个降将,如山东东平的严实,号称是个万户的官,也父子世袭,形同割据。窝阔台汗听了耶律楚材的谏劝,说是停止了这制度,实际上没有变,地方官仍由诸王贵戚任命,所以仍旧和分封没有区别。共,圆 鼠蒙哥汗即了位,依照旧习惯,命漠南各地都由皇弟忽必烈统辖。
忽必烈接受了任命,宴请部下。大家都向他祝贺,只有姚枢不发一言。忽必烈不知道他葫芦里卖什么药,席散之后,把他留下,问他为什么不开口。姚枢才不慌不忙地讲了一番不可以接受的道理,他说:
“现在天下各地,土地广大,人口众多,财物殷富,都以汉地为最。如果全部归属于大王,天子还剩了些什么?将来必然翻悔,要收将回去,那时就危险了。不如只掌兵权,民政让各有关部门掌管,这样安稳得多。”
忽必烈听了,恍然大悟,照他的意见禀报蒙哥汗,得到他的同意。
蒙哥汗三年(1253年),蒙哥汗大封同姓,叫忽必烈在关中和南京(指河南,开封为今南京)两地中任择其。姚枢劝忽必烈挑关中,理由是黄河下游河道多变,自然条件太差。我在前面说过,南宋初年,杜充决河,黄河开始和淮河合流。此后几十年,黄河泛滥不定,金朝政府根本不去治理。金世宗大定八年(1168年),在杜充决河的老地方,又发生了一次大决口。以后黄河有时分两股,有时分三股,泛滥了多年,逐渐形成全河入淮的形势。豫东、皖北、山东各地在北宋时都可以算是发达地区,从此以后便每况愈下,所以姚枢劝忽必烈不要挑南京。
忽必烈在关中很有点作为。他用廉希宪做京兆宣抚使。廉希宪是畏儿人,廉是他的汉姓,他号称“廉孟子”,信仰孟子行仁政的思想。关中诸王贵戚颇多,民族也较复杂。他到任之后,抑强扶弱,惩治奸暴,毫不手软。这时他不过二十多岁,公务却办得十分出色。忽必烈又用姚枢做劝农使,发展生产,举办屯田;用理学家许衡做京兆提学,在郡县分设学校。
忽必烈这样办事,当然要引起一部分蒙古贵族的反感。有些人不欢喜他重用汉人,实行汉法;有些人认为他笼络中原人心,将不利于蒙哥汗。蒙哥汗七年(1257年),大汗听信左右挑拨,派阿蓝答儿和刘太平到关中查办财政问题。这两个人大权在手,作威作福,不管你什么人,都要传来审问。蒙哥汗还准许他们便宜行事,对忽必烈手下人员,结案之后,不待奏报,就可以正法。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又是姚枢劝他,此事无法硬顶,只有带上家属,回到朝廷,表示不再出外,自然可以解除蒙哥汗猜疑的想法。事情果然不出姚枢所料,兄弟两人见了面,大家都流下了眼泪。蒙哥汗见忽必烈并没有异心, 便把两个查案的使臣撤还,但是忽必烈在关中兴办的各种事业也全部停止不办。
蒙古统治者的保守落后势力如此之大,忽必烈不做大汗,就不可能大规模地进行改革,这是明摆着的事实。
刘秉忠设计开元朝
蒙古汗国为什么改叫大元?《易经》有“大哉乾元”的话,这就是元朝国号的出处。历代国号前的“大”字,是臣下或属国对它的尊称。元朝的“大”字,却是国号上固有的。提出改变国号的建议人是子聪和尚刘秉忠。这个人可以说是开创元朝的设计师。
刘秉忠是个博学之士,在蒙古军初入中原的乱糟糟的时代,找不到良好的出路,才做了和尚。1244年,跟一位禅师去见忽必烈。忽必烈召见的本来是那位禅师,但是听了那位不满三十岁的青年僧人的议论后,他马上理解到这是自己最需要的人才,把他留了下来。后来刘秉忠因父亲去世,回家守孝。期满以后,忽必烈又把他找去。 几年下来,刘秉忠也看清楚忽必烈是一个可以大有作为的领袖人物了。蒙哥汗元年(1251年),他写了一封长271信给忽必烈,提出了比较有系统的政治主张。
他提出历史上五个可以师法的皇帝、一汉文帝、景帝、光武帝、唐太宗和开元时期的唐玄宗。他敢于说:“以马上取天下,不可以马上治。”他要忽必烈做周公。周公是周武王的兄弟,忽必烈是蒙哥汗的兄弟。周公是周朝创业的大政治家。刘秉忠提出这个榜样,他对忽必烈显然有极高的期望。我想不必多讲他提的具体主张了,总之,从财赋、吏治、教育、纳谏、刑狱到修史、修历,都讲到了。
忽必烈在开平会见了一批拥护他的贵族,就以受他们“劝进”为根据即位。阿里不哥等他已经正了位号,才在和林即位。从此弟兄两个打了几年内战,最后阿里不哥只好投降,那时已在至元元年(1264年)了。
我回过头来,再讲刘秉忠这个设计师的工作。忽必烈即了位,就向刘秉忠请教治天下的方案。他斟酌古今,奏报上去,忽必烈一一实施。第一件是定年号,第二件是定官制。蒙古汗国本来并没有系统的官制,到了中原,照金朝制度,设了些行省、元帅、宣抚等官。刘秉忠和许衡订定一套制度,中书省管行政,枢密院管军事,御史台管弹劾官吏等事,其余各种中央职能机关和地方行政制度,也都参照宋金制度,一一订定。蒙古汗国从此才有完整的行政制度。
刘秉忠做了多年“设计师”,但是依旧是个和尚,没有任何官职,人家把他叫做聪书记。中统五年(1264年),由翰林学士承旨王鹗提议,忽必烈才叫他还俗,赐名秉忠(原名侃),官封太保,参预中书省事。他的职务,说是“参预”,实际上还在丞相之上。这年,他又建议两件大事,一是定燕京为首都,改名中都,从此元朝一直把上都(即开平)和中(大)都作为两个都城;一是把中统五年改叫至元元年。看来他早已要改变国号,不过时机尚未成上先透点消息至元四年(1267),刘秉忠奉命在中都城的北面另筑新城。八年,时机成熟了,正式提出改变国号。再下一年,中都新城改称大都城。
刘秉忠的设计工作完成了。至元十一年(1274年),他去世了。这时正在灭宋的前夕。
做全中国的皇帝
至元十一年,元世祖命伯颜领兵灭宋。他对伯颜的嘱咐就是当年姚枢讲的曹彬下江南不杀人的故事。元明之际人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里保存着元世祖下江南的檄文,文中有“宅中图大,天开一统之期;自北而南,雷动六师之众。先谓吊民而伐罪,盖将用夏而变夷……”等话。他不仅公开提出用兵的目的在统一,而且自居于“夏”。当然,他的宣言不能改变战争的性质,那是征服战争。我们肯定的只是统一的结果,所以我们决不能因有统一的结果而否定南宋军民抵抗的正义性。
元世祖禁止杀掠是真心的,不过将领一般都阳奉阴违。元兵下江南,基本上是势如破竹,但是至元十二年1275年)的常州争夺战却打得非常激烈。姚枢告诉世祖:“今自夏徂秋,一城不降,皆由军官不思国之大计,不体陛下之深仁,劫财剽杀所致。”他要求重申不杀人的命令,以瓦解宋人的斗志。世祖自己也知道军官不肯不杀不抢,他下诏给降将高达,老老实实地承认,蒙古人不懂如何“保守新附城壁,使百姓安业力农”的一套,叫他便宜行事,尽量做得好一点。他还派那个廉孟子到江陵去;专办禁止剽掠、恢复地方秩序的工作。
临安投降后,北兵要讨“撒花银”,是由宋朝官吏征集的,而且不像金兵在东京把整个城市挤干榨光,比较有限度。宋朝宫廷中的图书、仪仗、祭器、乐器等等,当然全部运往大都,但临安这座城市并没有被破坏。这与北宋末金兵破东京,金末蒙古兵破中都和汴京相比,大不相同。我这样说,并不是要歌颂元世祖,只是说元世祖比那些女真族、蒙古族的统治者进步,也就是说,比他们文明。
元世祖灭了南宋,大量起用南人。我们知道,蒙古统治者把人分做四等:蒙古人、色目人(各色各样外来人)、汉人(原金朝辖境里的汉人、契丹人)、南人(原南宋辖境里的汉人和其他各族人)。元朝的官署一般由蒙古人(或色目人)任正职,汉人任副职。至于南人,常要受到歧视。忽必烈很想打破这个传统,他取得一点成效,经常碰到阻力,同时也应该承认,他自己也不免受到传统的影响。
南宋降臣受世祖重用的,以范文虎最为突出。范文虎做南宋大将时,毫无值得称道的事迹,但是世祖认为此人很有才干,用他做中书左丞、商量枢密院事。他的看法很可能有根据,否则他何必厚爱一员降将。世祖努力争取南人,在亲自向文天祥劝降这举动上,也表现得很明白。
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他派集贤直学士程文海到江南访求人才,是争取南人的一件大事。程文海字钜夫,因避元武宗讳,后来都叫他程钜夫。世祖下令把他安排为翰林集贤直学士。
这一年,世祖要任命他做御史中丞。御史台的官员反对,说他是南人,年龄也太轻。世祖大怒,骂道:“你们没有用过南人,怎么知道南人不可以用!从今以后,各个机关都要参用南人。”于是命他仍旧做集贤直学士,加上 一个侍御史,管御史台的事情,而且派他到江南去访求人才。他访到的人才有赵孟、叶李等二十多人。世祖把他们全部录用了。
这二十多人,以赵孟頫和叶李最为知名。
赵孟頫是宋太祖的直系子孙,世居湖州。他字子昂号松雪道人,是有名的书画家,他的妻子管仲姬,书画也 有一定成就。宋亡之后,闲居湖州。这番被程钜夫荐给世祖,他不一定愿意,因为他一直感到自己的出处有问题,但是也没有办法拒绝。我们自然高度评价诗人谢得那样拒绝仕元绝食而死的高风亮节,但是对于没有死的赵孟頫也不必过于苛责。
孟到大都时才三十多岁,在元朝经常做文学侍从之臣,前后三十多年,在元仁宗时做到翰林学士承旨。他初到大都时,听见有人主张赃款满至元钞二百贯就要处死。他见钞价的趋势是不断下跌,这样立法,势将使若干年后,人们会因轻罪被处死,就不顾宋朝宗室的身份,侃侃而谈,提出异议。后来在山东做地方官,判断案件,也很公正。从这些表现来看,他并没有做什么不利于人民的事 叶李字太白,又字舜玉,是杭州人。宋末以太学生的 身份,上书攻击权臣贾似道,被流放到漳州。宋亡以后,隐居富春山。元朝地方官多次请他出山,他都没有答应。
后来元世祖看到他当年攻击贾似道的信,十分赞赏,就任命他做浙西道儒学提举。使者还带去丞相安童的信,说明皇帝赞许他的忠言说论的意思。叶李见了此信,才改变宗旨,接受官职。这次程文海到江南,世祖叫他一定要请叶李到大都。世祖接见之后,令他每五天一次,进宫议事。
五六年中间,由御史中丞、兼商议中书省事改任尚书左丞、右丞,这些官职只比丞相稍低,都参与机要事务。世祖命李庭讨伐北边的叛王。政府军和叛军的将校都是蒙古人,有的还彼此很熟悉,在阵上见了,谈个没完,不肯真打。世祖很伤脑筋。叶李献计,出敌不意,突然出动大队汉兵,必可取胜。世祖依计行事,果然得胜。
叶李在元朝朝廷中虽然得意,也免不了有波折。元朝制度,行政中枢是中书省,尚书省或设或不设,设尚书省时,主要任务在搜括财货。这时尚书省的主官是畏儿人桑哥,叶李与他共事,关系不错。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桑哥因专权罢相被杀,叶李也被连累罢官。他南还后不久就去世了。
从上面所叙的人和事来看,元世祖在灭宋前重用了不少汉人,在灭宋后也起用了不少南人。他的确要网罗南北各族人才,共同治理天下。他努力要做一个全中国的皇帝,而且基本上是做成功了。
当然他也有做得不够和做得很不好的地方。
元世祖死于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正月,宋亡之后,他统治全中国达十八年之久;如以山之战的时间为准,也有十五年。在这漫长的时间中,他并没有给全国人民特别是南方人民以休养生息的机会,反之,却干了许多劳民伤财的事情。
他发动进攻日本的战争。舰队被台风摧毁,将士逃回得十无一二,范文虎带的南军(南宋降兵)只剩了三个人。江南各地因兴造海船,徭役繁重,激起了两百多次反抗行动。他还发动过进攻占城(今越南中南部)、安南(今越南北部)、爪哇等对外战争,一无所获,耗费巨大,也因而激起南方人民的多次反抗。
他既要网罗江南人才,又派粗暴的杨琏真伽到杭州去做什么“江南释教总统”。此人不弘兴佛法,却去挖掘南宋诸帝陵墓,盗取珍宝,做出大大刺激江南人民感情的举动。
他没有恢复唐宋以来的科举制度,当时并不是没有人说过,而是他没有接受。科举在古代不管有多少毛病,总是给广大士人上进的途径。元世祖不搞。他的后人,直到延二年(1315年),元仁宗才恢复进士科,从宋亡算起,足足中断了四十年。以后终元之世,也是断断续续的,与以前的唐宋辽金,以后的明清,都大不相同。
元世祖在各地设立的儒学提举司,也是有时设置,有时撤销。中国历代一般都注重广泛吸收士人,扩大统治基础。但从上面说的情形来看,元朝对这一条显然重视得不够。元世祖是第一个统治全中国的蒙古族皇帝,他没有好好制定政策,规定制度,这是很大的缺点。
讲到这里,读者也许会想起元朝人分十等、“九十丐”的传说。这其实是当时说笑话的艺人挖苦儒生的说法,见于遗民谢枋得的文章《送方伯载归三山序》。谢枋得很有感慨地说:“介乎娼之下,丐之上者,今之儒也。”他是看见那些求为元朝所用而不可得的儒生的种种丑态,觉得艺人说得“七匠八娼,九儒十丐”,讽刺得很有力量,并不是说元朝真有这种制度。
【完】
